车迟国王偏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二十年前大旱，民生国本，都遭威胁，只好家家焚香，人人求雨，当此之时，道士求得来雨，和尚求不来雨，不崇道抑佛还反过来不成？

那车迟国王该算是个现实主义者，不过行事实在有些偏激。这一场大考验后，崇道也有些过，君臣结亲，上殿不礼；抑佛也实在有些太过，拆了寺院，把和尚都贬与道人为奴，也不准还俗，也不准还乡。

以国王为人，我猜那场大雨之前，和尚的处境应该也还不错，不料罹此大难，二十年中无数折磨，两千余众，累死病死六七百，自尽而死七八百，还有五百个，寻死多少次，只是神不让死，在他们看来也不是福，只是苦捱着长受罪而已。实在可怜。

道士就到底得益了吗？也未必。二十年中颐指气使，身福算享尽了，也有无限尊荣，可是离修真的宗旨确是渐行渐远；一朝到头，三位师父身死名败，多少儿徒难免星散。也是可怜。

下边的和尚过不好，道士也过不好，在上位的国王就过得好吗？未必。二十年中，多听了多少是非话，难免费心生气，结果还是国力空耗，国民不安，自己行著于史，为后世耻，怎么会过得好？

在上的，在下的，谁都过不好，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听话。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政权结构、我们的教育结构，都强调一件事，那就是“听话”，上有令，下必达。从社会运行机制来说，这本是应有之义，没有合理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即无所谓社会结构的存在。但问题在于，一般所“听”的“话”，却不等于理论上应有的最优决策——经合理意见集中机制，能代表最大利益——而往往和在上位的具体的人相联系，所谓系于一身。这个人的个人学识品德的影响就被极大放大了。对社会来说，这是风险极端集中，对上位者来说，又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的过度压力，都是不利的。

不做社会分析。单从上位者和下位者个体简单看。上位者由于心理重担，往往会有两个不同倾向:一是觉得自己果然天纵奇才，滋长傲慢之心；二是觉得不堪其负，推托谢责。关于谋一己私利的事相对倒算小事。下位者也有两个倾向:一是顺从上意唯命是从，自己不再承担思考责任，不再发挥个体作用；二是谄媚取容。可以看出，无论哪个倾向成为现实，都是不好的，对整个社会不好，对其中的每个人都不好，包括上位者和下位者。翻翻历史，看看现实，我们又不得不很遗憾的承认，这些倾向几乎总是成为现实。

怎样才能脱出这个魔圈，让大家都过得好些？主要的思路应该是把所“听”的“话”从上位者的意见变为民意集中的最优意见，或者从具体意见变为大家广泛认可的原则方法。这样，大家在思考看待问题时，就比较容易跳出个人利益的狭隘视角，而能从更理性的角度看待。

果能如此，车迟国王对佛道有了轻重心也没关系，他只是个人看法，不见得能导致集体政策的变化；即使集体看法有个偏重，也不见得就能低此高彼到那样偏激。佛道皆得所安，人民熙熙和和，国既壮盛，王亦安枕，其乐为何如。

那到底能不能做到这样呢？能。把事态完全扭转过来后，孙悟空并没有报复性要求抑道崇佛，而是恳切劝告车迟国王:“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这不正是跳出自己和尚角度小利益的大眼光？

我们的教育，正是要能教出这样有大眼光的学生，那才算成功，才算恰当履行了社会职责。当然了，这要求我们老师既不做车迟国王言出法随，也不让学生或做车迟和尚唯唯求容，或做车迟道士得誉骄横。目前来说，达到这要求还是有相当难度的。

也许有人要说，这也太麻烦，我脱出这烦恼圈，不掺和这些破事，不做上不做下，就做个逍遥派多好。其实不然，只要你在这个社会中，怎么会脱得出去？你以为车迟国一般民众没有这种想法？他们也不当道士，也不当和尚的，可是也不要想扯离这是非，一声捉和尚，“莫说是和尚，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这些都是没准头的，谁也可能碰上。说冤枉是冤枉极了，说不冤枉吧，也有些对，谁叫你从开始就不发表意见，放弃了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