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求知若渴，虚心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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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是一只杯子。如果你用它来盛天上的净水，你就是一个圣徒。如果你用它来盛大地的佳酿，你就是一个诗人。如果你两者都不肯舍弃，一心要用它们在你的杯子里调制出一种更完美的琼液，你就是一个哲学家。
在艰难中创业，在万马齐喑时呐喊，在时代舞台上叱咤风云，这是一种追求。
在淡泊中坚持，在天下沸沸扬扬时沉默，在名利场外自甘于寂寞和清贫，这也是一种追求。
在人类的精神土地的上空，不乏好的种子。那撒种的人，也许是神、大自然的精灵、古老大地上的民族之魂，也许是创造了伟大精神作品的先哲和天才。这些种子有数不清的敌人，包括外界的邪恶和苦难，以及我们心中的杂念和贪欲。然而，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内在的悟性。唯有对于适宜的土壤来说，一颗种子才能作为种子而存在。再好的种子，落在顽石上也只能成为鸟的食粮，落在浅土上也只能长成一株枯苗。对于心灵麻木的人来说，一切神圣的启示和伟大的创造都等于不存在。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现代世界是商品世界，我们不能脱离这个世界求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不是全部事实。我们同时还生活在历史和宇宙中，生活在自己唯一的一次生命过程中。所以，对于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能只用交换价值来衡量，而应有更加开阔久远的参照系。在投入现代潮流的同时，我们要有所坚守，坚守那些永恒的人生价值。
一个人一旦省悟人生的底蕴和限度，他在这个浮华世界上就很难成为一个踌躇满志的风云人物了。不过，如果他对天下事仍有一份责任心，他在世上还是可以找到他的合适的位置的，守望者便是为他定位的一个确切名称。守望者的职责是，与时代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守护人生的那些永恒的价值，瞭望和关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
守望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并不直接投身于时代的潮流，毋宁说与一切潮流保持着一个距离。但他们也不是旁观者，相反对于潮流的来路和去向始终怀着深深的关切。他们关心精神价值甚于关心物质价值，在他们看来，无论个人还是人类，物质再繁荣、生活再舒适，如果精神流于平庸、灵魂变得空虚，就绝无幸福可言。所以，他们虔诚地守护着他们心灵中那一块精神的园地，其中珍藏着他们所看重的人生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同时警惕地瞭望着人类前方的地平线，注视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
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信仰，标准不是看他是否信奉某一宗教或某一主义，唯一的标准是在精神追求上是否有真诚的态度。一个有这样的真诚态度的人，不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佛教徒，还是苏格拉底式的无神论者，或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者，都可视为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相信人生中有超出世俗利益的精神目标，它比生命更重要，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为之活着和献身。他们的差异仅是外在的，他们都是精神上的圣徒，在寻找和守护同一个东西，那使人类高贵、伟大、神圣的东西，他们的寻找和守护便证明了这种东西的存在。
在一颗优美的心灵看来，整个现代商业化社会就像一个闹哄哄的大市场。人们匆忙地活动着，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为了赚钱和增值财富。无头脑的匆忙，使人永是处在疲劳之中，独处时不复有静谧的沉思，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温馨的交往。他望着这些忙碌奔走却又麻木不仁的现代人，只觉得他们野蛮。
我们刚刚告别生活一切领域缩减为政治的时代，一个新的缩减旋涡又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们。在这个旋涡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精神冒险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要之，一切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当下的官能享受。
释道二教，其原初的出发点都是一种哲学的觉悟，要摆脱生死的纠缠。但是，一经传播，便离初衷愈来愈远。适意淡泊的老庄哲学变成了装神弄鬼的妖术，虚无悲观的佛陀哲学变成了积善图报的谋略。大乘宣称要普度众生，为此不惜方便说法，把佛理改造得适合众生的口味，其结果真不知是佛把众生度出了苦海，还是众生把佛度入了尘嚣。
哲学开始于惊疑—惊奇和疑惑。惊奇面对自然，由惊奇而求认知，追问世界的本质；疑惑面对人生，由疑惑而求觉悟，追问生命的意义。哲学之所思无非这两大类，分别指向我们头上的神秘和我们心中的神秘。
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都不可能有所谓标准答案，可贵的是发问和探究的过程本身，哲学的价值就在于使我们对那些根本问题的思考始终处于活泼的状态。
哲学并不提供答案，它只是推动你去思考。在哲学中第一位的是问题，如果你没有问题，哲学对于你的确是没有用的。
哲学是想根本问题。一个人如果不想根本问题，哲学和他就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人即使去看哲学书，看到的也不是哲学，而是知识和教条。
一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当一个人的灵魂对于人生产生根本性的疑问时，他就会走向哲学。那些不关心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当然不需要哲学。
本真意义上的哲学不是一门学术，也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个向一切探索人生真理的灵魂敞开的精神世界。不论你学问多少，缘何谋生，只要你思考人生，有所彻悟，你就已经在这个世界里漫游了。我自己也只想做这样一个游客，并且恰如其分地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一种心灵游记。
哲学是对人类最高问题的透彻思考。对于何种问题堪称最高，哲学家们有很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看法如何不同，人类始终为某些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困扰着，因此对之作透彻思考的哲学就始终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下去。
哲学是人类的乡愁，是对人类永恒故乡的怀念和追寻。在哲学家心中，这种乡愁格外浓郁，他们知道，地图上的国家和城邦旋生旋灭，都不是真正的祖国。于是，作为人类的使者，他们走上了探寻真正的祖国的旅途。对于他们来说，胸怀宇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事实。他们决心探明世界的全貌和本质，在那里找到人类生存的真实意义和可靠基础。
我们平时所做之事、所过之生活只是一个局部，哲学就是要我们从这个局部中跳出来，看世界和人生的全局，由此获得一个广阔的坐标，用以衡量自己所做之事、所过之生活，用全局指导局部，明确怎样做事和生活才有意义。
哲学让人从当下的具体生活中跳出来，给人一个更高的视角。有没有这个更高的视角很重要，如果有，大苦难也会缩小，不能把你压垮，如果没有，小挫折也会放大，把你绊倒。你尽可以在人世间执着和追求，但是，有了哲学，你就有了退路。
哲学是分身术，把精神的自我从肉体的自我中分离出来，立足于精神的自我，与那个肉体的自我拉开距离，不被它所累。如果这个距离达到无限远，肉体的自我等于不复存在，便是宗教的境界了。
哲学和宗教都是终极关切，都要对世界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明。但是，它们寻求解答的手段却不同。在宗教看来，世界和人生的整体是一个神秘，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将它弄明白，唯有靠神的启示来接近它。相反，哲学只信任理性，要求对问题做出理由充足的解答。在这一点上，哲学又和科学一样。
如此看来，哲学家有一个宗教的灵魂，却长着一颗科学的脑袋。灵魂是一个疯子，它问的问题漫无边际，神秘莫测。头脑是一个呆子，偏要一丝不苟、有根有据地来解答。疯子问，呆子答，其结果可想而知。
哲学和宗教的区别在于，宗教在一个确定的信仰中找到了归宿，哲学则始终走在寻找信仰的途中。
哲学一方面寻求信仰，另一方面又具有探索性质，它的这个特点也许能够使之成为处于困惑中的现代人的最合适的精神生活方式。
哲学使我们在没有确定信仰的情况下仍能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哲学完全不能保证我们找到一个确定的信仰，它以往的历史甚至业已昭示，它的矛盾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这种信仰。然而，它的弱点同时也是它的长处，寻找信仰而又不在某一个确定的信仰上停下来，正是哲学优于宗教之所在。哲学使我们保持对某种最高精神价值的向往，我们不能确知这种价值是什么，我们甚至不能证实它是否确实存在，可是，由于我们为自己保留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的整个生存便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哲学使我们在信仰问题上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哲学所关注的是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精神价值，而任何宗教信仰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也都是对这些基本价值的维护和坚守，教义之争或者发生于其他问题上，或者是由于违背了这些基本价值。哲学的思考有助于把人们的目光引导到基本精神价值上来，促使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哲学在理性与终极关切之间保持着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使终极价值处在永远不确定和被追问的状态，防止信仰的盲目，另一方面使理性不自囿于经验的范围，力求越界去解决更高的任务而不能，防止理性的狭隘和自负。
现在人们大谈哲学的危机，但我相信，哲学必将带着它固有的矛盾向前发展，一代又一代的人必将不可遏止地去思考那些没有最终答案的根本问题，并从这徒劳的思考中获得教益。
任何一种哲学的核心都是非政治的。绝对，终极，永恒—怎么能是政治的呢？
人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实，哲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绝非这样简单。有时候，哲学恰好是非时代（永恒）、反时代（批判）的，它立足于永恒之根本，批判时代舍本求末的迷途倾向。
哲学关心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政治关心的是党派、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既不能用哲学思考来取代政治谋划，也不能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哲学问题。柏拉图试图赋予哲学家以最高权力，借此为哲学的生长创造一个最佳环境，这只能是乌托邦。康德后来正确地指出：权力的享有不可避免地会腐蚀理性批判，哲学对于政治的最好期望不是享有权力，而是享有言论自由。
哲学家对于社会现实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完全不关心，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一间隔离的圣所，它的祭司必须远离俗世，潜心真理。另一种是有所关心，然而是站在永恒的立场上来看时代，从坚守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的角度来关心政治，如席勒所说：在精神的意义上，摆脱特定国家和时代的束缚，做一切时代的公民，是哲学家的特权和责任。
以哲学为生活方式的人有以下主要特点：一、力求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二、除了理性的权威，不承认任何权威；三、关注思想本身而非其实用性，能够从思想本身获得最大的快乐；四、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五、为了精神的自由而安于简朴的物质生活。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一个伟大的提问者，他的问题—
一、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性追问，既属于人类，是人类永恒的问题，又完全属于他自己，是他灵魂中的问题。
二、也是他的时代的精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因而他的提问会对时代发生巨大影响。
三、他的提问和寻求答案的方式改变了哲学史上的旧思路，启示了新思路，使他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个好的哲学家并不向人提供人生问题的现成答案，这种答案是没有的，毋宁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提问者，他自己受着某些根本性问题的苦苦折磨，全身心投入其中，不倦地寻找着答案，也启发我们去思考和探索他的问题。他也许没有找到答案，也许找到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的答案只属于他自己，而他的问题却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时代、民族乃至全人类。
大体而论，哲学有四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伟大思想体系的创造，它属于哲学史上的天才。二是作为学术，它属于学者。三是作为思潮或意识形态，它属于大众。四是作为人生思考，它属于每一个不愿虚度人生的人。前两种属于少数人，不过学者与天才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同样，后两种属于多数人，而一个普通人是作为大众还是作为个人走向哲学，情况也迥然不同。在我看来，一个人不是作为大众追随一种思潮，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人思考人生，这是更符合哲学之本义的状态。
人们常说哲学是方法论，遇到什么具体问题，就说用哲学的方法分析一下。哲学中根本不存在这种可以用来解决一切具体问题的万能方法。哲学是让你想大问题，大问题想明白了，你面对具体问题就有了开阔的视野和从容的心态。它给你的是智慧和境界，舍此而求所谓方法，就是舍本求末，而这恰恰是违背哲学的本性的。
人生中有种种不如意处，其中有一些是可改变的，有一些是不可改变的。对于那些不可改变的缺陷，哲学提供了一种视角，帮助我们坦然面对和接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一种慰藉。但是，哲学不只是慰藉，更是智慧。二者的区别也许在于，慰藉类似于心理治疗，重在调整我们的心态，智慧调整的却是我们看世界和人生的总体眼光。因此，如果把哲学的作用归结为慰藉，就有可能缩小甚至歪曲哲学的内涵。
新思想的倡导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偏执狂，他对自己的发现有一种狂热，每每把它绝对化。一种新思想无非是看事物的一个新角度，仅仅是一个角度，但倡导者把它看作唯一的角度，把它变成轴心了。就让他这样做好了，否则很难引起世人的注意。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使人们摆脱习惯的角度，接受新的角度。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他的偏执并无大害，迟早会被克服，而他发现的新角度却永远保留下来了，使得人类看事物的角度日益多样、灵活、自由。于是，偏执辩证地导致了灵活。
新思想？天底下哪有什么新思想？人类的历史实在太漫长了，凡是凭人类的脑袋想得出来的思想，在历史上都已经提出过了。人们是很迟钝、很粗心的，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什么印象也形不成。于是有人出来把世界的某一因素加以夸大，说成是世界的轴心，大事宣扬一番。人们这才有了印象，并且承认这样做的人创造了新思想，是思想家。这派夸大了这个因素，那派夸大了那个因素，待到所有的因素都被夸大过了，又有人出来兼收并蓄，加以综合，于是又算提出了新思想，又成一派。以后呢，人类是很健忘的，它换个儿崇拜各种思想然后换个儿把它们忘掉，于是有人把人类早已遗忘的某种思想用新的术语装饰一番，重新搬出来，又算是创造了新思想。这就是人类的一部思想发明史，一部文化史。
曾经有一个时代，那时的作家、学者中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某种独特的精神历程，因而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他们的一生中，对世界、人生、社会的观点也许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不论这些变化的促因是什么，都同时是他们灵魂深处的变化。我们尽可以对这些变化评头论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由这些变化组成的他们的精神历程在我们眼前无不呈现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景观，闪耀着个性的光华。可是，今日的精英们却只是在无休止地咀嚼从前的精英留下的东西，名之曰文化讨论，并且人人都以能够在这讨论中插上几句话而自豪。他们也在不断改变着观点，例如昨天鼓吹革命，今天讴歌保守，昨天崇洋，今天尊儒，但是这些变化与他们的灵魂无关，我们从中看不到精神历程，只能看到时尚的投影。他们或随波逐流，或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也无非是随波逐流的夸张形式罢了。把他们先后鼓吹过的观点搜集到一起，我们只能得到一堆意见的碎片，用它们是怎么也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个性的。
人们常常叹息，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大作曲家、大科学家，等等。据我看，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重视、不支持。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创造者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夭折。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先秦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古希腊是欧洲文化的黄金时代，皆大师辈出，诞生了光照两千多年的精神宝库。可是，若要比GDP，那个时候哪里比得过今天！由此可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在财富和文化之间，完全不存在正比例关系。我甚至敢断言，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存在反比例关系，因为一个时代倘若把财富当作首要价值来追求，文化的平庸是必然的结果。
一个城市的建筑风格和民俗风情体现了这个城市的个性，它们源于这个城市的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消灭了一个城市的个性，差不多就等于是消灭了这个城市的记忆。这样的城市无论多么繁华，对于它的客人都丧失了学习和欣赏的价值，对于它的主人也丧失了家的意义。其实，在一个失去了记忆的城市里，并不存在真正的主人，每一个居民都只是无家可归的外乡人而已。
事实上，大学和研究机关里许多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心智生活，只是在做死学问，或谋生谋利。职业化的弊病是：精神活动往往蜕变为功利活动；行业规矩束缚了真才之人的自由发展。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精神探索者宁愿从事一种普通职业，而只在业余时间从事精神探索。
从事人文研究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说，其一，学者的方式，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其二，才子的方式，潇洒地玩学问，讲究趣味和风格，用文字展露机智和才情；其三，思想者的方式，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
有一些人的所谓做学问，不过是到处探听消息，比如国外某个权威说了什么话、发表了什么文章之类。我不否认了解最新学术动态的用处，但是，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这里，那就只是扮演了一个学术界的新闻记者的角色而已。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也许会听到各种芜杂的消息，却无法讨论任何一个问题。
有一些人俨然学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挂着各种学术头衔，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儿学问。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职业的需要而在做着学问，但心里并不喜欢，学问只是谋取职业利益例如职称、津贴、课题经费的手段。
天赋平常的人能否成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具体教育环境，学校能够培养出也能够毁灭掉一个中等之才。天才却是不受某个具体教育环境限制的，因为他本质上是自己教育自己。当然，天才也可能被扼杀，但扼杀他的只能是时代或大的社会环境。
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潜在的心智能力，教育是这个能力的生长。如果一个教育体制是好的，好就好在为生长提供了自由而又富有激励因素的环境。人是要一辈子学习的，学校教育只是为一辈子的学习打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自我教育的能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大不一样，那些走出校门后大有作为的人，未必是上学时各门功课皆优的好学生，但一定是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安排自己的学习的自我教育者。检验一个人的学校教育是否合格，最可靠的尺度是看他走出校门后能否坚持自主学习。
教育的真谛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育智力活动的习惯、独立思考的能力等等，这些智力上的素质显然是不可像知识那样传授的，培育的唯一途径是受具有这样素质的人—不妨笼统地称之为大师—的熏陶。大师在两个地方，一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另一便是在大学里，大学应该是活着的大师云集的地方。
今天的大学争相标榜所谓世界一流大学，还拟订了种种硬指标。其实，事情本来很简单：最硬的指标是教师，一个大学拥有一批心灵高贵、头脑智慧的一流学者，它就是一流大学。否则，校舍再大，楼房再气派，设备再先进，全都白搭。
有两个传承高贵的圣殿，一是优秀教师的课堂，二是摆满大师作品的图书馆。那些伟大的书籍记录了人类精神追求的传统，通过阅读它们，你就进入了这个传统。所以，一所好的学校，第一要有一批好的教师，第二要给学生留出自由时间，鼓励和引导高质量的课外阅读。其实这两点是互相联系的，一批好教师往往能带出良好的阅读风气，而唯应试是务的学校就必然剥夺学生的自由时间。
教育的目标，第一要让学生喜欢学习，对知识充满兴趣，第二要让学生善于学习，在知识面前拥有自由。一个学生在总体上对人类知识怀有热烈的向往和浓厚的兴趣，又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方向来安排自己的学习，既有积极的动力，又有合理的方法，他就是一个智力素质高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日后一定会自己不断地去拓展知识的范围，并朝某一个方向纵深发展。
教师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影响是在精神上，因此他自己必须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有一批心灵高贵、头脑活跃的学者，靠他们去影响学生，而体制优劣的标准就在于能否吸引和保护这样的学者。
教师自己是一个热爱智力生活、对知识充满兴趣的人，才能够在学生心中点燃同样的求知热情。教师自己是一个人性丰满、心灵丰富的人，才能够用贴近人性、启迪心灵的方式去教学生。
一种教育倘若完全不把人性放在眼里，只把应试和谋生树为目标，使受教育者的头脑中充满死记硬背的知识，心中充满谋生的焦虑，对于人之为人的精神性的幸福越来越陌生，距离人性意义上的优秀越来越遥远，我们的确有权问一下：这还是教育吗？
审美与功利的对立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凡是审美力锐利的人，对功利比较糊涂，而利欲熏心的人则对美不甚留意。有艺术气质的人，在社会阅历方面大多处在不成熟的童稚状态。
据我观察，对美敏感的人往往比较有人情味，在这方面迟钝的人则不但性格枯燥，而且心肠多半容易走向冷酷。民族也是如此，爱美的民族天然倾向自由和民主，厌恶教条和专制。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沉美感是压不灭的潜在的生机，使得一个民族不会长期忍受僵化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迟早要走上革新之路。
在孩子眼里，世界充满谜语。可是，成人常常用千篇一律的谜底杀死了许多美丽的谜语。这个世界被孩子的好奇的眼光照耀得色彩绚丽，却在成人洞察一切的眼睛注视下苍白失色了。
尽管美感的根源深植于性欲之中，可是当少年人的性欲刚刚来潮之时，他又会惊慌地预感到这股失去控制的兽性力量破坏了美感，因而出现性亢奋与性反感交错的心理。
在人的本能中，既有爱美、占有美的冲动，又有亵渎美、毁坏美的冲动。后一种冲动，也许是因为美无法真正占有而产生的一种绝望，也许是因为美使人丧失理智而产生的一种怨恨。
艺术家常常是不爱交际的，他太专注于内心了。在一般社交场合，他可能显得沉默寡言，心不在焉，因而在俗人眼中不是个有趣的人物。但不少人却把社交场合的活跃和有趣看作艺术气质的标志。
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他始终保持一颗纯朴的童心。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习惯和成见之囿，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的事务，却又不免显得不通世故，不合时宜。
诗意地理解生活，这是我们从童年和少年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可惜的是多数人丢失了这件礼物。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匆忙的实际生活迫使我们把事物简化、图式化，无暇感受种种细微差别。概念取代了感觉，我们很少看、听和体验。唯有少数人没有失去童年的清新直觉和少年的微妙心态，这少数人就成了艺术家。
每个人都有那种奇妙的瞬时的感觉，可是大部分人抓不住，日常琐屑生活的潮流把他们冲向前去了，他们来不及、顾不上去回味和体验。有些人抓住了，但不能赋予形式，表达不出来。只有少数人既能抓住，又能赋予形式，于是成为艺术家。
诗的使命是唤醒感觉，复活语言。内感觉的唤醒即捕捉情绪，外感觉的唤醒即捕捉意象。复活语言，就是使寻常的词在一种全新的组合中产生不寻常的魅力。
所以，诗就是通过语言的巧妙搭配把情绪翻译成意象。
为什么要把情绪翻译成意象呢？
情绪本身缺乏语言，直接表述情绪的词都过于一般化或极端化，抹杀了其中丰富的细微差别。直抒情绪的诗，听起来不是空泛，就是浮夸。语言表达意象的可能性却要宽广得多。因此，诗人就通过设计一个独特的意象，来间接地再现和唤起一个独特的情绪。
诗的材料（词）和哲学的材料（范畴）都基本上是现成的。在诗中，借词的新的组合表达出对世界的一种新的感觉，在哲学中，借范畴的新的组合表达出对本体（道、绝对、终极价值）的一种新的领悟，都可算作创造了。
诗人用语言锁住企图逃逸的感觉，又在语言中寻找已经逃逸的感觉。他敲击每一块熟悉的语词的化石，倾听远古时代的陌生的回声。
诗的最大优点是凝练。它舍弃了一切过渡。它断裂，浓缩，结晶，在太阳下闪烁奇异的光。你给它不同的光源，它就闪射不同的光彩。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不同的光源。
首好诗写出来之前，往往会有一种焦虑不安的感觉，似乎知道已经有某种东西产生了，存在了，必须立即把它找到，抓住，否则会永远消失。甚至有一种信念：连词句也已经存在于某个地方，那是独一无二、非此不可的词句，它躲藏着，问题是要把它找出来。最贴切的词句是找出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你一再尝试，配上不同的词，还是觉得不对劲。突然，你欣喜若狂了，一个准确无误的声音在你心里喊道：对，这就是我要找的！
诗是找回那看世界的第一瞥。诗解除了因熟视无睹而产生的惰性，使平凡的事物回复到它新奇的初生状态
当我从别人的诗中发现一个我熟悉的但没有捕捉到的感觉或意象时，我嫉妒了：我失落了的，却被别人捕捉住了，就像垂钓时从我的钓钩上逃脱的鱼被别人钓到手了一样。
从历史上看，诗歌和哲学都诞生于神话的母腹，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在性格上，哲学近于男性，诗歌近于女性。后来，这兄妹（或姐弟）俩分了家，疏远了，甚至互不相认。但是，在所有大诗人和一部分大哲学家身上，我们仍可辨认出鲜明的血缘联系。一切伟大的诗歌作品必有哲学的深度，都以独特的方式对存在有所言说。不过，在诗歌中，哲学是含而不露的，是底蕴而不是姿态。在我看来，凡在诗歌中从事说教、玩弄玄虚、堆积概念的都是坏诗人，而没有一个坏诗人会是一个好哲学家。
诗人并不生活在声色犬马的现实世界里，他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异乡人和梦游者，他真正的生活场所是他的内在世界，他孜孜不倦地追寻着某种他相信是更本质也更真实的东西。这种东西在现成的语言中没有对应之物，因此他必然常常处于失语的状态。可是，他不能没有对应之物，而语言是唯一的手段，他只能用语言来追寻和接近这种东西。所以，他又必然迷恋语言炼金术，试图自己炼制出一种合用的语言。在这意义上，诗人每写出一首他自己满意的诗，都是一次从失语症中的恢复，是从失语向言说的一次成功突进。
有两种写作。一种是经典性的，大体使用规范化的语言，但并不排除在此范围内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它永远是文学的主流。另一种是试验性的，尤其是在语言上进行试验，故意打破现有的语言规范，力图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它永远是支流，但其成功者则不断被吸收到主流中去，影响着主流的流向。
哲学应该以文学的方式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它在作品中最好隐而不露，无迹可寻，却又似乎无处不在。作品的血肉之躯整个儿是文学的，而哲学是它的心灵。哲学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深度，而不是一种观点。卡夫卡的作品肯定是有哲学的深度的，但我们在其中找不到哪怕一个明确的哲学观点。
大体而论，在传统小说中，“事”处于中心地位，写小说就是编（“虚构”）故事，小说家的本领就体现在编出精彩的故事。所谓精彩，无非是离奇、引人入胜、令人心碎或感动之类的戏剧性效果，虚构便以追求此种效果为最高目的。至于“叙”不过是修辞和布局的技巧罢了，叙事艺术相当于诱骗艺术，巧妙的叙即成功的骗，能把虚构的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使读者信以为真。在此意义上，可以把传统小说定义为逼真地叙虚构之事。
在现代小说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事”，而是“叙”。好的小说家仍然可以是编故事的高手，但也可以不是，比编故事的本领重要得多的是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它展示了认识存在的一种新的眼光。在此眼光下，实有之事与虚构之事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实有之事也成了虚构，只是存在显现的一种可能性，从而意味着无限多的别种可能性。因此，在现代小说中，虚构主要不是编精彩的故事，而是对实有之事的解构，由此而进窥其后隐藏着的广阔的可能性领域和存在之秘密。在此意义上，可以把现代小说定义为对实有之事的虚构式叙述。
好的散文家是旅人，他只是如实记下自己的人生境遇和感触。这境遇也许很平凡，这感触也许很普通，然而是他自己的，他舍不得丢失。他写时没有想到读者，更没有想到流传千古。他知道自己是易朽的，自己的文字也是易朽的，不过他不在乎。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的文化，用不着他再来添加点什么。另一方面呢，他相信人生最本质的东西终归是单纯的，因而不会永远消失。他今天所拣到的贝壳，在他之前一定有许多人拣到过，在他之后一定还会有许多人拣到。想到这一点，他感到很放心。
创作过程离不开灵感。所谓灵感，其实包括两种不同状态。一是指稍纵即逝的感受、思绪、意象等等的闪现，这时必须立即把它们写下来，不能有分秒的耽搁，否则它们会永远消逝。这种状态可以发生在平时，便是积累素材的良机；也可以发生在写作中，便是文思泉涌的时刻。另一是指预感到创造力高涨而产生的喜悦，这时候会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写作冲动，尽管具体写些什么还不清楚。
写作中最愉快的时刻是，句子似乎自动装束停当，排成队列，向你走来。你不假思索，只是把这些似乎现成的美妙句子记录到纸上。大约这就是所谓灵感泉涌、才思敏捷的时刻了。你陶醉在收获的欣喜中，欣喜之余又有些不安，不敢相信这么多果实应当归你所有，因为那播种、耕耘、酝酿的过程本是无意识的，你几乎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窃取者。
一篇文章有无数种写法。不论写作前的构思多么充分，写作时仍会有种种似乎偶然的字句浮上心头，落在纸上。写作过程的每一次打断都必然会使写法发生某些变化。所以，我不相信有所谓不可改动一字的佳作，佳作的作者自己也一定不相信。
我抓住一条思绪，于是它自己开始工作，去连结、缠绕、吸附，渐渐变得丰厚，一篇文章就诞生了。
写作不是写作时才发生的事情，平时的积累最重要。心灵始终保持一种活泼的状态，如同一条浪花四溅的溪流，所谓好文章不过是被抓到手的其中一朵浪花罢了。
灵感闪现不是作家的特权，而是人的思维的最一般特征。当我们刻意去思考什么的时候，未必得到好的思想。可是，在我们似乎什么也不想的时候，脑子并没有闲着，往往会有稍纵即逝的感受、思绪、记忆、意象等等在脑中闪现。一般人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往往听任这些东西流失掉了。日常琐屑生活的潮流把他们冲向前去，他们来不及也顾不上加以回味。作家不一样，他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会抓住时机，及时把它们记下来。如果不及时记下来，它们很可能就永远消失了。为了及时记下，必须克服懒惰（有时是疲劳）、害羞（例如在众目睽睽的场合）和世俗的礼貌（停止与人周旋）。作家和一般人在此开始分野。
写作者是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辛勤的搜集者。许多作家都有专门的笔记本，用于随时记录素材。写小说的人都有一个体会，就是故事情节可以虚构，细节却几乎是无法虚构的，它们只能来自平时的观察和积累。
意义只向有心人敞开。你唯有平时就勤于思考宇宙、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又敏于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物，你在写作上才会有一副从小见大的好眼力。
无所事事的独处是写作者的黄金时刻。写作者需要闲散和孤独，不但是为了获得充足的写作时间，更是为了获得适宜的写作心境。灵感是神的降临，忌讳俗事搅扰和生人在场。为了迎接它，写作者必须涤净心庭，虚席以待。
留着写回忆录吗？不，现在不写，就永远不能补写了。感觉是复活不了的。年老时写青年时代的回忆，写出的事件也许是青年时代的事件，感觉却是老年人的感觉。犹如刻舟求剑，舟上刻下的事件之痕再多，那一路掉在岁月之流中的许多感受却再也打捞不起来了。
批评总是对某一具体作品的批评。因此，一切合格的批评的前提是，第一，批评者对该作品本身真正感兴趣，从而产生了阐释和评价它的愿望。他的批评冲动是由作品本身激发的，而不是出自应用某种理论的迫切心情。也就是说，他应该首先是个读者，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第二，批评者具有相当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他不是一个普通读者，而是巴赫金所说的那种“高级接受者”，即一个艺术上的内行。作为一个专家，他不妨用理论的术语来表述自己的见解，但是，在此表述之前，他对作品已经有了一种直觉的把握，知道是作品中的什么东西值得自己一评了。
在任何时代，大多数读者向文学所要求的只是消遣，而期待伟大作品也被伟大作品期待的那种读者必定是少数，不妨把他们称作巴赫金所说的“高级接受者”。这少数读者往往隐而不显，分散在不同的角落里，但确实存在着。如果说批评家负有一种责任的话，这责任便是为此提供证据，因为批评家原本就应该是这少数读者的发言人，一个公开说话的“高级接受者”。
质朴是大师的品格，它既体现在日常举止中，也体现在作品中。这是一种丰富的简洁、深刻的平淡、自信的谦虚，知道自己无需矫饰。相反，那些贫乏浅薄之辈却总是在言谈和作品中露出浮夸高深狂妄之态，因为不如此他们就无法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也是所谓艺术家。
质朴是写作上的大家风度，表现为心态上的平和、内容上的真实、文字上的朴素。相反，浮夸是小家子气，表现为心态上的卖弄、内容上的虚假、文字上的雕琢。
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那种异乎寻常的质朴和真实。与他相比，许多作家都太知识分子气了，哪怕写起平民来也是满口知识分子语言。托氏相反，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说的仍然是普通的语言，日常生活的语言。
大师的文字风格多半是朴素的，本事在用日常词汇表达独特的东西。相反，只有初学者才喜欢用华丽的修辞，而他们的文章往往雷同。
一个好的作者，他的灵魂里有音乐，他的作品也许在谈论着不同的事物，但你仿佛始终听到同一个旋律，因为这个旋律而认出他、记住他。
好的作家生活在自己的韵律之中，因此能够不断地唱出自己的新的歌曲。那些没有自己的韵律的作家，他们唱不成调，唱得最好时是在模仿别人。
一种人用平淡朴实的口气说出独特的思想，另一种人用热烈夸张的口气说出平庸的思想。
文字贵在凝练，不但在一篇文章中要尽量少说和不说废话，而且在一个句子里也要尽量少用和不用可有可无的字。文字的平淡得力于自然质朴，有味则得力于凝聚和简练了。因为是原味，所以淡，因为水分少，密度大，所以又是很浓的原味。事实上，所谓文字功夫，基本上就是一种删除废话废字的功夫。世上有一挥而就的佳作，但一定没有未曾下过锤炼功夫的文豪。灵感是石头中的美，不知要凿去多少废料，才能最终把它捕捉住。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节省语言是基本的美德。要养成一种洁癖，看见一个多余的字就觉得难受。由于惜墨如金，所以果然就落笔成金，字字掷地有声。
有的文字用朴素的形式表达深刻的内容，有的文字用华丽的形式掩盖肤浅的内容。然而，人们往往把朴素误认作浅显，又把华丽误认作丰富。
文人最难戒的毛病是卖弄。说句公道话，文字本身就诱惑他们这样做。他们惯于用文字表达自己，而文字总是要给人看的，这就很容易使他们的表达变成一种表演，使他们的独白变成一种演讲。他们走近文字如同走近一扇面向公众的窗口，不由自主地要摆好姿势。有时候他们拉上窗帘，但故意让屋里的灯亮着，以便把他们的孤独、忧伤、痛苦等等适当地投在窗帘上，形成一幅优美的剪影。
这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作者，并且知道自己多愁善感，被自己的多愁善感所感动，于是愈发多愁善感了。他在想象中看到读者感动的眼泪，自己禁不住也流下感动的眼泪，泪眼朦胧地在稿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托尔斯泰说：在平庸和矫情之间只有一条窄路，那是唯一的正道，而矫情比平庸更可怕。据我看，矫情之所以可怕，原因就在于它是平庸却偏要冒充独特，因而是不老实的平庸。
煽情是它的美学，媚俗是它的道德，其特征是批量生产和推销虚假感情，通过传媒操纵大众的感情消费，目的是获取纯粹商业上的利益。
对于表达的晦涩和明白不可一概而论。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因为内容过于艰深而造成的晦涩，也有因为作者自己似懂非懂、思维混乱而造成的所谓晦涩。同样，有蒙田、叔本华那样的既富有洞见，又显示了非凡语言技巧的明白，也有内容苍白、让人一眼望见其浅薄的所谓明白。我相信，一个诚实的哲学家，无论思想多么深刻复杂，总是愿意在不损害表达准确的前提下力求明白的，绝不会把晦涩本身作为一种价值来追求和夸耀。
天才在同时代人中必是孤独的，往往受到冷落和误解，而在后来的时代中，大多数人事实上也是不理解他们的。那么，他们身后的名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也许，伟大心智的超时代沟通是一个原因，这种沟通形成了高级文化的历史继承渠道。
一个人怎样才算养成了读书的癖好呢？我觉得倒不在于读书破万卷，一头扎进书堆，成为一个书呆子。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即读书已经成为生活的基本需要，不读书就会感到欠缺和不安。宋朝诗人黄山谷有一句名言：“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如果你三日不读书，就感到自惭形秽，羞于对人说话，觉得没脸见人，则你必定是一个有读书癖的人了。
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是以书籍的形式保存的，而读书就是享用这些成果并把它们据为己有的过程。质言之，做一个读者，就是加入到人类精神文明的传统中去，做一个文明人。相反，对于不是读者的人来说，凝聚在书籍中的人类精神财富等于不存在，他们不去享用和占有这笔宝贵的财富，一个人唯有在成了读者以后才会知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
无论什么书，只有你读时感到了愉快，使你发生了共鸣和获得了享受，你才应该承认它对于你是一本好书。尤其是文学作品，本身并无实用，唯能使你的生活充实，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你喜欢读。没有人有义务必须读诗、小说、散文。哪怕是专家们同声赞扬的名著，如果你不感兴趣，便与你无干。不感兴趣而硬读，其结果只能是不懂装懂，人云亦云。
书籍是人类经典文化的主要载体。电视和网络更多地着眼于当下，力求信息传播的新和快，不在乎文化的积淀。因此，一个人如果主要甚至仅仅看电视和上网络，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也许知道天下许多奇闻八卦，但这些与他的真实生活毫无关系，与他的精神生长更毫无关系。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根的，他对人类文化传统一无所知，本质上是贫乏和空虚的。
青春期的阅读真正具有恋爱的性质，那样纯洁而痴迷。书的世界里，一本本尚未翻开的书，犹如一张张陌生女郎的谜样面影，引人遐想，招人赏析。每翻开一本新书，心中期待的是一次新的奇遇、一场新的销魂。人的一生中，以后再不会有如此纯洁而痴迷的阅读了
攀登大自然的高峰，我们才能俯视大千，一览众山小。阅读好书的效果与此相似，伟大的灵魂引领我们登上精神的高峰，超越凡俗生活，领略人生天地的辽阔。
优秀的书籍组成了一个伟大宝库，它就在那里，属于一切人而又不属于任何人。你必须走进去，自己去占有适合于你的那一份宝藏，而阅读就是占有的唯一方式。对于没有养成阅读习惯的人来说，它等于不存在。人们孜孜于享用人类的物质财富，却自动放弃了享用人类精神财富的权利，竟不知道自己蒙受了多么大的损失。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作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人文经典是一座圣殿，它就在我们身边，一切时代的思想者正在那里聚会，我们只要走进去，就能聆听到他们的嘉言隽语。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是两千年前的先贤，还是近百年来的今贤，都同样古老，也都同样年轻。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精神巨人，他们高瞻远瞩，各人依凭自己的心性看见了不同的奇异风景。我们不是巨人，但何妨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去欣赏一下他们眼中的那奇异的风景。我们不是伟大的人，但何妨阅读伟大的著作，去体会一下人的伟大可以达到何种高度。是的，读经典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最直接、最现成的方式。
经典虽然属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
事实上，对于每个具有独特个性和追求的人来说，他的必读书的书单绝非照抄别人的，而是在他自己阅读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书单本身也体现出了他的个性。
过去出大师，今天出偶像。但大师并未成为过去，而是永远活在他们的作品中，活在文化的传承中。偶像则依附于时尚而昙花一现。
含金量高的书，第一言之有物，传达了独特的思想或感受，第二文字凝练，赋予了这些思想或感受以最简洁的形式。这样的书自有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使人过目难忘。
我的体会是，读原著绝对比读相关的研究著作有趣，在后者中，一种思想的原创力量和鲜活生命往往被消解了，只剩下了一副骨架、躯体某些局部的解剖标本，以及对于这些标本的博学而冗长的说明。
我把我的读书旨趣概括为三个“不”，可以戏称为“三不主义”。一、不务正业，博览群书。我的专业是哲学，但我的阅读范围很宽，人性理应全面发展，没有必要受专业限制。二、不走弯路，直奔大师。虽然阅读的范围很宽，但我对书的品质很挑剔，无论是哪个领域，以读经典名著为主。三、不求甚解，为我所用。虽然读的是经典名著，但我把它们当闲书读，不端做学问的架子，目的只是自己精神上的愉悦和生长。
好的书籍是朋友，但也仅仅是朋友。与好友会晤是快事，但必须自己有话可说，才能真正快乐。一个愚钝的人，再智慧的朋友对他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坐在一群才华横溢的朋友中间，不过是一具木偶、一个讽刺、一种折磨。
我衡量一本书对于我的价值的标准是：读了它之后，我自己是否也遏止不住地想写点什么，哪怕我想写的东西表面上与它似乎全然无关。它给予我的是一种氛围、一种心境，使我仿佛置身于一种合宜的气候里，心中潜藏的种子因此发芽破土了。
我在生活、感受、思考，把自己意识到的一些东西记录了下来。更多的东西尚未被我意识到，它们已经存在，仍处在沉睡和混沌之中。读书的时候，因为共鸣，因为抗争，甚至因为走神，沉睡的被唤醒了，混沌的变清晰了。对于我来说，读书的最大乐趣之一是自我发现，知道自己原来还有这么一些好东西。
读书的收获有两种。一是通过读书知道了自己原来没有当然也就不知道的东西，这样收获到的东西叫知识。二是通过读书发现了自己原来已经有但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自己感悟到的，但好像一直沉睡着，现在被唤醒了、激活了，因此获得了生长、开花、结果的机会。这样收获到的东西，我称之为智慧。
我们读一本书，读到精彩处，往往情不自禁地要喊出声来：这是我的思想，这正是我想说的，被他偷去了！有时候真是难以分清，哪是作者的本意，哪是自己的混入和添加。沉睡的感受唤醒了，失落的记忆找回了，朦胧的思绪清晰了。其余一切，只是死的知识，也就是说，只是外在于灵魂有机生长过程的无机物。
在才智方面，我平生最佩服两种人：一是有非凡记忆力的人；一是有出色口才的人。也许这两种才能原是一种，能言善辩是以博闻强记为前提的。我自己在这两方面相当自卑，读过的书只留下模糊的印象，谈论起自己的见解来也就只好寥寥数语，无法旁征博引。
不过，自卑之余，我有时又自我解嘲，健忘未必全无益处：可以不被读过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易于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言语简洁，不夸夸其谈，因为实在谈不出更多的东西；对事物和书籍永远保持新鲜感，不管接触多少回，总像第一次见到一样。如果我真能过目不忘，恐怕脑中不再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而太阳下也不再有新鲜的事物了。
怎么读大师的书？我的方法是：不求甚解，为我所用。
不求甚解，就是用读闲书的心情读，不被暂时不懂的地方卡住，领会其大意即可。这是一个受熏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你用来理解大师的资源，即人文修养在积累，总有一天会发现，你读大师的书真的像读闲书一样轻松愉快了。
为我所用，就是不死抠所谓原义，只把大师的书当作自我生长的养料，你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有所感悟和提高就可以了。你的收获不是采摘某一个大师的果实，而是结出你自己的果实。
读书的心情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有一些书，最适合于在羁旅中、在无所事事中、在远离亲人的孤寂中翻开。这时候，你会觉得，虽然有形世界的亲人不在你的身旁，但你因此而得以和无形世界的亲人相逢了。在灵魂与灵魂之间必定也有一种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超越于种族和文化的差异，超越于生死，当你和同类灵魂相遇时，你的精神本能会立刻把它认出。
有写作习惯的人，会更细致地品味、更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外在经历，仿佛在内心中把既有的生活重过一遍，从中发现丰富的意义并储藏起来。
外在的眼睛不使用，就会退化，常练习，就能敏锐。内在的眼睛也是如此。对于我来说，写作便是一种训练内在视力的方法，它促使我经常睁着内在的眼睛，去发现和捕捉生活中那些显示了意义的场景和瞬间。只要我保持着写作状态，这样的场景和瞬间就会源源不断。相反，一旦被日常生活之流裹挟，长久中断了写作，我便会觉得生活成了一堆无意义的碎片。
写作能够练就一种内在视觉，使我留心并善于捕捉住生活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总是听任好的东西流失，时间一久，以后再有好的东西，你也不会珍惜，日子就会过得浑浑噩噩。
最纯粹、在我看来也最重要的私人写作是日记。我相信，一切真正的写作都是从写日记开始的，每一个好作家都有一个相当长久的纯粹私人写作的前史，这个前史决定了他后来之成为作家不是仅仅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因为写作乃是他的心灵的需要。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过是一个改不掉写日记习惯的人罢了，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变相的日记。他向自己说了太久的话，因而很乐意有时候向别人说一说。
人生最宝贵的是每天、每年、每个阶段的活生生的经历，它们所带来的欢乐和苦恼、心情和感受，这才是一个人真正拥有的东西。但是，这一切仍然无可避免地会失去。通过写作，我们把易逝的生活变成长存的文字，就可以以某种方式继续拥有它们了。这样写下的东西，你会觉得对于你自己的意义是至上的，发表与否只有很次要的意义。
写日记一要坚持（基本上每天写），二要认真（不敷衍自己，对真正触动自己的事情和心情要细写，努力寻找准确的表达），三要秘密（基本上不给人看，为了真实）。这样持之以恒，不成为作家才怪呢—不成为作家才无所谓呢。
一个人有了苦恼，去跟人诉说是一种排解，但始终这样做的人就会变得肤浅。要学会跟自己诉说，和自己谈心，久而久之，你就渐渐养成了过内心生活的习惯。当你用笔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在写作了，并且这是和你的内心生活合一的真实的写作。
以为阅读只是学者的事，写作只是作家的事，这是极大的误解。阅读是与大师的灵魂交谈，写作是与自己的灵魂交谈，二者都是精神生活的方式。本真意义的阅读和写作是非职业的，属于每一个关注灵魂的人，而职业化则是一种异化。
为何写作？为了安于自己的笨拙和孤独。为了有理由整天坐在家里，不必出门。为了吸烟时有一种合法的感觉。为了可以不遵守任何作息规则同时又生活得有规律。写作是我的吸毒和慢性自杀，同时又是我的体操和养身之道。
如果说写作犹如分娩，那么，读自己刚刚出版的作品就恰似看到自己刚刚诞生的孩子一样，会有一种异常的惊喜之感。尽管它的一字一句都出于自己之手，我们仍然觉得像是第一次见面。
的确是第一次。一堆尚未出版的手稿始终是未完成的，它仍然可能被修改甚至被放弃。直到它出版了，以一本书的形式几乎同时呈现在作者和读者面前，它才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读自己的手稿是写的继续；只有当手稿变成可供许多人读的书之后，作者才能作为一名读者真正开始读自己的作品。此后他当然还可以再做修订，但是，由于他和读者记住了第一副面孔，修订便像是做矫形手术，与作品问世前那个自然的孕育过程不可同日而语了。
唯有为自己写作，写作时才能保持灵魂的真实。相反，为发表而写，就容易受他人眼光的支配，或者受物质利益的支配。后一方面是职业作家尤其容易犯的毛病，因为他借此谋生，不管有没有想写的东西都非写不可，必定写得滥，名作家往往也有大量平庸之作。最理想的是另有稳定的收入，把写作当作业余爱好。如果不幸当上了职业作家，也应该尽量保持一种非职业的心态，为自己保留一个不为发表的私人写作领域。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为发表的写作当然是不可避免也无可非议的，而且这是他锤炼文体功夫的主要领域，传达的必要促使他寻找贴切的表达，尽量把话说得准确生动。但是，他首先必须有话要说，这是非他说不出来的独一无二的话，是发自他心灵深处的话，如此他才会怀着珍爱之心为它寻找最好的表达，生怕它受到歪曲和损害。这样的话在向读者说出来之前，他必定已经悄悄对自己说过无数遍了。
托尔斯泰认为，写作的职业化是文学堕落的主要原因。此话愤激中带有灼见。写作成为谋生手段，发表就变成了写作的最直接的目的，写作遂变为制作，于是文字垃圾泛滥。不被写作的职业化败坏是一件难事，然而仍是可能的，其防御措施之一便是适当限制职业性写作所占据的比重，为自己保留一个纯粹私人写作的领域。私人写作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空间，使他暂时摆脱职业，回到自我，得以与自己的灵魂会晤。他从私人写作中得到的收获必定会给他的职业性写作也带来好的影响，精神的洁癖将使他不屑于制作文字垃圾。
作家对于名声当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既然写作，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被读者接受。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成为新闻人物却是一种灾难。文学需要安静，新闻则追求热闹，两者在本性上是互相敌对的。写作如同一个遇难者在大海上挣扎，永远是孤军奋战，谁也无法帮助一个人写他要写的东西。这是一个真正有自己的东西要写的人的心境，这时候他渴望避开一切人，全神贯注于他的写作。他遇难的海域仅仅属于他自己，他必须自己救自己，任何外界的喧哗只会导致他的沉没。当然，如果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真正要写的东西，他就会喜欢成为新闻人物。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文学不是生命的事业，而只是一种表演和姿态。
为自己写作，也就是为每一个与自己面临和思考着同样问题的人写作，这是我所能想象的为人类写作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鲁迅曾经谈到一种情况：呼唤革命的作家在革命到来时反而沉寂了。我们可以补充一种类似的情况：呼唤自由的作家在自由到来时也可能会沉寂。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思考和写作的作家，其作品的动机和效果均系于那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一旦政治淡化（自由正意味着政治淡化），他们的写作生命就结束了。他们的优势在于敢写不允许写的东西，既然什么都允许写，他们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比较起来，立足于人生层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写作生命，因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们的一个心灵事实。他们的使命不是捍卫或推翻某种教义，而是探究存在之谜。教义会过时，而存在之谜的谜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穷尽的。
我并不想标新立异，说出前人或今人从未说过的话。我只想写出我自己的感受，只要这感受是我的真实感受，并且我准确地表达了这感受，我就满足了，不在乎别人是否写过类似的东西。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永恒话题上，人类的感悟有共通之处，说不出多少新奇的话来。不过，只要你的感受的确是你自己的，是活生生的，你把它写出来，别人读了就会有新鲜之感。
我十分怀念过去为自己写不供发表的东西时的那种愉快心情，我写只因为我想写，只因为我喜欢，我甚至不意识到自己在写作，而这正是最适合于写作的一种状态。后来，约稿多了，写作时知道会发表，心态的自由就不免打折扣。要装作不知道已不可能，退而求其次，我给自己建立一个标准：一篇文章，即使不发表我也要写，那就写，否则就不写。总之，尽量只写自己真正想写、写的时候愉快、写完自己看了喜欢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一旦发表出来，也一定会有喜欢它的人，即使发表不出来也没有什么。世上哪有写作的诀窍，所谓写好的作品无非是写让自己喜欢的作品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