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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女儿的书架上取下这本书时，她说：“《乡土中国》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了。”作为高中语文教材中要求整本书阅读的文学著作之一，它的份量跟《红楼梦》一样重。或许是女儿自己理解的偏颇，也或许是老师讲的，是否真的“过时”，我要一探究竟。

《乡土中国》出版于1947年，1984年再版（37年后），距今已有67年了。从时间上看确实过时了。近年来，电子科技信息的高速发展，使得农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社会形态上看，似乎也过时了。但，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的语文课本，为什么会选入这样一本“过时”的书？当我很认真地看完整本书后，才领会这其中的两个含义：打开高中生的格局，让他们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样子；教会他们如何写议论文。

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讲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高中生正值青春期--建立正确三观的关键时期，这样一本社科类的书，能够打开他们的眼界，提升他们的格局，让他们了解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特殊体系，从而从乡土社会外延到具体的、他们生活着的社会。当未知化为已知，他们就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而不仅限于手机里的二次元、短视频和游戏。

《乡土中国》除了引发青少年思考外，还教给他们如何写议论文，书中14个章节，篇篇都是高考高分作文，值得反复阅读，并仿写。

这是一本页数薄内容厚的书，读起来有些吃力。为了增进些与女儿的共同话题，也为了提升自己的格局，耗时两周，整理了如下的笔记，仅供回忆。

第一章：《乡土本色》

开篇费老提出本章（也是本书）的总论点：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后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乡下人的土气”，即乡土性。

第一：乡下人离不开泥土。种地是乡下人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他们在内蒙适宜放牧的草原上种地，在西伯利亚恶劣天气里种地，在城里狭窄的阳台上种地。“土”是他们的命根，生活直接取资于土地。

第二：不流动性。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土气也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为小农经营模式、水利和安全的需要、以及在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中国农民多聚村而居。

第三：熟悉的社会。因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村子里都是熟悉的人和物。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来的礼俗。乡村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

在社会的变迁中，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不再适用于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

第二、三章：《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

本章总论点：乡下人不愚，乡土社会也不需要文字，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改变，文字才能下乡。分别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论证。

第一：空间阻隔

因乡下人在见识和认字方面的不及，显得愚钝，这并不是智力不及人，而是知识不及人，并不是真正的愚。

在乡土社会面对面的社群中，文字是多余的。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基本是面对面的直接对话，有时连语言都是多余的，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语言，沟通交流无障碍，从而无需文字。他们生活固定，经验固定，今天既是昨天的重复，因此不需要记忆，从而就不需要文字。

第二：时间阻隔

文件的产生是为了记忆，人之所以要记忆，是因为他“当前”的生活必须有着“过去”所传下来的办法。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历世不移的结果，就是熟悉，在固定却重复的环境里，个别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无需记忆，重复即可，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即可。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因此，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第四章：《差序格局》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而这种“私”多是因为以“已”为中心导致的。与西方国家的团体格局相比，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界限模糊；可置身事外，也可置身事内；我们争的是攀关系、讲交情。费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社会关系

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这种关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表三千里”。每一个网络有个“已”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红白喜事、嫁娶生子都相帮相助，这是一个生活上的互助机构。

第二：社会范围

街坊邻居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具有伸缩能力，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能大能小、能放能收。

第三：社会结构

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古文有载：“伦也，水文项次有伦理也。”伦重在分别，有差等的次序，而这里讲的差序就是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

推既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这种扩张是一种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孔子主张“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它把道德范围依着需要而推广或缩小。

总的看来，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连续所构成的网络。

第五章：《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机构是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而西洋的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

团体格局道德的基本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因团体是个无形的存在，从而出现了神和它的代理者。为了平等和公道，继而出现了权利的观念和宪法。而差序格局的道德观念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推至亲子、同胞和朋友等线路，虽然每条线路都贯穿着“仁”，但又各有不同，而“仁”的标准又因和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具有可伸缩性，

因此差序格局里并没有一个笼统的道德观念，所有的价值标准也只能拘泥于差序的人伦中了。

第六章：《家族》

本章开篇，费老解释了朋友的质疑，本书讲的“团体”，特指西洋国家的团体结构。对于乡土社会来讲，这样的团体也是存在的，诸如钱会等，而大家讲的氏族、邻里、街坊、村落称之为社会圈子。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这两种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事实上常常可以并存，但又各有偏胜。

在西洋社会的团体格局中，家庭也是团体，界限清晰，家庭的生育功能是暂时性的，夫妻是家庭的主轴，子女是配轴，夫妻间的感情表达直接奔放。

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家族是从家庭基础上推出来的，沿亲属差序单系（父系）扩大。家族的大小取决于结构的大小，而不在人数的多少上。家族的结构是由亲子构成，功能除了生育，还有政治、经济、宗教等。乡土社会的家族多是绵续、长期的事业组织，家族的主轴是父子、婆媳，夫妻成了配轴。夫妻间的感情淡漠，同性、同龄较为亲近。

第七章：《男女有别》

上篇有说家族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里是一个事业社群，凡是做事业的社群，纪律是必须维持的，纪律排斥了私情。私情也即个人感情，是有方向的，并且受着文化的规定，费老把它称为感情定向。感情常发生在新反应的尝试和旧反应的受阻情形中。要维持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稳定设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

西洋文化里有两种模式：

阿波罗式：类似乡土社会，一切都有秩序。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不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不会阻碍人们之间的充分了解。乡土社会中阻碍着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却是个人生理上的差别，性别的鸿沟是个基本的阻碍。为了确保乡土社会所求的稳定，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种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面去发展，体现在家族中就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

浮士德式：类似现代社会，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求同、是阻碍的克服。而两性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是种追求，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不断地推陈出新，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乡土社会的社会秩序限制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

第八章：《礼治秩序》

通常，人们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法治是“人依法而治”，人治是“人依礼而治”，这两者的区别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

法治社会的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推行的；乡土社会的礼治是靠传统维持的。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人们对传统有敬畏之心，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法律是从外限制人，而礼治社会中人是主动服礼的，礼是为人所好的，不仅克己复礼，在精神层面，礼有甚于道德。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为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第九章：《无讼》

在乡土社会里，如果非要打官司，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道德出了问题，不是个好人。这是乡土社会无讼的原因之一；其二，邻里乡亲出现了矛盾，多以乡村德高望重的人出面教化、调解为主，双方均被训斥后，矛盾即可解决。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定下了很多法律。法官并不教化人，而是在立定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于是司法在乡下人眼里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司法制度也出现了副作用：原有的礼治秩序被破坏，新的法治秩序未建起。

法治秩序的建立要看人们对法律条文和法庭的应用，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

第十章：《无为政治》

权力结构可以分为两种：偏重社会冲突的横暴权力；偏重社会合作的同意权力。

在横暴权力里，权力是维持上下之别所必需的手段，它是压迫性质的。统治者维持他们地位的方式是暴力，用权力统治其他团体以谋得经济利益，而被统治团体的生产量必须能超过它的消费量，不是谁都资格做奴隶的。

社会合作中的分工对于每个人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是经济的基础。分工合作的过程中就发生了权利、义务和责任，也就发生了共同授予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社会分工越复杂，这权力也越扩大。

乡土社会不是一个富于抵抗能力的组织，因此成了皇权的发祥地。一个雄图大略的皇权，为了开疆辟土，劳民伤财，民不聊生，人民于是揭竿起义，皇权开始养民，休养生息后再次筑城俢河，再次民不聊生，再起义，再修养。

在这种治乱循环中，为了皇权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这种无为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第十一章：《长老统治》

这里讲的“长老”可不是唐僧，是指年长、年老的意思。

乡土社会的权力机构里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也就是社会成员的新陈代谢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是说爸爸式的。

生死无常，人寿有限；从个人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个逆旅，每个要在这逆旅里生活的人就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这些众多规律下，从心所欲而不碰壁。被教化的过程既是学习的过程，学习要不怕困、不惮烦，而这又非天性，于是不能不加以一些强制，强制发生了权力。

教化是个“损己利人”的工作，目的是代替社会去陶练出合于在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教化性的权力虽则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仅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稳定的文化特殊是有效的保证，年长者为师、长幼有序也是教化权力的特征。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权威不一定是长者，尊卑不在年龄上，长幼成为没有意义的比较。适应的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

回到乡土社会来，在它的权力结构中，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没有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

第十二章：《血缘和地缘》

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它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血缘社会的稳定指的是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需要用生育去维护。但是，这种稳定限制了竞争和冲突。

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随着人口的流动，村子里常看到“客边”、“外村人”，想要成为村里人要么有土地，要么有婚姻，而这两者都不易。随着社会关系的愈加繁重，为了减轻社会关系的负担，“当面算清”的需要也增加了。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需要在血缘关系之外去建立商业基础。“客边”的地位有个特殊的方便，寄籍在血缘性社会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社会里，理性支配者人们的活动，这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第十三章：《名实的分离》

静止是乡土社会的特点，社会结构自身并没有要变动的需要。社会结构像文化的其他部分一般，是人造出来的，是用来从环境里取得满足生活需要的工具。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这时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又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时势权力。

时势权力最不发达的是在安定的社会中：社会变迁慢到与社会继替速率相等时；领导阶层能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时，都不需要变革。

在时势权力中，反对是发生于对同一问题不同的答案上，而乡土社会里反对是不会发生的，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诸如：口是心非、虚伪、表面的无违）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社会如果加速地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

第十四章：《从欲望到需要》

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在社会中，欲望并不能做人们行为的指导了，发生了“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时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人类行为是有动机的，动机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是人类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就是所谓意志；二是人类在取舍之间有所根据，这根据就是欲望。欲望乃食色性也，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那是自觉的，直接决定我们行为的是这些欲望。而在乡土社会中个人的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两者所以合，那是因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但是这种印合并不是自觉的，并不是计划的。

社会变动得快，原来的文化并不能有效地带来生活上的满足时，人类不能不推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了。于是发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功能”。功能是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功能并不一定是行为者所自觉的，而是分析的结果。现代社会是理性的时代，人依了已知道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去计划他的行为。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时势权力），依照需要去做计划。

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实践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各人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