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行为分为因愤怒而引起的敌对性攻击，和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工具性攻击。现实生活的经验也常常告诉我们：攻击性的言语会促使冲突升级。

攻击性的概念

人类的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吗？我们先简单分辨下攻击性：攻击行为即为意图造成伤害或引起痛苦的行为，无论是言语的还是身体的，无论是否达到目的。攻击行为分为因愤怒而引起的敌对性攻击，和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工具性攻击。

如何减少暴力

假如我们决定应减少人们的攻击性，应该怎么去做呢？构建一套逻辑完整的论证，来说明攻击的危险和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说服别人？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很多人是不能被理智说服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简单奏效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仍然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1.惩罚

我们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攻击行为进行惩罚。假如一个小女孩攻击她的同伴，我们可以通过呵斥、拍打、冷待等办法给她一个教训，以使她不要再犯。在短期内，这一点确实有效，并且惩罚越重，效果越好；但长期看来，它却会产生反作用。现实中的长期观察表明，来自父母严厉的惩罚可能会导致孩子极具攻击性，或者长大后习惯依赖暴力手段达到目的。

来自现实观察的证据，总是面临着影响因素过多的质疑，比如我们可以挑战前面的观点，认为之所以孩子们长大后极具攻击性，可能并不是因为父母的惩罚，而是其父母本身就是习惯依赖暴力的人，孩子不过是在模仿父母的处事方式。来自实验室的证据进一步表明，一个儿童受到了体罚，如果实施体罚的成人平时对待他总是温和与体贴的。那么在这之后，即使这个人不在场，儿童也会遵从他的要求。相反，如果实施体罚的人一向冷漠严厉，那么一旦这个人离开，儿童便不再遵从他的期望。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一种温暖的人际氛围中谨慎地运用惩罚，便可能是有效的。

2.对攻击性榜样的惩罚

有人认为，目睹攻击性榜样受到惩罚，人们的攻击性就会减少，历史上的“公开绞刑”就是该观点的实际应用。但是现实生活并不支持这一理论，正如美国总统法律执行委员会所说，死刑并没有降低杀人的犯罪率。来自实验室的证据则说明，在观看一段关于某个人攻击别人并因此受罚（或受到奖赏）的影片后，那些看到受罚情节的孩子比看到奖赏情节的孩子表现出更少的攻击性，但同时，他们的攻击性仍高于未看到攻击性榜样的孩子。看到攻击性榜样受到惩罚，不会增加攻击行为，这一点似乎是确定的，但是否会降低儿童的攻击性则是不能确定的。

3.奖赏替代性行为

有一种说法认为，有一些孩子之所以表现出攻击性，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类似“你看，只要我打弟弟，妈妈就会注意我”。那么，当孩子表现出攻击行为时，不要理睬他，当他不再攻击时再去奖赏他。这一理论被一项幼儿园实验所证实，当老师们按照这个理论行事几周后，孩子们的攻击性明显下降了。另外一项鼓舞人心的证据更说明，就算是挫折，也不一定导致攻击行为，只要事前引导孩子们多关注积极性行为，他们便能够表现良好。

在这一研究中，一些孩子的积极性行为总是得到奖赏，另一些孩子的攻击性或竞争性行为总是得不到奖赏。之后，故意使孩子们经受挫折，观察他们的反应。结果发现，那些被鼓励进行积极性行为的孩子，表现出较多积极的行为和较少攻击性行为。这一结论是可喜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因此便相信我们能够教育孩子在面对挫折时积极应对，而非付诸暴力则是太天真了。毕竟整个社会都在不停地告诉他们，暴力很有用。屏幕上充满了詹姆斯•邦德式的英雄，无论是复仇者还是秘密特工，暴力都是他们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孩子们确实会相信，毕竟那是他们的英雄。

4.建立对他人的移情

移情是指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费斯巴哈认为，要将痛苦强加于与我们一样的人是很困难的，除非受害者丧失人性，不配列于我们之中。这就是在自我辩护章节中提到的，参与越南美莱村屠杀的军官称越南人是劣等人的原因。将受害者“去人性化”，伤害他们便容易得多。而一旦人们之间能够移情，攻击性行为就很难出现，这一点已被实验证实。

“不可避免心理”，指当人们知道自己不得不接受某个不受欢迎的事件时，会调整态度，努力发现它的优点。如果你不喜欢我，但又不得不与我相处，那么你很可能会努力寻找我身上的优点，从而避免体验失调。由此推测，在理想情况下，“不可避免心理”可以帮助人们消除偏见。一组数据显示，在1942年，美国白人中仅有30%赞成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但到1980年，取消种族隔离几乎已成定局时，赞同的比例达到了90%。克拉克通过观察发现，与逐步进行相比，立刻取消种族隔离会更加有效。如果地方领导人举棋不定，给人们一种只要激烈反对就可能拒绝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暗示，“不可避免心理”就会失效，人们便不会努力减少失调，而会把精力放在反对行动上，暴力行为也常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