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纽约时报首席艺术评论家基米尔曼(Kimmelman)的《碰巧的艺术》。书里对画家皮埃尔·博纳尔的一副自画像有着这样的描述（很遗憾还尚未找到该画的图片）：
……在博纳尔去世前不久，卡蒂埃-布勒松曾为他拍照。照片里的博纳尔，公仔围巾和夹克衫里，戴着帆布帽，像一只配上眼镜的麻雀，整个人高大、佝偻、近视而惹人爱。在这幅临终前完成的自画像里，博纳尔显得寒碜的多：色彩斑斓的背景下，一个老人在镜前游移，瘦削的躯干裸露着，头部肉鼓鼓的一团，晒得黝黑，脸部稍显模糊，眼睛深陷在脑壳里。
面对极具画面感的文字，又碰巧未见过照片和画，索性放任想象铺开：画里的镜子被感情炽烈的绚丽色块填充了很大面积，其余博纳尔的部分则被“一只配上眼镜的麻雀”取代（为了完成作品，用具象的麻雀克服刻画抽象的面庞的困难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满意选择）。《麻雀肖像》的诞生让我激动不已。
生活总有着摸不着的排列规则，此时祸不单行，彼时又好事成双。如今遇着了后者：随着激动的心绪，那场四年前的迷人邂逅也从记忆里扑腾而出。趁创作热情尚未褪去，不如来点画意：远处各色中糅着黑；墙头是明暗交界，近处明亮的背影渐远。胸中作画完毕，我倒顺路探访了这个老故事。
卡迪夫旅行的最后一天，行程结束的很早。距离开还有整个下午，想起兰达夫的教堂，从地图上忽略了比例尺来看像是不远，走着去刚好。谁知这一走就是两个小时。自然，过度疲惫将本末倒置，参观教堂成了徒步锻炼。教堂内短暂停留后便选了条不同于来时的路离开：沿着教堂和墓地间的小径，走至尽头的围墙，穿过门洞，在遇见另条无人小径时天已晚，风渐凉，心里开始害怕。很快，身后有脚步声，回头打量，朝我走来的是一个眼瞧着不和善的人。恐惧催生了我对他极大恶意的妄想，他会走到我面前狰狞地笑然后打劫？我竭力克制住想打颤的身体，向前走着。很快，他撵上来，超过我几步后忽然停下说，“夕阳下的教堂很漂亮吧？”这句出乎意料的话让我舒了口气，朝着他目光的方向看，余晖衬映地教堂还真美，我点头赞同。我们安静地欣赏了会儿，他伸出手指着教堂发黑的部分说“那是二战炮火的杰作，但好在教堂没毁。几天前女王来这，好多人来看女王，挺傻，还是教堂最好看。”我笑了，依旧点头赞同。他回以微笑，露出褐色牙渍，祝我好运后离开。我留在原地，目光在教堂和他渐远的背影间转换，若错过他，我也就错过了极美的景致。
从此呀，他分享的美烙在了我心底：澈蓝的天抵不过夕阳的浸染，余晖分秒间让教堂那澄亮的灰渐次成了褐色、暗红，墓地里只有夏日最盛的枝叶也因此绿得发黑，一墙之隔那伸向远方的小路和路上渐远的背影倒总是亮的，像是暗中的光，满是希望的味道。世间谁都有着发现美的眼睛，无分贫富贵贱。要是遇见了美，记得分享，那样日子才鼎美。
可不吗，跑老远的路只为听君一席话，见天地，见自己。而读书呢？是碰巧的魔法，偶尔能将所见的天地变得诗情画意些。至于那些寄存于脑海的画作也一定要落于笔下，画意才好更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