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隐藏的自我－大脑的秘密生活》 | Incognito - The Secret Lives of the Brain
作者：David Eagleman
第六章：为什么究责不可取 Why Blameworthiness Is the Wrong Question
核心观点总结：
这一章作者探讨了脑的不可提取性在社会层面上的影响，以及神经科学对司法系统可能的改变和惩罚罪犯（究责）的方式。
人受制于自己的生物特性，脑化学平衡的轻微变化就能引起大的行为改变。基因和环境以难以想象的复杂模式互动。这使得人类行为永远也无法预测。
作者提议让惩罚与神经科学相结合，用实验手段来度量神经可塑性，根据神经可塑性来决定惩罚。刑期的长短不是基于报复的渴望，而是用再犯的风险来衡量。
6.1 校园枪手引发的思考
（1）杏仁核有调节情绪的作用，与恐惧感和攻击性有重要关系。19世纪晚期，研究者就发现杏仁核受损会导致情感和社会障碍。20世纪30年代，生物学家证明猴子杏仁核受损会导致一系列症状，包括缺乏恐惧感、感情迟钝或反应过度。杏仁核受损的雌猴会有不当的母性行为，经常忽视或虐待幼猴。对于正常人，当看到威胁性面孔、处于可怕的境况或是感觉到社交恐惧时，杏仁核就会变得活跃。
6.2 改变脑，改变人：突然产生的恋童癖、商店扒手和赌徒
（2）我们受制于我们的生物特性。一旦生物特性发生变化，你的决定、爱好以及欲望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我是异性恋/同性恋”，“我喜欢小孩/成人”，“我有攻击性/没有攻击性”等），取决于你的神经机制的复杂细节。
（3）脑化学平衡的轻微变化就能引起大的行为改变。患者的行为不能独立于他的生物特性。
6.3 你的未来取决于你的过去
（4）人的起点有很大不同，没有直接的可比性。人的成长取决于环境。成长环境不同会导致脑之间很大的差别。许多“病原”（既有化学的也有行为的）都会影响成长：包括怀孕期母亲滥用药物、母亲的压力和轻出生体重。在成长期，被忽视、身体虐待和头部受伤都会引起心理发展问题。长大后，药物滥用和毒物接触都能损害脑、改变智能、攻击性和决策。不能想当然认为每个人都是以同样的动机和行为来到这个世界上。
（5）当谈到遗传和环境时，重要的一点是你没有选择。我们都是根据基因蓝图建造，自己无法选择我们成形的关键时期的环境。基因和环境复杂得相互作用导致我们的社会中每位公民有不同的立场、不一样的个性和不同的决策能力。这不是公民的自由意志选择，我们拿到的就是这手牌。
6.4 自由意志悬而未决
（6）法律系统持这样的观点：人类是理性实践者。我们在决定如何行动之前会有意识地深思熟虑。我们做出自己的决定。因此，在法律系统中，检方不仅要证明嫌犯做了，还要证明他有意图。只要身体完全受到心智控制，就认为行为人对他的行为负有完全责任。对这种直观的看法在生物学和法律上存在冲突。我们受庞大而复杂的生物网络驱使。我们不是生来白板一块，自由来到世界上，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事实上，并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是你的意识还是你的遗传和神经在作决定。
（7）受遗传、成长经历、环境毒素、激素、神经递质和神经回路的操控，人的大部分决定都不是直接掌控的。复杂行为在不具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虽然我们有对自由意志的期待和直觉，但目前并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能证明它的存在。
6.5 由究责转向生物学
（8）对脑的回路了解越多，就越远离沉溺、缺乏上进心和没有原则的指责，越接近生物学细节。从指责到科学的转移反映了人的现代认识，即人的感知和行为是受无法提取的子程序控制，它们易受干扰。
6.6 过错的界定：为什么究责是错误的
（9）成瘾是生物学问题，毒品改变了脑的连接。
（10）论证的根据是罪犯应当被认为做不到以其他方式行事。犯罪行为本身就应当被作为脑异常的证据，无论目前能否检查出问题。这意味着不应传唤医学专家当证人：他们的证词只表明我们目前是否能认识到和检查出问题，而不是问题是否存在。因此度量罪责似乎就是错误的问题。
（11）正确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被起诉的罪犯？在被告席上的那个脑的经历有可能非常复杂：我们关心的只是这个人以后可能会有怎样的行为。
6.7 我们应当怎么做？具有前瞻性、与脑相协调的司法系统
（12）现在的惩罚方式是基于人的意志和责任，虽然社会有难以根除的惩罚冲动，但有前瞻性的司法系统应当更关注如何最好地服务社会。违反社会契约的人应当受到约束，但未来比过去更重要。刑期的长短不是基于报复的渴望，而是用再犯的风险来衡量。通过更深入地理解行为的生物学，能对惯犯有更深刻的认识：哪些人出去会再犯。这将为基于证据的理性判决提供依据：一些人应当被关注久一点，因为再犯可能性高；而情有可原的那些人再犯的可能性则不大。风险统计测试现在已被全美法庭用来决定刑期长短。
（13）永远也不可能精准预测某个人被释放之后的行为，因为真实生活是复杂的。但数字的预测能力还是高于人们通常的预期。一些罪犯比其他人更危险，危险的人行为上有一些共同模式。基于统计的判决有不完美的地方，但它依据的是证据而不是直觉，并且替代了司法系统通常采用的僵化原则。如果我们采用脑成像等脑科学测量方法，预测能力会继续提升。我们永远无法准确预测谁会再犯，因为这其中还依赖于环境和机会等多种因素。但适当的猜测是可能的，并且神经科学会不断改善这些猜测。
6.8 前额叶健身
（14）冲动控制能力差是监狱里大多数罪犯的标志性特征。他们一般都知道正确与错误行为的区别，也了解惩罚的严重性，但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
（15）青少年与成年人的脑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额叶的发育。人类的前额叶皮层直到二十几岁才会发育成熟，从而限制冲动行为。额叶有时也称为社会化器官，因为变得社会化就是压制低级冲动回路的发育。
（16）在人的决定中到处是难以控制的冲动。不是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但在面对诱惑时，代表长期利益的额叶回路通常无法赢得选举。改造策略是：让额叶锻炼对抗短期回路，提高人的长期决策能力，给关注长期后果的神经元群赋予更多的控制权。
6.9人人平等的神话
（17）人不是生来平等。这种多样性其实是进化的推动力。在每一代，大自然都会尽可能多地在所有维度上产生出各种变体，最适应环境的就能繁衍后代。
（18）但这种多样性给司法系统带来麻烦，因为司法系统部分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人人平等的神话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做决定、控制冲动和知道后果的能力。但仔细审视就会觉得这个神话与事实不符。人不是带着同样的能力来到世界上。每个人的遗传和各自的经历会将脑塑造得很不一样。
6.10 基于可改变性的判罚
（19）作者提议让惩罚与神经科学相结合，用更妥当的方法替代常规的关于究责的直观认识。用实验手段来度量神经可塑性，根据神经可塑性来决定惩罚。
（20）脑科学将改进司法系统，重点将从惩罚转向认识问题（既包括神经的也包括社会的）和有效解决问题。随着对脑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将能建立社会激励，鼓励好的行为，阻止坏的行为。有效的法律需要有效的行为模型：不仅要知道希望人们如何行事，也要知道人们实际是如何行事。通过挖掘神经科学、经济和决策之间的关系，能构建更好地社会制度。这将消减我们对报复的强调，代之以制定具有前瞻性和预防性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