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帮助行为的发生

社会交换与社会规范

从长远来看，帮助行为会使施助者和受助者同样受益。人们相信相互之间不仅交换物质性的商品和金钱，而且还交换社会性的商品——爱、服务、信息、地位等。社会交换理论并不主张我们要有意识地去监控成本和受益，只是表明这类因素能预测人们的行为。

奖赏

催生帮助行为的奖赏可以来自外部，也可以来自内部。帮助行为提升自我价值感，这为因何那么多人在做过好事之后感觉良好提供了一种解释。
然而，奖赏理论也有一个弱点。它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境地。因为有这样的瑕疵，利己主义——主张自我利益驱动所有行为的观点——并没有完全得到研究者的赞同。

内部回报

帮助行为的受益也包括内部的自我回报。接近一个痛苦的人，我们也会感到痛苦。哈佛大学生的生理反应和他们的自我报告都揭示，对他人的痛苦反应最强的学生，给别人提供的帮助也最多。

• 内疚感 痛苦并不是我们想减轻的唯一的消极情绪。内疚感也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情绪。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各种方式来缓解内疚感：用动物和人做祭品、供奉谷物和金钱、忏悔、认罪、否定等等。内疚感导致的结果高度一致：人们会尽其所能去消除内疚感，减少不良感觉，并恢复自我形象。总而言之，内疚感有许多益处。它促使人们坦白、道歉、帮助，避免再犯错误，它还使人们更加敏感，并使亲密关系能够持久。
• 坏心情——好行为现象的例外 这种行为会在那些关注他人的人们中发生，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利他行为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不是全然沉浸在自己的抑郁和悲伤中，悲伤的人是敏感而乐于助人的。
• 好心情，好行为 心理学中在没有比这更一致的发现了，快乐的人乐于帮助别人。

帮助行为能缓解不好的心境，也能维持好的心境。反过来，积极心境也会产生积极的思维和积极的自尊，从而导致积极的行为。

社会规范

规范，即生活中的种种“应该”，就是社会期望，它们规定了我们生活中适宜的行为和应尽的义务。研究帮助行为的研究者们确认了两种驱动利他主义的社会规范：互惠规范和社会责任规范。

• 互惠规范 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互惠规范：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应当施以帮助而不是伤害。在所有的交往中，只接受而不付出，就违背了互惠规范。
  社交网络中的互惠性帮助我们解释了“社会资本”的含义——支持性的联系，信息交流，信任与合作行为——这些保证了一个社区的正常运转。邻居互相帮助照看对方的家，其实就是社会资本在运作。
  人们对他人曾经对自己所做事情的公开反应，最能说明这个规范的有效运作。因此，骄傲、自尊心强的人通常不愿意寻求帮助。接受别人主动提供的帮助会打击他们的自尊心。
• 社会责任规范 对于一些依赖性很强又无力回报的人——比如孩子这类被认为不能够全部回报其所受恩惠的人——另一个社会规范就引发了我们的帮助行为。社会责任规范是指人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然而，社会规范使他们有选择地只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但这些人的需要不是因其自身的疏忽所导致的。如遇到自然灾害等，他们就会得到全力求助。如果他们的困境是自找的，如懒惰等，那么社会规范就建议让他们自食其果。因此，人们的反应与其所做的归因密切相关。
• 性别与受助 当处于需要中的人是女性时，男性会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女性则对不同性别的求助者一视同仁。当然，男性交配动机激发他们的英雄气概也毫不奇怪。

演化心理学

对帮助行为的第三种解释是演化理论。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使基因存活下来。我们的基因驱使我们采用某些能使其存活机会最大的方式。我们的祖先去世后，他们的基因却得以延续，规定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以使它们在未来能继续延续。
但人类个体为了陌生人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基因，是不会在进化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人类是动物王国的超级合作者，因为我们表现出克服自私的多重机制，包括：

• 亲缘选择：如果你身上有我的基因，我就会帮助你
• 直接互惠：我们互相帮助
• 间接互惠： 我帮你，你帮他，他再帮我
• 群体选择： 互相帮助的群体得以生存

亲缘选择

基因是我们愿意关心与我们有亲缘关系的人。因此，能够提高基因存活的可能性的自我牺牲的一种方式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做出奉献。基因的利己主义促使了父母的利他主义。因此父母对其孩子的奉献比孩子回馈他们的要多得多。
亲缘选择——偏袒那些和自己拥有共同基因的人

互惠

基因的利己性同样预测互惠行为。一个有机体帮助其他个体，是因为它期待得到回报。付出着希望日后称为收获者，不做出互惠行为则会收到惩罚。背叛者、卖国者之流普遍遭人唾弃。
同样的道理，偏远乡村的互惠行为比大城市中多得多，因为在小范围的群体中，易于形成互相关心的共同信念。

群体选择

在基因竞争中，如果说个人的自私性必然会获益，是什么使战士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手榴弹呢？达尔文认为，其中一个答案就是群体选择：当群体之间进行竞争时，相互支持的、利他的群体比不利他的群体会存在得更长久。

真正的利他主义

真正的共情和怜悯驱使我们为了别人的切身利益而帮助他们。但我们去评估他们的福利，发现他人需要帮助，并站在他人的立场时，我们就体会到了同理心式的关怀。从某种程度来说，这表明同理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灵长目动物也展示了同理心能力，这表明利他主义早在人类之前就存在。
基于同理心的帮助行为是否是一种真正的利他主义？目前还没有实验能够排除对帮助行为的所有可能的利己解释。

二、帮助行为的影响因素

历史事件使人们震惊，不是个别人在紧急状况下不伸出援助之手，而是牵扯在内的人（上述事例中从11个人到成百上千的人）几乎百分百地都无动于衷。为什么呢？

旁观者数量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了一个情景的因素——其他旁观者的在场——会大大降低人们对事件的干预。考虑到旁观者之间的自由沟通，当只有一位旁观者时，受害者更有可能得到帮助。
为什么会这样呢？ 拉塔纳和达利猜测，当旁观者的数目增加时，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更少地注意到事件的发生，更少地把它解释为一个重大或紧急情况，更少地认为自己有采取行动的责任。

当别人也提供帮助时

热心帮助的榜样是否会促进帮助行为呢？答案是肯定的：亲社会的榜样能够促进利他行为。
然而，榜样却并不总是言行一致。假使碰到伪善者，孩子也会去模仿：照榜样说的去说，照榜样做的去做。

时间压力

那些时间充裕的人通常会停下来提供帮助，而那些认为自己延误时间的被试者则很少去帮助别人。匆匆忙忙中，他们根本就没有太留心周围的事情。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常常观察到的那样，情景对行为的影响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还要大。

相似性

因为相似性容易唤起喜欢，而喜欢又会引发帮助行为，因此我们更多地对那些跟我们相似的人产生同理心，也更乐于帮助他们。这种相似性偏爱会延伸至种族之间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只有当人们可以将自己不帮助其它种族的行为归因于非种族因素时，才会表现出同种族偏爱。

三、帮助者的特点

确定可以预测帮助行为的特质和价值观

人格特质

研究发现，帮助行为和某些任何变量——如社会赞许需要——有中等程度的相关。但总的来看，人格测验并不能区分出助人者。结论是，社会环境明显地影响着帮助的意愿，却并不存在明确的利他人格特质。
这一发现与从众研究的类似结论：从众似乎也更容易受情景的影响，而不太受那些可测量的人格特质的影响。
人格研究者对这一质疑作出了回应。首先，他们发现了助人性的个体差异，的确有一些人更倾向于助人。
其次，研究者正在收集能够预测人们助人性的人格特质网格的线索。那些具有较高的积极情绪、同理心能力和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更关心人，也更容易表现出帮助行为。
第三，人格影响特定的个人对特定情境的反应。那些自我监控能力强的人，如果认为助人能够得到社会赞许，就会迎合他人的期望从而显得乐于助人。

性别

当面对的求助者是陌生人并且情景有潜在危险时，男性更常伸出援手。在相对安全的情境中，如志愿者研究者做实验，或者花时间陪伴残疾儿童等方面，则是女性乐意帮助者略多于男性。

宗教信仰

追踪研究发现，宗教启动也会增加其他一些“好的”行为，如对指定任务的坚持不懈和自己道德信仰一致的行为。
对大学生和普通民众的研究表明，相比较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从事志愿者工作上花的时间更多。

四、增加帮助行为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理解人类行为，从而提出改善行为的方案。

减少模糊性，提高责任感

帮助人们正确解释事件和承担责任就应当可以增加他们的助人行为。

个人化的诉求

个人的、非言语的恳请也是有效的。研究发现，搭便车者通过直视司机的眼睛可以得到两倍的搭车机会，个人化的方式，能使匿名信减弱，从而有更高的责任感。
研究发现，互相介绍过姓名、年龄等的旁观者比互不知的旁观者更有可能向生病的人提供帮助。甚至是来自购物者的一个对视并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微笑，或是一小段很短的对话，都会戏剧性地增加人们随后的帮助性。
简而言之，任何能凸显旁观者个人特征的事情——个人请求、目光接触、告知名字、预期的会面——都增加了帮助的可能性。
自我意识高的人更经常地将理想付诸于实践。

内疚和对自我形象的关注

我们通过提升人们对违规行为的意识来增强他们的帮助意愿。
当博物馆的游客违反了“请勿触摸”的提示时，研究者对他们中的一部分批判道：“如果每个人都触摸的话，就会毁坏它们。”在这种情景下，有58%负有内疚感的被试者随后向另一名“意外”掉落东西的研究者提供了帮助。而未被批判的人则只有三分之一给予了帮助。负有内疚感的人愿意提供帮助。
研究者先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请求。在得到对这个以退为进的要求的回应（全部拒绝）后，研究者退一步提出了陪伴的请求。当使用这一技巧时，近两倍的人同意帮助。
另一种可以引发个体关注自我形象的实用方法：请求很微小的帮助，以至于使个体不能拒绝，除非他认为自己是个吝啬鬼。例如，请求捐款时说：“哪怕一便士也是帮助啊。”
若遇到的是先前捐献过的人，那么更大的请求（合情合理）就会引起更多的捐助。但是对于挨家挨户访问的募捐，请求小金额的捐助则更可能成功，因为这使人们不好拒绝，而且又使他们有机会维护利好他的自我形象。
贴上乐于助人的标签也能强化人们乐于助人的自我形象。

利他社会的社会化

如果我们能够习得利他主义，那么该如何教化而使它社会化呢？这里有五种方法

增加帮助行为的常用方法

教化道德包容

道德排除——将某些人（或动物）排除与自己的道德关怀之外——则起到了教化道德包容的反作用。人们认为，对那些没有价值的人或该受到排挤的人，剥夺和残忍就会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是适当的。
因此，利他主义社会化的第一步是去除天然的内群体偏爱。

树立利他主义榜样

• 现实中的榜样 人们看见其他人的帮助行为或读到助人为乐的故事，会更有可能做出帮助行为
• 媒体中的榜样 电视上的积极榜样也会助长帮助行为

通过做出具体的帮助行为来学习

当孩子们在做出帮助行为时，他们发展了帮助他人的价值观、信念和技能。帮助行为也有助于满足孩子们形成积极自我概念的需要。态度追随行为，行为又助长了他人把自己看“成乐于助人的人”的自我知觉，这种知觉又促进了帮助行为。

把帮助行为归因于利他主义动机

前面章节提到的“过度辩护效应”的研究：当对一种行为的反馈过度时，个体可能将会行为归因为外部反馈（奖励）而非内在动机。因此奖励会削弱其内在动机。
我们可以将这一原理积极地表述为：对人们的良好行为给予恰到好处的反馈（必要时应戒除收买与威胁），我们也许可以增加他们自己从做这些事情中得到的快乐。
我们也可以通过引出他们的暂时性积极承诺，使其得出自己乐于助人的结论，从而更倾向于提供帮助。

习得的利他主义

读完本章之后，你可能有所改变。当你了解了什么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反应之后，你的态度和行为还会跟以前一样吗？

后记：让社会心理学走进生活

学习心理学可以开拓我们的思维，帮助我们带着更高的自觉和同情心去生活和行动，至少我们假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