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古本）》中并没有《大学章句·传五》里的这段文字，朱熹因循程子的意思，认为小戴在收录《大学》时，漏掉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应该是“释格物致知”的，朱熹根据自己的理解，为《大学》补写了一章，因此《传五》是朱熹的创作。
对于“格物致知”，朱熹的解释是，格，至也；物，事也；格物，穷尽事物之理，努力做到无所不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致知，就是让自己的知识达到极点，努力做到无所不知。
朱熹认为，《大学》所谓致知在格物，是说想致知，在于广泛接触事物，探索并穷尽其内在的道理。人都有认识事物的先天能力，而天下万物莫不蕴含着内在的道理，如果不能穷尽事物之理，人的认知就不能完备，即不能致知。显然，朱熹把“格物”看成一种过程，而把“致知”看成一种结果，这里的“知”，并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接近于一种对天道的认识，具有普遍性、通用性、一般性。之所以不说它就是“道”，那是因为“致知”还是主观的认知，致知与天理（道）并不能完全等同。
朱熹认为，《大学》教导我们治学要从格物开始，通过格物不断扩充自己对事物之理的认识，在已知之理的基础上，不断穷尽对事物之理的认识。在此，朱熹的“致知”又是一个穷理的过程，在格物致知上所下的功夫久了，从量变到质变，有一天突然就会豁然贯通，那么对万事万物的认识，无论表里精粗，都能无所不及，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心就安全通透了。通过这样的论述，朱熹实现了由外及内、由物及心的统一。
朱熹最后说：“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如此则所有的事物都被我们穷尽了，我们的认知就达到了极点，但他始终没有说，我们由此就认识了天理（道）。我们从上下文看，显然“知之至”就是“致知”。
朱熹的观点有一个问题是，他到底是更强调过程（格物），还是更强调结果（致知）。如果是前者，那么它至少在治学实践中是有可操作性的，至于能否致知那就要看每个人的天分和际遇了；如果是后者，问题就会比较尴尬，因为曾子在《大学》里讲的很清楚，“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如果我们被卡在“致知”这个环节，岂不是说后面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都根本无从谈起。
所以，王阳明说，不仅格物和致知是一回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都是一回事。
那么，至少王阳明的学说是自洽的，而朱熹的观点却出现了逻辑上的断裂。
孔子和孟子之学都是在人心上做文章，朱熹突然要我们从“物”开始，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创新，但从《大学》整篇文字看，这种观点与全文的基调似乎有点不那么和谐。
----【我读大学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