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我是在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中认识范滂的。读书时也曾学过东汉的党锢之祸，但那时读通史读的快且概要，只记得那不过就是外戚和宦官的斗争而已。但在李一冰的苏东坡传中记录这件事时，我读来不觉心内感佩。
范滂的一生只有短暂的三十三年，可正如其母所谓：既已名扬天下，又求长命百岁，哪有这么完美的人生？
范滂年轻时因着人品端方，清正有气节而举孝廉入仕。出任冀州请诏使期间，范滂初露锋芒，展现了刚正之气，对不法之情事每查必纠。且辩才了得，面对责难，总能以雄辩压制诘难。后调任光禄勋主事。
当时光禄勋由著名士大夫陈蕃出任。陈蕃立朝，其人身正名直，早在范滂之前就以直谏敢言著称，故而眼光也高，脾气也大。这才有王勃所谓“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典故。
有一次范滂前往陈蕃门下拜见，陈蕃因尚不了解此人便没有留他。范滂以为陈蕃也不过徒有虚名，竟毅然挂官而去。郭林宗听到后责备陈蕃说：“像范孟博这样的人，你怎么能如此轻佻接见，他可是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人啊。你看看，现在因为此事他将身一转，视政途为敝履，这不又增加了他的声誉而不利于大人您和朝廷吗？”陈蕃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忙又去拜访范滂致歉。范滂旋即谅解了陈蕃，又回朝做官了。
范滂最出名的事迹还属皇帝下诏三府官员都要核查民间对官吏的举报事迹，并据实向朝廷反映。谁也没想到，范滂竟不顾一切、毫不留情的检举刺史、二千石等权贵豪门人物共二十多人。
尚书见此责备范滂弹劾的人太多，以为他是公报私仇，此举可能为谋私利而攀附党人。范滂回答很干脆，他说：“我弹劾的人假如不是污秽奸邪残暴，对百姓有害无益的人，我甘愿接受朝廷的任何惩罚！况且，我最进公务实在繁忙，时间仓促，所以我先挑选了这些罪大恶极、急需惩办的弹劾。对于那些没有确切证据，我还来不及调查清楚的，等我得闲时，进一步调查核实，到时候我还要接着增加弹劾的名单。我做这些，本就是奉皇上旨意，为民除害。这就像农民清除田间杂草一样，我只是以仁义道德清除奸佞而已”。听他这么一说，尚书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范滂却由此看出当时世道艰险，便知道弹劾易而治本难，于是递上奏章就辞职回乡去了。
范滂人虽回乡，而声名鹊起。太守又聘请他到郡府中担任功曹，把政事都交给他处理。
范滂在职期间，依旧雷厉风行的整治邪恶，对那些违背孝悌道义，不依仁义办事的人，全都撤职驱逐。特别注重举荐有突出节操的人，把他们从社会底层选拔出来加以重用。
范滂有个外甥叫李颂，是公侯家族后代，人很灵活。但因为行节不佳而被乡里百姓厌恶。他就找到一个太监，花钱巴结他，让他把自己推荐给太守。太守只好给他安排一份差事，便让范滂去办理。可范滂认为李颂人品有亏，除了善于见风使舵以外，别无长用，根本不是做官的材料，就私自压下了他的任命状。
李颂久不见回音，又寻求太监的帮助。太监责问太守，太守方才得知此事，故而大怒，借鞭打书佐泄愤。书佐竟毫不畏惧，昂首说道：“范大人清明果断，铲除朝廷的野稗荒草还来不及呢？今天我宁肯受到鞭打死去，也请大人您不要受小人蒙蔽而责怪范滂大人。”太守见此，知难而退，便如实和太监回复缘由，表示自己的无奈。
范滂这样子做官，自然走到哪里都不缺仇人。他在郡里当差，其他官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怨恨他的。于是便把范滂和他所任用的人称为“范党”。还编造歌谣，大意是：“汝南郡的太守是范滂，宗资只不过负责在文书上签字而已。”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还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凭借大赦天下之机得以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
宦官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打击，就借官员抗旨为名向桓帝进谗言，桓帝听信宦官的一面之词，竟果真重处了这些官员。
太尉陈蕃、司空刘茂向桓帝进谏说情，桓帝不听。陈蕃又独自上书，特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也不理他，而陈蕃此举，让宦官集团更加嫉恨士大夫集团，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牢修就以此诬陷指控范滂为“党人”，栽赃士大夫结党自然是为了营私，范滂因而获罪入狱。狱吏对范滂说：“凡是获罪被关押的人都得祭祀皋陶。”范滂说：“皋陶是圣贤，是古代的正直大臣，他知道我范滂没有罪过的话，自然会向天帝诉说申辩。如果我真的有罪，以他的秉性，如何肯为我说情？祭祀又有什么用处！”从而拒绝祭拜皋陶。狱吏拿他没有办法，其他人也跟着不祭拜皋陶。狱吏欲拷打犯人时，范滂见一同入狱的人大多都生病了，还请求让自己先他们而受刑，一时间争着受刑的人更多了。
汉桓帝又派中常侍王甫依次审讯囚犯，范滂等人颈、手、脚戴枷锁，布袋蒙住脑袋，排列在台阶底下。其余的人在前面受审，有的回答有的不吭声，范滂从后面超越次序往前面挤。王甫责问说：“你们身为君主的臣子，不想着精忠报国，而在一起结成私党，相互褒奖推举，评论朝廷政治，凭空捏造事端，所有阴谋勾当，都是想干什么？”
范滂回答说：“我听说孔子说过：“看到好的行为立刻学习都来不及，看见坏的行为就像手伸到沸水里似的马上躲避，我们是想让好的汇到一起更清明，坏的全到一块去烂的更快。我原以为君上希望我们这样子做，没想到这却成了我们的罪过！”
王甫说：“你们互相提拔推举，像牙齿嘴唇一样连成一体，与你们意见不合的人就排斥他们，这难道不是结党营私？你所谓的正义就是见不得不同的声音？就算你是正义的吧，可是这长江黄河从来并流，天下间清浊自古以来就相行无碍啊。”
范滂仰天长叹说：“清浊是共存此世不错，可这是我们没有努力去解决导致的，而不能是主动追求清浊不分。古人遵循善道尚能为自己求得一点幸福；今天的人遵循善道却使自身陷进死罪。”说完便哀伤的垂下头去。王甫为人并非毒恶，见状也起了不忍人之心，亦被他的言辞感动，于是便向皇帝说情，将范滂的枷锁卸了下来。
永康元年（167年），审判结束后范滂等人被释放回乡。从京师出发的时候，汝南、南阳的士大夫来迎接他的车子有上千辆之多。和他一起被关押的同乡人殷陶、黄穆也被释放一同回乡，他俩一起在范滂身边侍奉守卫。范滂觉得这样下去，自己虽非党人而亦成党人矣。便对殷陶等人说：“你们跟着我，不是在帮我，反而是加重了我的灾祸。”于是遣散众人，只身就悄悄地回到乡里。
建宁二年（169年）汉灵帝再次下令大批诛杀党人，诏令紧急逮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接到命令，抱着诏书，关闭驿馆，趴在床上哭泣。范滂听到后说：“一定是为了我啊！”立即去官府投案自首。县令郭揖大惊，迎出来后便解下官印绶带要范滂与他一同逃跑，他说：“先生，天下大得很啊！为什么你要到这儿来呢？”
范滂冷静的说：“天下的确很大，可是我死了祸患才能终结，哪里能连累大人与我一同颠沛，何况怎么忍受让老母流离失所呢？”
范滂的母亲闻此，亦知回天乏术，特前来与范滂诀别。
范滂对母亲说：“母亲大人，滂今天就要跟随龙舒君命归黄泉了，我们生死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亲大人能够理解，孩儿去后，毋为哀伤。”
他母亲说：“你现在能够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天下间本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你既已名扬天下，短寿或许就是代价吧。”说罢垂泪不已。
范滂跪下叩头不止以和母亲告别。起身后又回过头含泪对儿子说：“我想让你做一个恶人，但恶事不应该做；我想要让你行善，但我就是不作恶的下场……”说罢，转身走向刑场。
当年苏轼读完这篇《范滂传》，十分感动，陡然问母亲道：“娘，儿若要做范滂，你许我吗？”
“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程夫人凛然答他。
编者按：本文是想借助苏东坡和范滂的故事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教育并不能直接作用于人。
苏轼少时读范滂便有所感，而平生所行更不逊于范滂。但读范滂者何其多哉，又怎会人人做得范滂？人们常常会持有一种认知：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可事实是人自有其天分（或好或坏，或高或低）。你以为自己或以为别人是被教育改变的，其实以《范滂传》为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为范滂而感动，也不会都认同、都想做范滂那样的人。因此，你以为你是被改变的，其实你可能本就自性自足，无需外求，需要外求的，求也无妄。
我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人的本性，也不能改变人天生的热情。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比如我们的教育成功学，应试教育，对高考的渲染……结果并没有铸造更好的良知，而且培育了广泛的浮躁。仿佛学习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进政府工作，进体制内，做一个掌握资源且轻浮的权贵，成为人上人，好俯视金字塔的底座……
但苏轼是不需要教育的，他天然走向自己的路。否则以他之聪慧，经历一生坎坷的他，为何不去顺从王安石，不去逢迎司马光？因为这对苏轼而言不可以，他只能是他，他注定是他！
苏东坡的思想，以儒学为根本，而杂以佛、老，故冲和简澹，襟怀高旷，既不像司马光、王安石之偏执，也没有程颐、张载之拘束。不管身处何地，都能调整身心，呈现宽博大度的气象。其为人天真坦率、放言无忌，文名声望俱隆，深为小人忌惮而屡遭迫害。
乌台诗案，几被置于死地，此后屡起屡跌，皆因小人嫉恨的缘故。大半人生抛掷路途，携家带口奔忙宦海，晚年时贬谪儋州，地在海外，素极荒莽，疾病无医药，居处无房屋，而东坡处之泰然，从不做迁臣穷戚之态。
作为新旧党争的牺牲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何尝不清楚，可是，他一再搁置归返田园的梦想，入世又超世，执着于现实人生，又超然物外。这种超越传统的人生选择和人格范式，所传递的生命光泽，穿透历史层层黑幕以至万世不朽的人生境界又是哪一所学校能培养？哪一场考试能鉴定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