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风雨谁评说（二）
周武王姬发，前1046~前1043年在位，姬昌的嫡次子，嫡长子是伯邑考。
据记载，伯邑考早年病逝。但我疑惑的是此名字实在太过于怪异，与其后的众多兄弟略有不同，好似是文王姬昌的前妃嫡子，但尚无铭文史册对此有说明考证，但似乎不太重视，仅仅在《史记管蔡世家》穿插有记载：文王“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季载。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看到没有，如果伯邑考贤而聪，即便早逝，也会在后世的记载中予以褒扬的，如同《旧唐书》中对李弘的称颂，但先秦记载恰恰没有对伯邑考的态度。
01. 让我们梳理一下武王克殷的细节
前1056年，周文王姬昌去世，嫡次子姬发继其位，号为武王。 武王姬发以灭殷兴周，统领天下为己任，夙兴夜寐，宵衣旰食，重用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等人，不敢懈怠。
其实，经过文王五十年的治理，到武王时，周族已经有了仰望天下的实力，为便于东线进击，武王提前在沣水东岸建立了新都镐京。
武王姬发准备对进击商王朝的行军路线进行一次操演，就在前1048年，以祭奠先父姬昌为名，率军行至毕原，隆重祭扫了文王陵墓，然后东行巡狩，过崤函，直达孟津，巡行队伍中，仍然载着姬昌的牌位，意思文王巡狩，并且，提前通知了拥戴岐周的四方部族共同在孟津南岸集结，以表达对于姬昌的敬意。
这次的祭扫行动，目的性非常之强：
其一、摸清东进的行军路线和地势山貌，并绘制成图；
其二、岐周继续打着周文王的牌子，借由对原“西伯”姬昌的隆重祭祀，弘扬文王的仁义，宣扬周族的威德，增强周族的凝聚力，毕竟，在位五十年，威望崇高的姬昌，至今仍然是周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三、深度观察北至平阳（临汾），西至天水，南至江汉的诸方国部落是否真正敬畏周族，拥戴周族。周族的号召力、凝聚力能否达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程度；
其四、让商王室知道，周族此次不过是例行对已经逝去的西伯姬昌进行祭拜，并没有其他的不轨打算，以此来麻痹商纣王；否则，你姬发带着大队人马和交好的部落东行六百里到孟津来干什么了?
此次的行动，让武王姬发明白了周族的凝聚力和对四方诸侯的号召力，并且又麻痹了商纣王，如此，为下一次的突袭行动奠定了基础。
岐周对商王室的麻痹还是很有效的? 你想啊，如果商纣王认为姬发拟定不轨，准确判断出了姬发的意图，那么，作为雄才大略的商王帝辛，还会倾全国之力征伐东夷，而将空虚柔弱的软肋（朝歌）不设防地坦露给岐周吗? 其实，姬昌时期，乃至现在的姬发时期，周族给商王室的印象一直是谦恭低调而忠诚的，一直不辱使命，在替商王室兢兢业业驻守着帝国的西部疆域，如此，才能让商王帝辛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东南方向的隐患，毕竟，东夷、淮夷，才是商帝国的财赋重地。
再想想吧，如果商纣王知道了西伯姬发的意图，那就不是岐周突袭殷商，而是殷商提前大规模的进军岐周进行平叛了。
但后世记载，自然是周王室记载了，对于这次行动的真实意图无法明说，只得冠之为“孟津观兵”，记载的理由很是牵强，那就是武王和太公望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为避免大动干戈，伤害生灵，则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了。
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并没有那么高尚
预演，显然是成功的，武王回到镐京，又进行了精细的谋划和推演；好了，万事俱备，只有再待时机，也就是等待最佳的进攻时机。
武王在朝歌是有着眼线的，朝歌的消息源源不断的传入了镐京，当听到商纣王愈发独断专行，穷兵黩武，不听劝谏，导致比干被杀，箕子被拘，微子出走，并且还倾全国之兵力东南平叛，王畿空虚。武王和太公望一致认为：纣王帝辛众叛亲离，更兼王畿空虚，真是天赐良机。如果快速出兵伐商，在其东征主力兵团回防之前灭掉朝歌，再挥师东进，和东夷部族夹击殷师，则可一举灭掉其有生力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如此，将实现天下易主，周兴商灭。
前1046年，周武王拜吕尚为帅，发兵五万急速东进，大军到了盟津，西、北、南诸多诸侯也率兵汇合，武王在盟津设坛祭天，并发布《牧誓》传告天下：
此次伐商，替天行道，代天惩恶
誓师典礼结束，武王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奔商都朝歌，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到达牧野，双方军队就在牧野展开了决定天下命运的大决战。对于岐周联军的宏大气势，《诗经》记载到："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毫无悬念，商纣王帝辛因帝国的主力军团当前都在遥远的东南，回防已然不及，只得征召国都的剩余国民，并打开牢狱，将所有的罪犯、俘虏全部武装，稍作训练，就匆匆开拔到牧野前线。你想吧，这样临时组合的军团，能够有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吗? 壮壮声势还行，打仗，绝对是不行的。
果不其然，在岐周联军的强力冲击下，商纣王临时组建的军团瞬间土崩瓦解，纷纷向后逃跑，甚至和商纣王的督战卫队发生了战斗，这就是历史上的‘倒戈’，殷商军队死伤无数，"血流漂杵"，征伐，演变成了一场追击性屠杀。
纣王看到大势已去，则退回朝歌，登上鹿台，引火自焚。
武王入城来到鹿台，看到纣王的尸体便连射三箭，并砍下纣王头颅，悬挂在宫廷外的白旗下示众。纣王的两个宠臣恶来、费仲也被斩首，这应该是表示胜利和惩治罪恶的仪式吧!
攻克殷都朝歌后，周武王和太公望“一鼓作气追穷寇”，联军兵分四路，向东南进发，继续征讨商的东线军团。其实，随着朝歌的陷落，东征的王师也成了无根之木，倒塌是必然的，商军不但得不到给养，又突然两面受敌，大部溃散，史称联军追逐商朝大将蜚廉于海滨而杀之。
02. 天下易主，竟开启了箕子朝鲜的历史
简要的说，就是当前的朝鲜半岛，在三千年前的商代，还是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原始状态。恰逢武王克殷，以周代商，而商纣王的叔父箕子，从感情上不愿意做周王室的臣民，也知道恢复商王朝已然没有希望，就带领商国遗民五千余口，一路向东，到达了今朝鲜半岛北部，和当地的民众和平相处，并把从商朝带来的先进礼仪、文化和农业、矿冶、纺织技术广为传授，深得人心，因此，被推举为国君，建立了箕氏王朝。
据说，箕子带领商朝遗民到了今朝鲜半岛，继续往东，这时候东边已经是大海，无法再东行。箕子认为，这是天下最东方位了，商族即来源于东方，在这里安家，正是秉承天意，遂决定停驻，命名此地为“壤”，意思是“完成”。
周王室稳定了天下，分封诸侯，感念箕子的仁义，顺水推舟，封遥远的箕子为“朝鲜国君”，侯爵，以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名义上，好似箕子朝鲜是周王室分封的“侯国”，实际上，箕子是领受的，《史记》记载：“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不过《史记》上还记载了一次箕子回到中原见周天子的经历，当经过殷商的故地，看到华丽的宫殿已经成为废墟和农田，感慨至深，作《麦秀之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
诗中所说的“狡僮”，指的就是商纣王。
字里行间，表达了箕子对失去商王朝的遗憾和无奈。
箕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大名鼎鼎，很有些名气的，父亲是文丁，哥哥是帝乙，而侄子就是有名的商纣王帝辛，后世的孔子将箕子、微子、比干，称赞为“三仁”。
据记载，箕子朝鲜强大的时候，弱小的鲜卑部落曾臣服箕子朝鲜。战国后期，箕子朝鲜衰落，疆域缩小，成为燕国的附庸；大秦统一天下，又被迫成为秦的“海外藩国”。
前194年，持续了千年的殷商余脉箕子王朝，被大汉的燕王卢绾手下将军卫满率千人的军队推翻，建立了“卫氏朝鲜”，并把势力扩张到半岛以南。
卫满，姬姓，卫国公室之后，逃到朝鲜后，国君箕准把西边的部分国土封给他驻守，并封为“博士”，希望在战乱期间作为朝鲜国的屏藩，如同后世的刘表、刘璋收留刘备，给予地盘、物资，希望能够助力一般，不料竟引狼入室，卫满在羽翼丰满后，召集不断涌入的中原流民武装，一举攻入平壤。
前108年，汉武帝出兵灭掉卫氏朝鲜，《史记·孝武本纪》载：“其明年（公元前109年），伐朝鲜。”在朝鲜半岛中部和北部设置了四个郡，分别为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属幽州管辖。
03. 因箕子朝鲜，说一下被搅浑概念的高句丽
现在的人们，总是将高句丽和十世纪在朝鲜半岛出现的高丽政权搅缠在一起，好像高句丽就是高丽的前身一样，其实，这是错误的历史观点，高句丽是华夏东北地方政权，在唐朝就已经灭亡了，而高丽，则是朝鲜半岛政权。
高句丽，是西汉时期的前37年扶余人朱蒙建立在辽东半岛的原始部落割据政权，主要为东北的扶余人，国界与更北部肃慎族相接。西汉、东汉时，在辽宁一带；三国时，迁移至吉林；南北朝时，又迁移到平壤。不断的向东迁移，主要是避开强大的中原王朝和辽东的鲜卑地方势力，西汉至东汉数百年间，一直由玄菟郡管辖，长期称之为高句丽县。南北朝以后，中原战乱不断，中原政权对辽东的管辖削弱，高句丽进入鼎盛时期，开始脱离了中原政权而自立，其疆域为辽东半岛大部，朝鲜半岛南至中部地区。唐朝高宗时，668年，被灭国，其遗民大部分融于东北的靺鞨族（最早的肃慎族），少部分融入了契丹或融入了朝鲜半岛。
04. 周灭商，不能说没有侥幸的成分
前面我们说过，姬昌，就如同后世的曹操，一生侍奉大汉，从无心，到有意，自己始终愿为大汉的臣子，却给曹丕留下了一个帝国的财富。其实，三千年前，姬昌为武王姬发留下的家底和人望，也是非常丰厚的，足以逐鹿中原；武王姬发没有其父姬昌对商王室五十年俯首帖耳的情感负担，一心要君临天下，所以，瞅准时机，趁着商王室的精锐大军远道东征，无法及时回援之时，奇兵奔袭，经“牧野之战”，一役而灭商，继而挟胜东征，和东夷盟友东西夹击，击溃了商王室的东线兵团，战线直至东海之滨，至此，天下初定。
周灭商，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一役而定天下，但急而猝，总有侥幸投机的成分，毕竟，“牧野之战”前，商王朝的军事实力是远胜于岐周的，控制的地域和人口也是岐周不能相比的。
此次灭商战争的经典，在于岐周事先获取了商王朝准确的军事和经济情报，利用其王畿空虚，东征军团战线过远，无法回援而果断出击，破朝歌，灭商王，毁掉了商王朝的指挥中枢。更重要的，是岐周联军乘胜夹击没有了国君和根据地的东线军团，一举歼灭。这和八百年后，周灭于秦之前，就已经苟延残喘、气息奄奄了数百年的情势截然不同。
我们试想一下：假如商王室征伐东夷时王畿留下了数量相当的卫戍军团，假如东征军团回防及时，假如纣王帝辛亲自带领东征军团出征，那么历史就不一定了，至少可以肯定，周武王姬发肯定忌惮不已，将不会发生此次的“牧野之战”。
商毕竟是600年的正宗王朝，长期占据在华夏中心，实力和影响力还是很强的，威仪远播四方，文明程度也远高于偏居西北一隅的周族，虽被灭国，但灭的仅仅是商的国都、国君、及商王室的贵族大夫。在东至辽东、南到黄淮的广大区域，仍有众多的拥护者，同情者，观望者。
当时，就有孤竹国王子伯益、叔齐“兄弟让国，叩马谏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此事广为传颂，对刚刚建立的周王室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据说兄弟二人在孟津拦住了周武王，斥责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 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姜太公感叹此两人的忠义，让士卒放下伯益、叔齐，安抚后离去。
伯夷、叔齐立志为殷商殉节，商既不存，不食周黍，饿死前所唱的那首《采薇歌》，十分感人，千载之下，犹如亲闻："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后世的孔子也叹息其二人已是“求仁得仁”。
要知道，孤竹国地处辽东，距离朝歌数千里啊! 竟然对商王朝如此拥戴，由此可见，商王室，600年立国影响力还是很深的，这足以让周王室忌惮不已!
05. 武王制定了三项基本国策
武王姬发为了奠定周王室拥有天下的正统性，稳固政权，立即制定了三项基本国策：分封诸侯、推行井田、建立礼乐。
第一. “灭国不继绝”，“以殷治殷”，分封天下：以纣王之子禄父（武庚是其逝后的封号）为邶国诸侯，继续统领殷商遗民，奉商祭祀；同时，分封黄帝、炎帝、唐尧、虞舜、夏禹等先圣后裔和周公姬旦、召公姬奭、鲁侯吕尚等宗室功臣，以广为传播周王室的仁德。
分封诸侯，赢得了天下重要利益群体之心。
第二. 推行土改，实行“井田制”：使耕者有其田，以收复民心。井田制，出现在人口激增，农桑盛行，居住日趋稳定的商朝时期，但商末的战乱使得人口流失，田地荒芜，井田制遭到了破坏，国家的税赋陷入了枯竭。西周立国后，鉴于井田制对收拢民心的优越性，周武王迅速将井田制恢复并完善。
第三. 建立礼乐，从精神上教化民众：这很成功，也很厉害，要知道，周王室的礼乐制度，影响了中华文明几千年，从《诗经》、《楚辞》的描绘，到春秋战国时兴起的诸子百家，无不是由“礼乐秩序”演化而来。
应该说，周武王及时调整治理天下的策略，推行礼乐，为周王室拥有天下编制了一整套法理依据，破与不破，皆有天道。
商鞅之言：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
孟子之言：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者也。
06. 先说一下首次分封
周武王以周代商后，很是注意汲取商王朝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寻访商朝时期的社会贤达问政国事，修葺商纣王时的良臣商荣、比干的陵墓，释放被纣王羁押的商朝重臣箕子，并谦虚地向箕子请教，又散发财物、粮食，赈济流民百姓，华夏中原很快稳定了下来。
关于封邦建国的方略，吸取了商王朝的教训，多次同姜太公、周公旦、召公奭等商议，决定将夏朝、商朝时已有但还未完全成型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采取不用于商代完全失控的封国制度，给分邦建制的诸侯国以限制性措施，那就是：
第一、周天子直辖周国，周国规模为天下十分有七，其余的，由周天子分封给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先圣之后；对于每一等级的诸侯国，严格限制其城郭尺寸，国土面积，军队数量；
第二、各个诸侯国，定期向周天子纳贡、朝贺，汇报国政，不得怠慢；
第三、各个诸侯国，形式上自成体系，可以拥有军队，但编制上，士卒数量上，皆有限制，不得逾越，并随时听从周天子的调遣；
第四、允许封国的国君世代承袭，但每一任国君，必须得到周天下的认可和册封，擅自继位，就是违制叛逆，周天子可以遣派王师讨伐他的；
第五、周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内分封的卿、大夫有权过问，并且直接任命封国内的上卿；天子任命的上卿，协助国君治理国家，监察封国的国政，并直接对周天子负责；
第六、营建东都洛邑，以便于对东夷、淮夷广大地区的管辖和征伐，地点选定在伊洛平原，洛水北侧，瀍河东西，时机成熟后，可在淮河地域再择址建造南都。
毫无疑问，周武王的封邦建国方略，相对于商王朝时期那种小邦林立，互不统属的状况，显然是一个重大进步，是分封制的理想典范，的确有了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对后世，特别是汉初刘邦的大汉政权，更是有着非凡的指导意义，这也是姬发从商纣王帝辛手中能够夺得天下，而得出的教训。
评说：三千年前的西周王朝，分封制的政治理念是非常先进的，如果能够严格执行并不断校正，能否跨越式的迈入郡县制，也为未可知! 历史吗，总是这样，一帆风顺之时，志得意满，想要顺势改变的能有几人呢，恐怕都在洋洋自得呢 ? 所有的改变，都是危机四伏之际的无奈拯救罢了，如此，哪里还奢望跨越式的进步呢 ?
让我们看一看具体的分封——
首先，封纣王之子“王子禄父”于殷地，建立“邶国”：
周王室的做法很是谨慎，商灭后，将原商王畿分为邶、墉、卫三地，将邶地封给了王子禄父，其目的是让商朝遗民能够延续国祚，祭祀商族的先祖，以彰显周王室的仁德。但周武王为了提防骄傲的商人滋事不轨，则派自己信任的三弟管叔姬鲜、五弟蔡叔姬度、八弟霍叔姬处，在邶国以南的鄘地、以东的卫地领军驻守，名义上是帮助武庚禄父管理失国的商民，实则是行监督之责，故为“三监”。并封管叔领管国（今郑州管城），蔡叔领蔡国（今上蔡）、霍叔领霍国（今临汾），以表示对于兄弟的关爱和重视。
《史记·殷本纪》记载：“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於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後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後为诸侯，属周。”
上面说的是，大周立国拥有天下后，册封商纣王之子禄父在邶地（今安阳汤阴，有邶国遗址）建立国家，用来安置和管理原来商国的民众，不歧视、不打压，商民甚是喜悦。于是，天下皆拥戴周武王为天子。周王室甚为谦逊，虽然拥有天下，称为天子，但不再使用至高无上的帝号，而仅仅称王。
其次，尊崇圣贤，分封先圣之后：
周武王姬发认为，既然商王室的国祚都可以封国延续，那么，作为上古的先圣，更是应该立国延祀，如此，才能彰显周礼的神圣，周王室的虔诚。于是，遍寻天下，封炎帝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尧帝之后于蓟，舜帝之后于陈，禹帝之后于杞，皆置于富庶的东夷故地，为最高等级的公爵之国。
其三，分封宗室功臣：
鲁国，周公旦，武王四弟，都曲阜，侯爵，辅政大臣，经营镐京以东，武王特别赐予宝玉大弓之器，以彰显其权威；
燕国，召公奭，文王从子，武王堂弟，都辽东，侯爵，辅政大臣，经营镐京以西；
毕国，毕公高，武王十五弟，都咸阳，公爵，长期于镐京辅佐王室。
虢国，虢公虢仲，文王弟，都雍城，今宝鸡，历史上曾谓陈仓，公爵，长期任周王室卿士。
吴国，周章，周太王古公亶父子泰伯、仲雍之后，武王克商，寻泰伯、仲雍之後，得知仲雍之後周章已在吴郡为君，则封其子爵，奉祀仲雍，仍都于吴郡。
虞国，虞仲，周太王古公亶父子泰伯、仲雍之后，武王克商，寻泰伯、仲雍之後，得知周章已为吴君，则封其弟虞仲，奉祀泰伯，都夏都故址，公爵。
管国，管叔鲜，武王三弟，都管城，侯爵，为三监之一。
蔡国，蔡叔度，武王五弟，都上蔡，侯爵，为三监之一。
霍国，霍叔处，武王八弟，都临汾，伯爵，为三监之一。
纪国，姜姓，为殷商时期流转下来的东方大国，位于齐国以东，莱国以北，因助力周武王灭商，被封为侯爵。
莒国，嬴姓，少昊之后，助周灭商，封于莒，子爵。
许国，姜姓，伯益之后，封其裔于许，今许昌，男爵。
邾国，曹姓，颛顼后裔陆终第五子曹晏之后，封其裔于邾，今山东邹县，初为鲁国附庸，称为君，齐桓公时封子爵，始为诸侯。
等等.......其四，分封并认可拥戴周王室的原殷商时期即有方国、部族：特别是东夷、淮夷诸国，如徐国、奄国、薄姑国等，以安定诸邦，为周王室下一步拓展天下奠定基础。
07. 原始的公有井田制
《诗经·小雅·北山》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是说，天下的土地，名分上皆属于周天子，为公有，周天子把耕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称做"井田"。
而“井田制”，也就是把可耕种土地分隔成方块，有经界、水沟，阡陌纵横，像一个井字，每一井有9个方块，一个方块是100亩，称为"一田"。其中：“井”字四周的8块田是私田，由8户农人各自耕种，收成全部归耕户，“井”字中间的一块田是公田，由8户共耕，收入归管理此地块的封邑大夫拥有，相当于在封邑大夫这里缴纳了国家规定的赋税。
通常，王公大夫把井田分为三类：
最好的部分：河流附近肥沃的土地、背山向阳处产量高的土地，平整易于耕种的土地，都留给了自己，谓之"公田"。公田的面积一般都很大，所以也叫"大田"，这就是井田制在实际操作时，常常是将公田集中起来耕种的原因。
距离城市比较近的郊区土地：以田为单位，分给普通的平民耕种。平民，也就是国人、国民，属于自由人，有公民权。公民权，也就是一般公共事务的投票权，受教育权，和服兵役的责任。但那时战争频繁，有战争就会有伤亡，如此之下，土地荒废将常常出现，所以，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土地的再分配，就成为了必然。
距离城较远、土质瘠薄的坏田：分给住在野外的庶人，因庶人住在野外，所以也叫"野人"；野人也属于自由人，但没有公民权，被国人贬称为“氓”，也就是到处流浪和流亡的庶民。领主阶层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最愚蠢，所以也管他们叫"氓"，当然，他们如果加入战争，荣立战功；或者耕种井田连续达到了若干年，也可以摆脱庶人身份而成为平民。
周王室就是这样，把土地分配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分配给国民（庶民），耕种者要交一定的贡赋。受封卿大夫和国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得买卖，以此，周王室对整个天下实施有效的控制。
由此看来，井田制为原始的公有制，土地属于周王室所有，进行层层管理，土地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再进行平均分配，以保持其使用上的合理性。
那么，商周时期的井田制和西方同时期乃至中世纪的农庄制有什么不同呢?
中国井田制与西方的农庄制从制度设计上就不同：
西方的农庄是农庄主私有的领地，耕种农是农庄主的农奴，没有人身自由，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家奴，一定程度上属于奴隶制；井田制下，土地都是国家的，耕种者是自由的平民或者庶民，谁耕种，谁承担赋贡，卿大夫只不过是各个层级的管理者。
这里插说一下，西方社会十七、十八世纪出现的黑奴制，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反常出现的倒退，是人性的丑恶占据了上风导致的畸形，是丑陋和可耻的行径。
所以，西周以后的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说，没有奴隶社会，失去人身自由的通常是战俘，一般皆用于祭祀等重大活动，虽然血腥残酷，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战俘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周王朝时期，从事农耕、渔业、手工业、商业等民众，皆为一般意义上的平民，皆享有国民的权力，当然，还有一部分“野人”（庶民）从事农耕，他们除了暂时没有取得所在城邦的国人权（主要是选举权、福利权）外，其他同国人是平等的，最主要的是，野人和国人，都是平等的自由人；这一点有些像我们现在的编制内和编制外之分，正式工和临时工之分。
08. 对中华文明影响至深的礼乐
周人推出的礼乐制度真是一大进步，你想啊，如果人人都遵循着同一条规则，上下有序，嫡庶有序，安于其命，从不僭越，那么，天下就很好治理了吗! 只不过，每一次的革命算是什么，是违背天理呢? 还是顺应天命呢 ? 就如同以周代商的牧野之战，如何定性呢 ? 总不能就是因为商王朝的天下母鸡司晨吧。因此，建立一套有效的统治理论，甚为重要，否则，人人都可以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于是，华夏第一部通过礼乐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周礼》出现了，它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表达的是理想国度的一切，都应该是井然有序，富于哲理。
礼，就是等级制度；乐，就是乐融入礼，二者结合起来讲，就是以乐从属于礼，两者相辅相成；例如：礼乐制度下，乐舞规格为“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论语·译注》，也就是说，天子礼仪的乐舞为八行八列，诸侯礼仪的乐舞为六行六列，大夫礼仪的乐舞就只能四行四列了，这就是身份不同，规格也不得同，君权至上、尊卑有序。
乐，属于一种广泛的社会行为规范，并不仅仅指的是乐舞。
所以，“礼乐”，就是朝礼、祭礼、酒礼、聘礼、婚礼、丧礼等一切社会活动，皆有等级标准，要各司其位，不能等级不分，上下错位，那就会乱了章法，动摇国本。为此，周王室专门设置了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宫，用来编制、完善和指导普天下方方面面的行为规范，礼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但春秋开始，“礼崩乐坏”，诸侯、卿大夫时常僭礼。什么是僭越呢? 僭越，就是冒用，超越本分，以下犯上，这实质上是对越级享用政治权力的一种炫耀，影响极坏。鲁国悼公时，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强盛，公室孱弱，季氏无视礼法，竟然设置六十四人的舞乐，这可是只有周天子才可享用的政治权力啊! 孔子愤怒道“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的愤怒，在于季氏骄横，一点规矩都不讲，使用了不该使用的东西，往轻了来说，是“没有一丁点教养和礼貌”，往重了来说，就是藐视天子，是谋反。只是，这个时候，周的国本，早已经摇摇欲坠了，反与不反都一样了。
评述：前面我们说过，礼乐之制，对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抛开其作为统治阶层的御用性，其中蕴含的礼尚往来，和平共处的深邃哲理，对后世有着积极的作用，远播四方他国，常为外事环境和场合所运用。我们常常自豪的称中国为“礼仪之邦”，就源于此。
说一下近代世人皆知的中印之战吧：《人民日报》1962年9月22日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其背景就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国对中印边界的非法划分，中国政府自然是拒绝。印度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不断制造流血事件，此不断挑衅行径最终升级为战争。
开战前夕，《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就是正告印度：无礼过甚，将导致局势险恶，后果严重，勿谓言之不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