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书理由
因为工作的原因,有时会面临一些在市场状态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产品设计与运营组织协助业务进行验证的状况。当看到书名《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的时候我就隐约感觉能在书的内容中找到答案,在人类的工业体系中,航天火箭制造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最大的,火星探索、送人上月球,浩瀚冰冷的太空,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突发状况,这群为宇航员设计太空航线方案的科学家面对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本书讲述的就是美国宇航局和SpaceX的科学家们这样的挑战是如何解决和克服的,我想对我们所有人,特别是致力于从事创新工作的同学会有借鉴意义。
核心观点
本书分成三大阶段内容:
阶段1、如何打破思维束缚,点燃创意
人类对确定性的依恋
我们天生就对不确定的事物有着同样的恐惧。我们的一些祖先不害怕未知事物,他们成了剑齿虎的食物。但是,那些认为不确定性会威胁生命的祖先却活得时间够长,把他们的基因遗传给了我们。
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厌恶的另外一种体现是:自负和傲慢自大。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的那样,“大自然厌恶真空”。他认为,真空一旦形成,就会被周围密度大的物质所填充。亚里士多德真空原理的适用范围远远超出物理学范畴。每当我们面对未知和不确定的领域时,难免会产生知识的真空,很多荒诞的说法和故事就会迅速填补空白。“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永远充满怀疑的状态中。”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解释说,“所以我们编造了最好的故事,并把它们当作生活的真相。”
书中提到的科学家都有以不确定性为乐的特质。
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曾说过:“完全自知的无知,是知识获得真正进步的前奏。”天文学家们跨过知识的边界,一头扎进未知的浩瀚海洋中。他们知道,宇宙就像一只巨大的洋葱,揭开一层神秘的面纱之后,又要面对另一层神秘面纱。正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所说的那样,科学“如果不提出10个问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1个问题”。当我们的知识领域中的一些空白被填补时,其他空白也就随之出现。
不确定性很少会引发灾难。不确定性会带来快乐和发现,并能充分发挥你的潜能;不确定性意味着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发现那些至少在短期内没人见过的事物。当我们把不确定性当作朋友而非敌人时,生活就会给我们更多惊喜。
惯性思维
知识是一种美德,但知识同样的特质也会把它变成一种缺点,知识可能会让我们成为惯性的奴隶,而惯性思维只会产生常规结果。
我们大部分人所使用的键盘布局设计得非常低效。因为在现有键盘布局投入使用之前,如果你打字太快,打字机就会卡住。QWERTY布局(以键盘头6个字母命名)就是专门为了降低打字速度而发明的,目的是防止机械按键卡住。此外出于营销目的,组成“打字机”这个英文单词(也就是typewriter)的字母被放在了最上面一行,这样销售人员就能够迅速打出品牌名称,从而演示机器是如何操作的了(你可以试一试)。当然,机械按键卡住如今已不再是个问题,我们也无须尽快打出“打字机”的英文单词。然而,尽管市面出现了效率更高也更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的键盘布局,QWERTY布局仍占据主导地位。变革的代价可能很大。举个例子,假如我们放弃QWERTY布局,选择另一种键盘布局方式,我们就得重新学习打字(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群人做出了转变,并且认为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有时候,变革不仅没让事情变好,反而变得更糟;但更多时候,即使变革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代价,我们还是坚持惯常做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变得越来越受规则约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总是老调重弹,做同样的工作,跟同样的人交谈,保持相同的产品线。我们的人生本应不同,却总是有着相同的结局。惯性越大,越难摆脱。既定的做事方法会掩盖其他可能性。
回到第一性原理
最早提出第一性原理思维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把它定义为“认知事物的第一基础”。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将其描述为“系统性地怀疑你可能怀疑的一切事物,直到你获得无可置疑的真相”。你不应把现状视作绝对不变的,而是应该敢于大刀阔斧地改变它。你不应让其他人的愿景塑造你前进的道路,而应该放弃对这些愿景的所有忠诚。你要破解现有的假设,直至找出基本组成部分,就好像你在丛林中砍出一条道路那样。除此以外的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
“我喜欢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马斯克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解释说,“物理学教会你根据第一性原理做出推理,而不是通过类比进行推理。”类比式推理就是几乎丝毫不差地模仿或模拟他人。
对于马斯克来说,运用第一性原理意味着从物理定律开始,问自己需要哪些条件才能把火箭送入太空。他把火箭拆分成最小的子部件,也就是它的基础原材料。“火箭是用什么做的?”他问自己,“航空航天级铝合金,加上一些钛、铜和碳纤维。”然后他又问自己:“这些材料在大宗商品市场上值多少钱?”结果证明,火箭的材料成本约为通行价格的2%左右,这个比例太令人震惊了。
“扼杀公司”演习
想象一个强劲的对手,在暗处注视者你,时刻想着如何搞垮你。他会做什么?我需要做什么准备防止这些攻击?
美军也在军事演习中采用某种版本的“扼杀公司”演习,即所谓的“红队测试”(red-teaming),这是“冷战”时遗留下来的词。在模拟战争中,红队扮演敌人的角色,想方设法破坏蓝队的任务。红队会暴露出蓝队在计划和任务执行过程中的缺陷,促使其在任务开始之前解决问题。“红队测试”培训官帕特里克·利内维格(Patrick Lieneweg)少校告诉我,这个过程在另一种军事等级环境中起到了减轻群体思维的作用,“它挑战主流观念,测试假想情况,提出关键问题,有效提高了思维品质”。
贝佐斯在亚马逊也采取了类似做法。当电子书开始对亚马逊的实体图书业务构成威胁时,贝佐斯接受了这一挑战,而不是回避它。他告诉一位同事,“我希望你一往无前,就好像你的使命是让每个卖书的人失业一样”,也包括让亚马逊本身卖不出书。这个演习形成的商业模式最终把亚马逊推向了电子书市场的顶峰。
思想实验室
思想实验构建了一个平行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事物的工作原理截然不同。正如哲学家肯德尔·瓦尔顿(Kendall Walton)所说的那样,思想实验要求我们“想象特定的虚构世界作为某种情景设置。当你运行、执行或只是想象它们时,就会产生特定的结果”。通过思想实验,我们把日常思维置之度外,从现实生活的被动观察者变成主动干预者。
以著名的塞尔维亚裔美国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为例。他的思想实验强化了他的想象力,产生了如今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动力的交流电系统。特斯拉在他脑海里发明和测试新事物。“在纸上画出草图之前,整个想法会在我脑海里运转一遍。”他说,“我不急于着手具体工作。当我有一个想法时,我马上依靠想象力把它塑造成型,然后在脑海中改变装置的结构,加以完善,并将设备操作一遍。是在脑海中运行涡轮机还是在店里实际测试它,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
从未来往回看
在企业中,我们要回顾当前部件的供需水平,并推断未来的供需情况。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当前的技能决定了我们能想象自己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根据定义,“反溯”并不是从第一性原理开始的。有了预测之后,我们就会往后看,审视眼前的原材料,而不是展望未来的可能性。每当我们预测未来时,总会问:“我们能用手上的资源做什么?”通常情况下,现状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预测未来会把我们有问题的假设和偏见推向未来。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现状人为地限制了我们对可行性事物的设想。
重要的是猴子
公司刚刚任命你负责一个非常考验胆量的项目。上司说,你必须让一只猴子站在基座上,训练它背诵莎士比亚戏剧的段落。你打算怎么做?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首先会建造一个基座。“上司顺道路过,问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时,”泰勒说,“你想向上司炫耀某件事情,而不是提出一长串理由,说教猴子说话真的很难。”你宁愿让上司给自己一点表扬,说:“嘿,漂亮的基座,干得好!”于是你建好基座,等待那只会背诵莎士比亚戏剧的猴子奇迹般地变成现实。
但问题在于:建造基座是最简单的工作。“基座随时可以建,训练猴子才是第一要务,而所有风险和需要学习的东西都来自这项极端艰巨的任务。”泰勒说。倘若猴子学不会说话,那就更别想背诵莎士比亚经典了。如果这个项目有致命弱点,你得预先有所了解。
为了反驳“沉没成本”谬论,我们要把猴子放在首位。
创造就是重组
乔布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创造力就是将事物联系在一起。当你问那些有创造力的人,他们是如何创造新事物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有点愧疚,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创造出新事物,他们只是见识比较广罢了……他们经验更丰富,或者与其他人相比,他们对自己的经验思考得更深入。”
换言之,想要打破条条框框,实现创造性思考,你就得多找几个“条条框框”。爱因斯坦称其为组合游戏,他认为这是“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特征”。组合游戏需要让自己去接受各种思想,求同存异,把苹果和橘子合并重组成一种全新的水果。采用这种方法,“整体不仅大于各组成部分的总和,而且与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相径庭。”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安德森(PhilipAnderson)如是说。
阶段2、如何将创意落地成实际产品‘
先宣判,后裁决
我们变成了一把铁锤,每个难题都像一颗钉子。
研究人员将象棋高手分成两组,让他们解决一个关于象棋的难题。棋手们要使用尽可能少的步数来赢棋。
对于第一组棋手来说,他们有两种方案可以赢棋:(1)任何熟练棋手都熟悉的解决方案,能够在5步内将死对手;(2)不那么熟悉、但更好的解决方案,可以在3步内将死对手。第一组中的很多象棋高手没有找到第二种解决方案。研究人员监测了棋手的眼球转动情况,发现他们花很多时间在棋盘上探求熟悉的解决方案;即使棋手声称自己在寻找替代方案,他们也无法把眼神从自己熟悉的东西上移开。当他们看到熟悉的解决方案时(“锤子”看到了“钉子”),他们的表现立刻降低了3个标准差值。
对第二组研究参与者,研究人员改变了棋局,棋手所熟悉的解决方案不再是一个可用选项。相反,只有最优解决方案才能将死对手。第二组象棋高手没有熟悉的解决方案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于是他们都找到了最佳解决方案。这项研究验证了一句话:“当你看到一步好棋时,不要轻举妄动,而是去寻找更好的一步棋。”多位象棋世界冠军对这句话深以为然。
当定势效应成为阻碍,让我们看不清下一步动作时,我们可以通过质疑问题来改变我们对问题的定义。
质疑问题
“每个答案都有一个能够回溯的问题。”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说。答案通常嵌在问题本身当中,所以构建问题就成为找到解决方案的关键所在。查尔斯·达尔文会赞同这点,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回头想想,我认为看清问题本质比解决问题要困难得多。
”把问题想象成各种不同的摄像机镜头。装上广角镜头,你就能捕捉到整个场景;装上变焦镜头,你就能拍到一只蝴蝶的特写镜头。“我们不是观察到大自然本身,而是大自然暴露在我们的提问方式中。”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者沃纳·海森堡说道。当我们重构一个问题(也就是改变提问的方式)时,我们就拥有了改变答案的力量。
抽离另外一个自己批判自己
没人天生就具有批判性思维,个人信仰容易扭曲事实,这样的倾向很难改变。无论你有多聪明,费曼的格言都是适用的:“第一性原理是指你不能欺骗自己,而你恰恰是最容易被欺骗的人。”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个人观点存在几个问题:个人观点很顽固,一旦我们形成某个观点,就会将其视为绝佳的想法,并彻底爱上它,尤其是在公共场合通过真实的扩音器或虚拟的扩音器发表观点的时候。为了不改变想法,我们会扭曲自己的立场——扭曲程度之高,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瑜伽修行者也无法坚持。
在我早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忽视了本书提出的所有建议。我把自己的论文当作最终观点,而不是科学工作假设。每当有人在学术报告会上质疑我的观点,我都会采取防御态度。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整个人紧张起来,而我的答案会反映出我对待问题和提问者都很不耐烦。
后来,我重新开始接受科学训练,并重新把我的观点当作科学工作假设。我改变自己遣词造句的方式,以反映出这种心理转变。在会议上,我不再说“我认为……”而是说“这篇论文假定……”。以我为例,这种微妙的言语调整欺骗了我的头脑,使我的观点与个人身份分离。
显然,这些观点是我想出来的,可一旦离开我的身体,它们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变成我可以客观看待的、独立和抽象的事物。这不再是个人恩怨了,只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科学工作假设。
即飞即测
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想找到一种客观的方法来确定读者对报纸的兴趣。他决定写一篇围绕这一主题的博士论文,并给论文起了个标题为《确定读者对报纸内容兴趣度的客观方法》(AnObjective Method for Determining Reader Interest in the Content of a Newspaper)。在盖洛普看来,“客观”是这个标题的关键词。他对确定读者兴趣度的主观方法深表怀疑,尤其是对调查和问卷调查表等方式。他认为,人们讲述自己的行为时,往往会歪曲事实。事实证明,盖洛普的观点是正确的。接受调查的读者声称,他们完整地看了报纸的头版,但实际上他们会跳过头版,直接看体育版或时尚专栏。
换言之,这些调查没有遵循“即飞即测”原则。填写一份关于阅读报纸的问卷调查表与实际阅读报纸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盖洛普知道,测试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以接近真实“飞行”的方式进行。
那么,盖洛普做了哪些事情来补救这个测试呢?他派了一组调查人员到读者家里,看着他们读报纸,并把报纸的每一部分标记为已读或未读。够尴尬吧?确实很尴尬。比问卷调查更准确吧?当然。“几乎无一例外,后来的质疑证明了……此前(调查问卷中)的话是假的。”盖洛普写道。盖洛普的这个调查是现代数字化跟踪技术的前身。如果你认为他的做法令人讨厌,那请记住一点:奈飞公司对你在看什么影片、何时看的,以及你是否在《纸牌屋》(House of Cards)完结前没有追看最后一季内容,了如指掌。和盖洛普一样,奈飞深谙“观察远比自评问卷更准确”的道理。
伟大的喜剧演员也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他们喜欢在真实的观众面前测试自己的笑料,以观察观众的反应。他们在没有提前打招呼的情况下走进喜剧俱乐部,在一个到处都是陌生人的低风险环境中测试他们的喜剧素材。举个例子,2016年,在主持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顺道拜访了洛杉矶一家名叫喜剧商店(Comedy Store)的喜剧俱乐部,以检验他的素材是否好笑。瑞奇·葛文斯(Ricky Gervais)和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也拜访过一些小型喜剧俱乐部,并根据观众的反应来调整或完全放弃他们的段子。
阶段3、如何在失败中获得下一步行动
过渡害怕失败
我们天生就害怕失败。千万年前,若非害怕失败,我们早就被一只饿极了的灰熊捕食。在成长过程中,失败让我们一次次走进校长办公室,失败意味着被家长限制外出或减少零花钱,意味着大学辍学或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不可否认,失败很令人难过。人生没有安慰奖,每当考试不及格,遇到破产或失业时,我们是没有心情庆祝的,只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很不中用。与成功后兴奋感迅速消散不同,失败的刺痛一直挥之不去,有时甚至会持续一辈子。
若要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我们需重新定义自己与失败之间的麻烦关系,失败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反而是学习的开始。
聪明的失败
聪明的失败是学习,是投资。
这些失败就是商学院教授西姆·希特金(Sim Sitkin)所说的“聪明人的失败”,它们发生在你探索科技前沿,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创造有可能会失败的事物时。我们经常把“聪明人的失败”看作是损失,比如,“我浪费了人生的五年光阴”“我们损失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只有当你把它们称为“损失”的时候,它们才会真正构成损失。你也可以把它们视为投资。失败就是数据,而且往往是你在励志书中找不到的数据。如果你适当关注“聪明人的失败”,它们就能成为你最好的老师。
这些错误可能拥有持久的力量,而成功经验往往缺乏这种力量。“聪明人的失败”可以让我们产生一种求变的紧迫感,并对我们心理产生必要的冲击,去忘记我们所了解的事物。“无论任何时候,请把如沃土般的错误留给我,它们饱含种子,在自我修正后将破土而出。
输入比输出重要
“什么问题导致了此次失败?”如果输入需要修正,那就修正它们。但这个问题还不够,你还得问自己,“在这次失败中,哪些事情是做对的?”好的决定即使导致了失败,你也应该保留这些决定。
网球运动员玛丽亚·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把关注结果描述为网球新手会犯的最大错误。莎拉波娃提醒说,网球运动员要尽可能长时间盯着球,并把精力集中在输入上。没有了关注结果的压力,你的技艺就会变得更出色。成功会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而不是目标。
秉持以输入为中心的心态,你就可以自由地改变你的目的地。目标有助于你集中注意力,但如果你拒绝改变或转换初始路径,这种专注也可能变成狭隘的视野。
心理安全
哈佛商学院教授艾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想探究造成这些用药错误的原因。她问自己:“较好的医疗团队在用药方面是否会少犯一些错误?”在埃德蒙森看来,答案似乎很明显:较好的医疗团队拥有表现更好的成员和领导者,他们犯的错误应该会少一些。但结果恰恰相反。较好的团队犯了更多的错误,如何才能解释这种违反直觉的结果?
我们总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最重要,因而不采取行动改变自己。但不作为的风险其实要大得多,只有改变现状,我们才能到达想要去的地方。
埃德蒙森决定深入挖掘原因,她派一名助理研究员去医院实地观察医疗团队的做法。该助理发现,较好的医疗团队并没有犯更多的错误;相反,他们只是上报了更多的错误。
这些团队拥有开放的氛围,员工认为探讨错误的做法是安全的,他们更愿意与他人分享失败的经验,并积极努力减少失败,所以他们的表现更为优秀。埃德蒙森把这种氛围称为心理安全,用埃德蒙森的话来说,心理安全是指“在实现雄心勃勃的绩效目标过程中,没有人会因为犯错、提问或求助而受到惩罚或羞辱”。
研究表明,心理安全能促进创新。当人们可以畅所欲言,提出挑衅性的问题和半成型的想法时,挑战现状就变得更容易了。心理安全也提升了团队学习能力。在心理安全的环境中,若上司提出可疑要求,雇员就会提出质疑,而不是一味地服从命令。
给失败者发奖金这个想法可能会让你觉得奇怪。容忍失败是一回事,奖励失败则是另一回事了。但是,这个激励计划有独到之处——若让不可行的项目继续下去,成本会更高,它们只是在浪费金钱和资源。如果一个项目毫无前景可言,将其终止之后,便能为其他更有可能实现的探月项目腾出宝贵资源。X公司的奥比·费尔滕解释说,这样的环境“消除恐惧,让人们产生安全感,可以毫无顾虑地终止自己的项目”,于是人们不断地制造“聪明人的失败”。
“奖励出色的失败者,惩罚平庸的成功者”。心理安全还有另一部分内容:如果要员工分享他们的错误,领导必须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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