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亚隆（Irvin Yalom）
欧文·亚隆（Irvin Yalom）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著作流传最广、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治疗学家之一，被选为美国至今健在的三个最重要的心理治疗学家之一。对亚隆来说，是罗洛·梅（Rollo May）的《存在心理学》（Existence）一书为他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
对于出生于工人家庭并从未涉足过哲学的亚隆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在孩提时期，他生活在华盛顿特区的贫民窟里，沿着他父亲的商店朝北走一个街区是危险的。在他14岁的时候，他家搬到华盛顿一个舒适和安全的社区，他也进了一所好一点的学校。基于他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刻理解，亚隆开创了心理治疗的新途径，然而在这条探索的路上，他并没有遇到多少引路人。
1
如何看待精神病学？
朱瑟琳：当时你置身于隔离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是怎样理解精神病学的？就你的回忆来看，你那时对精神病学的看法是什么？
亚 隆：我不记得那时是否读过什么相关的东西，但却记得，在我当时的理解里，精神病学是研究思想的，是研究我们怎样思考。在大学本科期间，我应该——但记不起来了——应该修读过变态心理学的课程。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不敢十分肯定，因为我选修的纯粹是医学院的预科课程。
朱瑟琳：你当时认识什么精神病学家吗？当时在这个领域也没有电视节目……
亚 隆：不，我不认识这样的人。
2
遇到过鼓励自己的老师吗？
朱瑟琳：嗯，说到高中生活和你讲故事，你是否记得在某个特别的时间你讲了一个特别值得回忆的故事，让你能够一下子想起那段时光？
亚 隆：那时我有一位英语老师，我称她麦考莉小姐。她也是玛瑞琳（我的妻子，我们在高中时期相识）的老师，她非常喜爱玛瑞琳，却很讨厌我，认为我总是在玛瑞琳身边转来转去，搅扰她的生活。因此，她把我称做“衣柜男孩”（locker cowboy）。
玛瑞琳受人喜爱，在班级名列第一，是学校新闻、学生会，以及校际活动中的明星。她非常有社交魅力，许多老师都对她特别关心。然而，那时的我却是一个总是紧张不安的书呆子，我觉得自己缺乏魅力，并对自己的相貌感到难堪。
如今，当我回头去看我那时的照片时，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年轻人，因此会感到震惊，那时怎么会对自己的相貌有那样错误的看法。麦考莉小姐对我极其苛刻。最近浏览昔日的纪念品，我发现了我在10年级或11年级上她的英语课时写的一篇作文，那是一篇充满诗情画意的文章，表达的是我对棒球的赞美之情，那时我是一个铁杆的棒球迷。她对这篇作文的评语相当严厉，她蔑视我对棒球这等小事如此满怀热忱，在我的作文上方打了个“B一”，而且在我的作文里随处打上红色标记，大肆嘲笑我的热情。她绝对是一个让人感到窒息的老师。如果从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这个角度来说，她算是一个可怕的反例。
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再次读到她的苛刻评语，都几乎能流下泪来。我曾想写一个故事，却一直没有动手去写，内容是关于一个男孩遇到一个像麦考莉小姐那样的老师，这个男孩心里有一个计划，就是在多年后功成名就，然后再回到那个老师身边，向她炫耀自己的著作和成就，给她一点颜色看看。不过，在他最终回到那个他曾经就读的高中时，那个老师已经去世多年了。
朱瑟琳：你有没有遇到过对你有所鼓励的老师呢？
亚 隆：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我从未遇到过鼓励我的老师我真希望遇到这样的老师。在最后的几年，我意识到自己产生了一个幻想——有时候，当我骑车或散步时，头脑里就会浮现这个幻想，它使我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这个幻想一旦开始就无法停下来，它仿佛有自己的生命。这个幻想对我说：当我在上初中时，有一位老师来到我父母的商店，告诉他们说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应该把我转到一个名校，某个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我父母当即表示同意——他们总是鼓励我接受好的教育，于是这个老师就成了我的导师，对我的写作特别感兴趣，还鼓励我去参加学校的棒球队和网球队。
朱瑟琳：就没有什么人时你表示过特别的兴趣吗?
亚 隆：没有，一个也没有。从高中到大学，我没有遇到过那样的老师，从来都没有过。
3
动力的源头
朱瑟琳：那是什么在支持着你坚持向前走的呢?
亚 隆：嗯，在我的生活中，玛瑞琳起了极其关健的作用。现在谈到十年级，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她。她比我低一年级，我参加过她在初中时期作为优秀学生代表的演讲。大约在我15岁的时候，我们开始确定我们的关系。她与我情意相投，我们在一起时经常讨论文学。我们谈论陀思妥那夫斯塞、斯坦贝克（Steinbeck）和托马斯·伍尔夫（Thomas Wolfe）。她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读书像我一样多的人。在我人生的形成期，她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而她具有某些我不具备的东西，那便是，她有好几个导师。在高中时，她的几位老师把她置于他们的关爱之下。其中有一个新闻老师悉心教海她，还让她当校报主编。她的另一位老师是法文老师，让她明确自己的目标是去威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读书。而我到了高中毕业，除了当地的几所大学之外，我对国内其他任何大学都一无所知。
我姐夫考进了乔治·华盛顿大学，随后升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后来成了一个很好的医生。我当时觉得，如果乔治·华盛顿大学对他来说是好的选择，那对我来说也应该是好的选择。所以，除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之外、我没有申请任何别的大学。在高中时期，我是一个相当好的学生，成绩能位于班级前五名，因此我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奖学金，其中包括为我支付每年300美元的学费。所以，不管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我从来没有过导师。
上大学时，我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跟任何老师都没有私人交往。在整个大学期间，我只有一次成绩得了一个B（德语课）。我不仅每门功课都得A，还远高于其他学生，第二名的分数是85或90，而我的分数是99。我的成绩之所以远远高于其他人，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是一个对学习着迷的学生，学习起来简直像魔鬼一样疯狂。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我要求自己必须在每门功课上都得A，那样的话，就没有人能够胆止我进入医学院。经过3年的大学学习，我获得了近4.0的平均学分成绩。我申请了20所医学院，其中1所拒绝了我，但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录取了我。
在医学院期间，像从前一样，我也没有跟任何一位老师建立私人的关系。回想起来我没有（也未曾主动尝试过）跟哪位老师交谈。但这个缺憾还是得到了补偿，一是我与玛瑞琳之间的相互支持，一是我与一群年轻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其中两人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
毋庸盖疑，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年成了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年。玛瑞琳当时正在法国做为期一年的修学旅行，而我非常想念她，与此同时，学业的压力和焦虑的情绪让我感到不堪重负。为了离玛瑞琳就读的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在波士顿）近一点，我转到波士顿大学。
随后，我在医学院开始学习精神病学课程，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个转折。我们每个学生都给指定了一个病人，对其进行治疗。然后，每一位都要轮流向严格的听众做案例报告，听众是由大约20一25名教员组成，他们大多来自波士顿精神分析学院。
4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朱瑟琳：那是你第一次做案例报告?
亚 隆：是的，这让我感到紧张不安。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病人——一个红头发、脸上长有雀斑的女性，她比我大几岁。我与她进行8周的面谈（医科学生实习的时间长度）。在初次跟她面谈时，她告诉我她是同性恋。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女同性恋，以前从未听过这个词。我很快决定，要真正跟她建立关系，唯一的方式就是让自己诚实，因此，我坦诚相告，时她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女同性恋，因此请她指教。经过8周的面谈，我们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她就是我向教员团做案例报告的患者。
这时我已经跟其他同学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议，它们都让人感到备受折磨。在会上，每位分析师都会使用大量浮夸的、烦琐的陈述套路，试图以此表明自己胜过他人。对于那些被无情的批评压垮的学生，他们鲜有同情。而我只是站起来，像讲故事一样谈论我的病人，甚至我没有使用任何讲稿。我讲述跟病人见面的情形，她的样子和表现，我对她的感觉，治疗的进展情况，我向她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无知，因此向她请教，让她告诉我，以及我向她表示时她讲的东西很感兴趣，她开始信任我。我尽我所能去帮助她，尽管我没有多少招数去安慰她。
我讲完之后，现场一片沉默，持续良久。这让我感到困惑。我只是做了一件对我来说十分容易而又自然的事情。然后，这群精神分析师一个接着一个对这个报告做出评价，尽管他们忍不住要彼此争一下高下，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嗯，这个报告一目了然，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没有什么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案例，显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亲密的关系。”而我当时所做的，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这对我来说非常自然，毫不费力。这绝对是一个让我大开眼界的体验：就在那个时刻，那种情景之中，我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5
置身于故事当中
朱瑟琳：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勇气让你能去那样做呢?
亚 隆：现在想起来，那并不是什么勇气。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我当时别无选择。轮到我做案例报告，而我做案例报告的方式就是那样。此后，每当我做案例报告，不管是实习教学或是课堂讲课，我都能让听众全神贯注，我一直拥有这种能力。
朱瑟琳：所以，在那个时刻，当你向分祈师们做案例报告时，他们都沉默下来，不能以惯常的方式对此做出回应，而他们用来彼此一争高下的习惯模式也在这里变得失效了。此时，你感觉到他们认为你做了一件值得注意、相当重要的事情?
亚 隆：是的，肯定是这样。这件事发生在几十年前，而我现在试着去理解它，我想到的是，当时我讲述的是一个精神病治疗案例，用的却是完全不同领域的方式对之进行陈述，那是文学的、叙事的方式，这就超出了他们的模式的把握范围。他们的专业术语、阐释系统与我所讲的故事没有什么关联。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我真想回到过去，去了解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朱瑟琳：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一般的案例报告，也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但你却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讲故事。
亚 隆：我并不懂故事讲述法，或者说，我对从技术角度来研究如何讲故事是一窍不通。但我却懂得如何安排故事材料，从而创造出一种戏剧效果。
朱瑟琳：你自己也置身其中。
亚 隆：嗯，我自己也置身其中。我讲我是怎样跟她会面的，对她是个同性恋这一点，我又是怎样的一无所知，我讲到自己的困窘，猜测她对跟一个承认自己对她的生活方式完全不懂的分析师在一起谈话会是怎样的感觉，她可能担心我是否接纳她，并且感觉我好像是代表着精神治疗的世界跟她进行接触，向她显示这个世界对她一无所知，并且可能用某种方式排斥她。
朱瑟琳：你没有评判她，没有从病理的角度对待她，没有做其他类似的事情。事实上，你做到用很人性的方式跟她建立关系。
亚 隆：是的，确实如此。我没有排斥她，恰恰相反，我向她坦承自己的无知，而这让我们变得很亲近，这是一种在诚实中铸造起来的关系。
朱瑟琳：与此相时，从精神病学或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她应该被诊断为是一个带着症状或病理的人。
亚 隆：是的，我很厌恶对案例只做狭隘的病理分析的理论模式。
6
了解外部世界的途径
朱瑟琳：你对外面的世界有什么感觉?毕竟那是在战争时期，这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亚 隆：我记得我是通过新闻和新闻影片了解时局的。我经常看电影。离父亲的商店只隔一个街区的地方，有一个名叫西尔凡的电影院，它在街道的拐角处，我甚至不用穿过街道就可以到那个电影院。我一周去三次。只要我不到街上闲逛，不管我做什么，父母都会很高兴。那里通常有两部电影同场放映，当然，大多是战争片。这里也常放映反映战争状况的新闻片，这成为我借以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渠道。
我父母的关注和兴趣非常狭窄，他们完全是在为生存而忙碌：经营自己的生意，试图挣足够的钱，尽快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住，赡养自己的父母，极其关心身在故国的亲友。然而战争把一切的音讯都阻隔了，直到战争结束，他才得以跟故国亲友互通音信。这也是父母在这里的亲戚和朋友的实情，他们全都住在父母的商店的另一侧或者与商店相邻。
7
关于书籍
朱瑟琳：你谈到书籍成为你逃避的途径，我们沿着这个话题谈到你是在逃避什么，谈到那个交替转换的世界，以及你往返于交替转换的世界之间的那种感觉。但这里似乎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你想了解人是怎么一回事。
亚 隆：是的，我不能否认这一点。在华盛顿特区公共图书馆的一楼，我被陈列着许多传记的一个大书架吸引了。我从作者名字以A开头的书目开始，阅读了各种最为有趣奇异的传记。在名字以A开头的书中，我读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记，以B开头的传记中，我读了最伟大的斗牛士贝尔芒多的传记，以C开头的传记中，有泰·柯布和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以G开头的传记中，有被称为“华尔街女巫”的海蒂·格林，她是一个吝啬鬼，却成为华尔街股票投资市场上的百万富翁——我就这样从头到尾按照字母顺序随机性地阅读传记。
是的，回想起来，正如你所说，我可能是在寻找一条途径，去了解人是怎么一回事和怎样让自己走出隔离区。在我周围有一大群亲戚和同伴，他们无知，虽然不笨却缺乏教育，他们都不读书。我从未见到他们中有任何人读过一本书，或说点有些品位的话，或出于兴趣去看一场电影。我也从未见过我父母读过一本书。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让我对之有所钦慕。
8
人情味
朱瑟琳：回到您在医学院做案例报告的那个关健时刻，我想那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故事，因为在这一刻—除了你感到被认可（而这对您非常重要）之外，也是你第一次带着对人的文学敏锐感与当时方兴未艾的精神分析进行直接时话。
亚 隆：正是在医学院的时候，我开始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他虽然没有因其文学才能而获得诺贝尔奖（尽管获得多次提名），却获得了歌德奖。弗洛伊德很能讲故事，我很喜欢读他的故事，但不喜欢他在故事的结尾采用杂耍式的歪曲，削足适履地把病人套进他的性驱动理论中去。
当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精神病学驻院医师时，遇到过几位指导老师，他们是很能讲故事的人，我对他们充满敬佩之情。他们定期做案例报告。他们中间最好的，是一位名叫奥托·威尔（Otto Will）的精神病学家，他是讲故事的大师。他来到这里，坐下来，不用任何讲稿，开始谈论一位五年来接受他的治疗的年轻病人。他的讲述让我着迷，以至于我总感到时间过得太快。还有一位同样令人着迷的精神病学家叫路易斯·黑尔（Louis Hill）。我对他们如此敬仰，巴不得自己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朱瑟琳：你敬仰他们，是因为他们讲故事的能力，还是因为他们帮助你理解了某些东西?
亚 隆：呃，是因为他们非常有人情味。
朱瑟琳：非常有人情味?
亚 隆：他们有人情味，因此用充满人情味的话语讲述故事，没有任何行业术语，不用任何方式贬低病人。他们讲的是两个人如何建立关系的故事，而我非常喜欢那样的故事。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说，心理治疗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焦虑一些。
9
关于人本主义
朱瑟琳：我们来探讨一下常识和人本主义吧。你以文学的敏感给还原主义与精神分析领域带来了人本主义和常识，它们表现为这样一种能力：理解人们在怎样生活，这样生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与你相遇对他们有何意义。而这对于整个精神病学的诊断发展历程来说——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同样的意义。
所以，你也把这样的思考带给那些在生活中失掉了统合感的人，还有那些看上去可以健康生活然而陷入了症状或焦虑的人，你甚至对神经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不加区分?
亚 隆：是的，我从不喜欢那样做，那样做会使我在治疗上变得过于蛮干，基本上说，有些病人是无法进行真正的沟通的。我们治疗的对象大多是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但我会尝试一切可能的方式去与他们沟通。
朱瑟琳：你觉得取得了成功吗?
亚 隆：我突然想起一个病人，我都30年没想到过她了。这个女子叫莎拉，她患有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我每天都与她进行一次面谈。我接受的专业训练告诉我，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对周遭环境漠不关心，却能够回忆起或记住发生的事情。于是，我每次跟她谈大约半小时，就像闲聊一样，我跟她聊一聊我的日常生活，也会跟她讲我对她的内心活动所做的随意猜测。她从不回答，双眼只是空洞地盯着空中。
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她的紧张型精神分裂症开始有所好转。我问她，这几个月来我一直过来跟她谈话，这对她有没有什么意义。我说，我其实不太相信这对她有什么必要，因为她看上去总是心不在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的回答：“噢，亚隆医生，在那些日子里，你就是我用于维系生命的食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感动至深，她让我明白：要信任这种关系，不必追求立竿见影的反应。
朱瑟琳：你让自己跟他们在一起，以便为他们提供帮助。
亚 隆：是的。我尽力让自己跟他们在一起，以便为他们提供帮助，我尽力从我的经验里学习。我身上有一种破除偶像的倾向，我想，这导致我没有从我的大多数督导师身上获得什么益处——尤其是那些采用消极的或过于生物学的，诊断性的或公式化的治疗方法的督导师。
朱瑟琳：那么，当你在接受督导过程中向督导师描述你的面谈情况时，会发生什么?他们对你的做法会做出何种回应?
亚 隆：在我做驻院医师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怀特霍恩博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第一年的工作做了一个评价：“亚隆医生，你的督导们一致认为，如果你花更多的时间努力去发现他知道什么而不是去关注他们不知道什么，你的收获将大得多。”
我是在努力寻找更好的工作方法，但一切似乎都不对劲儿，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分析师们所做的一切对我都不怎么合适。我一进入驻院实习阶段，就跟来自巴尔的摩——华盛顿精神分析学院的一位分析师开始了长达700个小时的精神分析训练。
朱瑟琳：是什么东西看起来不对劲儿呢?
亚 隆：是冷漠，就是那样一种诊断的态度。你要知道，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实习医生在第一年就要面对最棘手、最难以治疗的病人，并被要求对他们进行治疗。将最棘手的病人安排给刚刚入门的实习医生，这种做法是一个不幸的错误，而这在大部分培训项目中却是司空见惯的。
朱瑟琳：而你最为看重的是跟病人建立互动性的情惑关系。
亚 隆：我阅读伟大的小说并从中学习，又在无意识中对之有所借鉴。那时，我妻子正在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加缪（Camus）和卡夫卡（Kafka）。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他们的著作，我认为，他们的思想对精神病学是颇有教益的。然而，这二者之间却存在如此之大的鸿沟。我的许多同学和督导师对他们的作品并不了解，约翰·怀特霍恩压根儿就不知道卡夫卡是什么人。我送给他一本卡夫卡的书，他读了，但说看不懂。我意识到，我从文学中借鉴了某些东西，虽然我不能清楚地描述它们到底是什么，但我能够用某种比精神动力学更伟大的智慧去帮助病人。
在我做驻院实习医师期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个专业领域的书籍。我读了弗洛伊德和沙利文的所有论著，我非常喜欢卡伦·霍妮（Karren Horney），她的思想清晰而明快，艾立克·弗洛姆（Erich Fromm）也是这样，还有奥托·兰克（Onto Rank）。他们将古老世界的智慧融入自己的观点之中，但他们不是还原论者。
朱瑟琳：这把我带到一个我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上来，多年来，我为大量的治疗师提供督导和训练，他们中有许多人进入治疗工作时带着这样一种想法：只要他们有人情味，让自己跟病人建立人性化的关系，就会产生治疗效果。但情况并非这样。当然你也知道这一点，我确信你有过同样的经历，督导过这样的人，他们对你说，我只要在治疗中表现出人的温情就可以了。
对我来说，这一点似乎很难表达清楚。你的敏感能力从一开始——又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立场，你鄙视任何与本能还原主义、漠然、武断倾向相关的东西。但是，你生命里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友善待人”式的人本主义。当你谈到智慧之类的东西时，我认为你离那种东西更接近。我不敢确定你会用什么词语来表述它，因为它来自于你的内部，但在你的思想中确实存在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跟诸如罗杰斯人本主义又是不同的。
亚 隆：我从伟大的思想家那里获取启示。例如，如果一个病人谈到厌恶自己，我会和他谈论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这就是我用的典型方法——我想向病人传递的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曾面对过同样的问题。我一直大量阅读柏拉图和伊壁鸠鲁的著作，并且发现，我不断把他们的许多思想用于我的面谈治疗之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们意识到伟大思想家们也曾苦苦思考这样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这本身就颇具激励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