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看到山西籍的赵勇老师2014年写的《忆席扬》一文，里面提到席扬跟谢泳借书未果而抱怨，以及作者替谢泳解释的事，让我想起一些跟谢泳和山西籍老师有关的往事，简单记述如下，因为我担心不记下以后再没触机写它。
约十五年前因为跟着我的博士导师夏中义编《大学人文读本》及《大学人文教程》，认识了同是编委的谢泳和丁东老师。当谢老师得知我写李长之，就主动把手头珍藏的一本李的旧著，民国版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送我了。这本书的确在当时《李长之文集》还远未出版的情况下帮助了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后来他又主动送了我一本厚厚的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因为李长之与季羡林同属清华“四剑客”（另外两位是吴组缃和林庚），两人又同好德国文化，李长之当年还是以季羡林的文坛引路人的兄长身份出现在季羡林1930年代的日记里的。但我那时很不懂事，除了感受到送书的友情的温暖，既无视这些书的价值的珍贵，也没有好好对待书背后的学术。不过谢泳当时送我书时的话倒是至今记得。他说他不在意他搜集的民国史料有多贵重，只要它们落在合适的人手里就可以了。这样想来，他是很慷慨地送出了很多他的珍藏的史料的。可惜我愚钝又轻率，在后来的多次搬家中把这些书都遗失了。
谢泳的兄长形象印在我心里，也体现在一次我们大学人文编委们集体去山西研讨的活动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我们的食宿安排已经很周到了，但谢泳还是执意要尽地主之谊。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这样会让异乡人有近乎回家的温暖的感受。他是一定要接待的。我想他可能是不自觉地把民国教授的风范用到生活中了。会议结束后他看我们上火车时间还早，执意带我们到了太原当时可能是最好的一家咖啡馆喝茶聊天，我记得似乎叫圆顶咖啡馆。在那里夏老师和尤西林老师面对面坐下长聊，他们聊些什么我记不太清了，无外乎个人的精神历程和一些思想文化问题，记得夏老师赞叹尤老师绵密悠长的意识流般流淌的思绪和语言。
那次会议我们先去的长治，在长治我第一次领略了北方那种高大的白杨树的风姿，树皮上通常留有很多类似荷鲁斯之眼的粗砺的疙瘩，还有北方那种粗砺的尘土飞扬的气息，也比贾樟柯电影里的场景来得浓厚。后来我们又去了乔家大院和太原。似乎是在太原的一次席间，来了一些山西的老师，有傅叔华、安西孟。丁东介绍说安西孟对思想文化还有宗教信仰问题思考都很深。我当时根本没有和他们对话的能力，就是努力把这名字记下了。后来才补看了他的一些文章，很有所得，前年写有关乌托邦的文章时，就自然而然想到他了。
这次会议之后可能我们好久都没有再聚了吧？有一回去北京拜访丁东，他拿出一本高增德编的厚厚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给我看，介绍他们“山西学派”。高增德是谁，丁东有一篇文章有详细介绍，此处略过不表。但在那次拜访前后我反复读过的《思想操练》却对我影响很深，那是丁东、谢泳、高增德、智效民和赵诚的对话录。此书在治学方法上也给我很多启迪，比如关于口述史方法。赵诚因也是大学人文编委，我也见过多次，前些年新浪微博还能用时也经常互动。他的《长河孤旅》也是对我影响很深的作品，每每在课堂上给同学们介绍。智效民曾在我们曾经的《大学人文》期刊（属于《大学人文读本》的衍生品）上发表过关于大学精神的系列文章，我也是反复阅读消化直至对其中的字句达到耳熟能详的地步的。在新浪微博上以前互动过的另一位山西人，叫晋城聂耳，我没读过他的散文，虽然有些想读。只是因为我们都是夜猫子，喜欢在半夜发帖，经常转发同样的帖子，一来二去就开始搭话了。前些天看赵勇老师有一篇文章也写他，就把我记忆中有关山西的线索一并连上了，哈哈。
在丁东和邢小群老师搬家前的小屋里，我还买过各种出版物，有少数读了，很多由于懒惰没读，更多时候我是热衷于多买几本送人，因为我记得谢泳好书赠给合适的人的话。只是自己不成器，未能在那后来的十来年里就迎头赶上，写书、写文章，而只是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辜负了师长们的期待。直到近年接触加尔文预定论，才对这十几年前的聚会，那说散了就散了的结局释然。因为一切皆在上帝的安排和护理中。谁知道他为什么早早通过“山西学派”这一群，让我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接上现在的思考和写作呢！
所以，依上帝视角看，这场书事只是个伏笔，结局还远远没有到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