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的皇室来说，继承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父子相承”是天经地义，但一开始却并不是如此，甚至在确定了这一原则之后，后世还是频频上演“兄终弟及”的戏码。

《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汉代窦太后十分宠爱自己的小儿子刘武，将富庶的梁国封给他，而且不顾“父子传承”的祖制，希望汉景帝百年之后由梁王刘武来继承皇位。

景帝面对母亲的步步紧逼，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则利用吴楚“七国之乱”消耗了梁王的实力，紧接着迅速立栗姬的儿子刘荣为太子。

后来，刘荣被废后，窦太后再次提议让梁王为储君。此时，景帝提出需征求大臣意见。臣工代表袁盎并没有着急反对太后，而是顺着她的思路假设：“如果立梁王为帝，那么梁王死后该谁即位呢？”

太后不知不觉进入了他的圈套，回答说：“传给他哥哥景帝的儿子。”

“要是梁王的儿子不同意，怎么办？梁王的儿子和景帝的儿子会不会争夺？”

为了增加说服力，袁盎给窦太后讲了春秋宋宣公的故事。

宋国是商王的后裔，尊奉的是“兄终弟及”的传承制度。

宋宣公遵循祖制，舍弃太子与夷，而将君位让给弟弟和，也就是宋穆公。

宋穆公为了感谢哥哥的恩情，临终又将君位还给了原太子与夷，甚至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公子冯安排到郑国，以减少国内的阻力。

最终，与夷即位，为宋殇公。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宋殇公，从谥号“殇”上就可以看出其悲剧性。

“殇”，早死、未成年且非正常死亡。

具体来说，和一个女子有关。

宋国的大司马孔父嘉有一位很美丽的妻子，被当时的太宰华督看上，为了夺取人妻。华督鼓动民众，说“宋殇公即位十年，就发动了十一次战争，百姓苦不堪言，而罪魁祸首就是大司马孔父嘉。为平民愤，我愿杀之。”于是，打着这样一个“光明”的旗号，华督杀害了孔父嘉，并娶其妻。殇公对此事非常愤怒，华督先下手为强，把国君也杀了。可怜宋殇公就这样命丧黄泉。华督杀了殇公后，从郑国迎回宋穆公的儿子公子冯，即位为君，是为宋庄公。

《春秋公羊传》的重点不是写华督的罪恶，而是放在宋穆公和儿子以及侄子与夷的对话上。

他在和儿子谈话时说：“尔为吾子，生毋相见，死毋相哭。”活着不要相见，死了不用哭泣，这基本上等于断绝了父子关系了。

而与夷的表达也很明白：

[if !supportLists]一、[endif]肯定能力。我父亲之所以立叔叔你为国君，是因为你比我更有能力主持国家。

与夷复曰：“先君之所为不与臣国而纳国乎君者，以君可以为社稷宗庙主也。

[if !supportLists]二、[endif]反对逐子。你为了还位，驱逐了自己的儿子，这不符合我父亲的遗愿。如果儿子可以赶走，父亲早把我赶走了。

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将致国乎与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则先君其逐臣矣。

宋穆公则顺着他的话回应：你父亲没有驱逐你，正是为了有朝一日我可以“还政于你”。

缪公曰：“先君之不尔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摄也，终致国乎与夷。”庄公冯弑与夷。

本来“父终子及”是很简单的，结果，这样传来传去，让来让去，搞得非常复杂，而且并没有解决问题，最终，公子冯杀了与夷。

宋宣公“舍子立弟”的做法获得了《左传》的好评：

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但是，同样为《春秋》作注的《公羊传》则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宋之祸，宣公为之也。”

《左传》是从道义上认可宣公的知人善任，《公羊传》则是从“大一统”的角度反对宣公破坏周朝的制度。

相比于商朝的“兄终弟及”制，周公提出的“嫡长子继承制”更为科学。后者秉持着“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贤”的原则，在继承人方面更唯一，也更平稳。

相反，“兄终弟及”的问题就很多：

第一、顺序混乱。

一个君主有若干个弟弟，到底该传给哪一个？如果弟弟全部不在又该如何？继承顺序会非常混乱。

第二、不分亲疏。

父子关系，从血缘上要比兄弟要更为亲近。

第三、年龄问题。

一般兄弟年龄相差不会很大，哥哥去世，弟弟年龄也不会很小，真正当了国君，也干不了几年。

正是因为这些弊端，所以，古代社会皇室主要还是采用“嫡长子继承制”。

宋宣公的心意是好的，但他不明白，制度很多时候比道义更管用。道义只是一时的高尚，迟早会引发争端；制度看似绝情，却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