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三十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三十要而立，如果到了这个岁数你还没有点成就的话，就会被周围的人嘲笑没出息，而中国又是个集体可以无底线评判个体的社会，根本没法躲开这些嘲笑，只能忍着明里暗里那些指着脊梁骨戳戳戳的讥讽。
我想起十三年前，我高三，压力很大，三哥跑了，二哥转学去了省里，四哥、小五、老六不怎么敢找我一起玩，因为校长和他们谈过话，说我家里放话，再带我混就销掉他们的学籍，偶尔在厕所抽烟，见到他们几个，我刚想开口，他们总是摆手制止我，直到毕业后，喝酒时，四哥说：哥几个懂你的苦。
那段时间除了正常的学业，学校还有三个老师专门辅导我的功课，每天课余时间都要做大量的额外的试题，虽然我的分数从一模时的350一路走高，到了二模就已经490，三模时甚至高达610，但我还是过的很压抑，每天都要抽很多烟，一天两包，睡觉前还要喝一点白酒，就着孤独的烛光，一心想死。
那时有个人给我送烟，是大哥安排的，我管他叫王哥，三十岁，是我们学校门口小卖部的老板，大哥给他那放了点钱，让他隔段时间给我送一条烟，但那段时间，王哥有段时间没来给我送烟了，我只好买其他混子手里的烟抽。恰好有一天，正好摊上上级部门来校检查违规补课的事，我就放了半天假，趁着没事就翻出去，打算去上网，许久没打红警，手怪痒的。
走到那排门面，看着跟刚打完仗似的，一溜的店都关了门，门上刷着血红的拆字，路中间桌椅板凳床柜架箱都有，满地的污水发着腥臭，我当时不解这是要怎么了，当然，后来才知道是拆迁。一路走过，到了王哥的店，看门开着，但门上的招牌没了，心说不管啥事，我得进去拿点烟和饮料。一进门看到王哥呆坐着，屋里没开灯，略黑，窗台糊着的报纸罅隙间，垂着几绺光，电视里正在播张国荣自杀的新闻，王哥也没看电视，就那么坐着，我问他怎么了，王哥抬头看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叹了口气说：你嫂子带你侄子跑了。
于是我拿过一瓶白酒和花生米，坐下准备和他喝点，聊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他怎么也不肯收我钱，拆了一包中华，说尝尝这个，平时抽五块的肯定很少抽这个吧。于是我们喝到了晚上，他把事情一股脑倒给了我。
事情是这样的：王哥以前不是开小卖部的，而是红酒厂的一名销售经理，他们厂之前效益还行，但是随着大量外来红酒品牌的进入，他们生产的那种略带涩味的红酒已经跟不上潮流了，之后订单减少、产力下降，效益减少，可每年的交税任务没变，作为县示范企业，接待任务一点没少，打点各级部门的费用一切照旧，没人给他们通融一下，结果，厂子就熬干了。
厂领导一甩手，给厂子办了个破产，留下几百号员工干瞪眼，脑子活的偷厂里的货，脑子死的自谋生路去了，王哥就属于脑子活泛的，他直接扣了十五万的尾款没上交，还锁了南郊一个物流点的仓库，囤了几百件酒，别人喝西北风，自己不能亏着，倒倒手，自己手里居然还有二十多万，那个年代，这笔钱不算大，也能保他衣食无忧了，江湖上朋友那么多，哪找不到一口饭吃。
但晃荡了俩月，整天酒局饭局洗澡打牌，媳妇不干了，整天拿着存折跟他算花销，他一看，这俩月居然花了两三万，王哥慌了，想找点事做了，可自己没什么手艺，干销售，在这种小地方，说白了也是忽悠加请客吃饭，连个安身立命的本事都没有。家里人一合计，既然干过销售，手里还有点钱，盘个门面，开个小卖部吧。
于是就投了两万块，盘下现在我们学校门口这个小门面，开了家商店，房子老旧了点，但招牌做的漂亮，东西也全，学生们用的东西和我们这些混子们用的东西都有，甚至还卖五金，方便打架用，干了几年，买卖基本够全家老小吃穿用度的，本来王哥这人眼就活，花了六万把旁边门面也盘下来，做了个小饭馆，成了我们定点小灶，每次有人打架，当晚他的饭馆必大摆宴席，生意很好。
但人算不如天算，正在一家人憧憬奔小康的时候，县里把这块地皮卖给了一个地产商，准备拆了这片盖商业街，那年也好填补下国企衰败后的税收空缺。这一拆，几十家店铺得搬，政府给的补贴办法，原则上是照挪，南郊挪北郊，商户们一看都挪去了北山。那里除了公墓就是废工厂，商户们不干了，要跟开发商谈判。
一开始还谈，后来，逐渐就变味了，不料没几天，总有人打电话骚扰，响一声就挂，一天响百十次，有时候半夜里突然有人往店里扔一袋蛇，有时候扔的一袋屎，有时候扔一串鞭炮，抓都抓不住，更过分的是最早开门做生意的早点铺子，一堆人正蹲在桌边吃早点呢，一辆卡车飞着过来倒车，哗啦倒一车垃圾，红的黑的黄的绿的全有。
商户们报警，警察看了下现场做了登记就没信了，王哥也找过道上的人，但是给钱人都不接，都劝他赶紧搬了拉倒。就在我出来的那天早上，王哥说，他一大早被叮咣的砸门声吵醒，披个外套下床往外走，一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穿着金色龙纹衬衫的年轻人，后头跟着几个穿着黄马甲的农民样大汉，王哥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冲进来就开始打砸，王哥媳妇冲上去抱住其中一人求别砸，王哥儿子坐在床上嗷嗷大嚎，对方哪管这些，砸了个稀烂。他们临走前，年轻人撂了句话：”就他妈你这逼样还敢找道上的人，你儿子在某附小一年级二班吧，你爹住在某街十五号吧……”王哥一听这话，拽过顶门杠就要打，他媳妇一把抱住他，哭着让他别打，王哥怒火攻心，一口气没提上来，没站稳，倒了。年轻人轻蔑的笑了笑，带人去了下一家。
等他稳过神来，挥手就抽了媳妇一嘴巴：”你他妈拦我干啥，你怎么不让我跟他拼了啊“媳妇惊了，结婚这些年，从没挨过打，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南方老家了，临走也撂下一句话：儿子跟你在这太不安全了，我带回娘家。再无他言。
听完这些，我十分惊讶，这和我之前在书中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啊，和电视里演的也完全不一样啊，甚至和我从小接触到的社会还是完全不同，我不知道怎么安慰王哥，只能一杯又一杯的陪着他喝酒，思来想去，我还是开口劝王哥拿了补偿算了，根本斗不过，早点卖了，把嫂子和孩子接回来才是正事，王哥点头称是。
我们喝到天色暗沉，想到晚上晚自习不能缺，便起身告辞，继续我的”坐牢“生活，一直到高考结束，我走出校园，想去看看王哥，发现那条街已经变成了工地，便揣测他应该是拿了北郊的补偿搬过去了，等有空再过去看看吧。之后便是夜夜笙歌，喝大酒唱大歌约姑娘等出分，一直等到通知书下来，也没来得及去看王哥，而且，我渐渐地忘了他。
几个月后，我到了北京，大哥来送我和二哥上大学，另外三个兄弟因为复读班早就开学了，没空过来，到了北京后，我们仨住在一个小招待所里，熬夜等着看刘翔的比赛，喝了点酒，聊的很多，聊到往事，不胜唏嘘，回忆起当初跟人打架，胜少输多，赔了大哥不少的饭和酒，想起我们的定点小灶，便聊起了王哥。
大哥很是感慨，说王哥一直都不肯搬，和拆迁的人打过几次，经常上午缝完伤口下午又去缝一次，但县里突然出了新的规划，要拆迁北郊的厂区，建新区，政府、医院、学校等都会搬过去，原本用来补偿给他们的门面，立刻就升值了。王哥后悔了，去开发公司要求签协议，但开发公司的人也被他烦了多日，就一直拖着不签，拖了俩月，才给他签，他就搬过去了，又开了家批发超市。
可事情没有那么顺遂人意，给的不是原本一开始答应的路口门面，而是巷尾，王哥去闹了几次，被人打了，好像拖了半年多，一直无果。后来县里书记轮岗走了，换了新的一任书记，新区方案改了，据说新书记觉得北郊靠山，地方不够大，建新区要有考虑发展空间，遂改到了东郊。王哥和那帮被拆过去的商户又集体去闹，又是打横幅又是坐人家门口的，闹了挺长时间，他一直等办妥这事之后去南方接老婆孩子回来，可一闹就是两年多，期间还被关了几个月。
本来以为王哥出来之后还会闹，结果他倒是不闹了，低价把店面盘了出去，有次来大哥的洗浴中心，大哥见他和几个矿上的工头一起来洗澡，就跟他闲聊了几句，他说起将来打算，说有个大哥在中俄边境做木材生意，他过去帮忙。
结果没想到，几天后，南郊那片没完工的商业街发生爆炸，中间那座办公楼给炸塌了，大哥当时猜是不是王哥干的，结果开发公司老板当晚就放话要找出来王哥，大哥才知道是王哥干的这傻逼事，奇怪的是后来官方一直没通报。大哥说那公司背后的老板是老窟窿，我和二哥都惊了，大哥呵呵一笑问：你们不知道老窟窿姓什么吧，我俩摇头，大哥叹了口气：他姓童。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原来是那家人，二哥说：那王哥这辈子算是到头了。
数年后，我县高楼四起，新开发的小区到处都是，每次回家，看着四下里华灯初上，为了生活的人们很平静，为了生存的人们很痛苦，而这繁荣的背后，藏着多少事，谁人能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