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勘破世间纷扰，体察领会事物变化商海浮沉背后的规律所在呢？老子的药方是：“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是什么意思呢？老子以为，我们首先要做到不带立场，持无所趋求的心态，探究体悟事物生发变化的客观的根本原因、主导因素，直至观想那无以名状的微妙、本源的所在，见证有生于无的伟大过程；之外，我们还要比照原先的战略、愿景，推演事物可能发生的相应变化，预测那成名化物的极限所在。这两方面，可以说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体两面，也符合事物从无到有的裂变成长的完整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同谓之玄”。而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基于量变质变规律的作用，这样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将不间断地循环运行，成为一切事物运行而至裂变、质变的本质规律。

同样我们还说O2O，实际上以丛林法则的角度来说，当下所谓的“寒冬期”，其实正是“过满则溢”的清零过程。虚浮的，清回原形，或是轮回而至重生；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则会发现，下一次机会窗开启之时，将会呈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把这三段论再合到一块儿，重新思考商业的本质。所谓商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同样是基于大道天道来体认的，由道的有无而生名。因此，我们不可执着于商业实践中的细节、片段、个案、名相，而应从纲举目张、通有无的角度，来思考构建整个商业世界，来指导商业实践。另外，我们要高度重视一点，就是商业世界的内在规律常在，但外部动因是时时变化的，而且往往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这样的时间段中，呈现出某种循环规律，所谓过盈则亏、福兮祸所依，说的都是这种变化态势。因此，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努力去认知、跟进这种变化。

那么，为什么这么费劲地解说老子与中国商道的哲学起点呢？这就涉及到中西方商业文化在源头上的一个重要分野。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一个逻辑起点，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立论的“经济人”概念。所谓经济人，就是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简单来说，就是人总是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那么这种说法包含四个子判断：

1、经济人假设，是指作为个体，无论处于什么地位，判断和行为的本质都是一致的；

2、经济人假设，是指每个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3、经济人假设，是个体行为的基本动机，源于完全的理性选择假设，也就是指个人在选定目标后，对达成目标的各种行动方案，严格根据成本和收益作出选择；

4、经济人假设，是指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每次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

那么，依据这种古典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推演，最后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人是一种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并为此而不择手段。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人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经济动物”，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包括经商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报酬。

当然，后世的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对这种理论做出修正，但基本上也仅仅是修正而已。例如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就提出了一个修正概念"有限理性"，认为人往往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可以说，直到霍金问出：“为什么一切从无到有？我们为什么存在？世界为何遵循这样的自然法则而非其他？”西方世界才算是超越了语言思辨和实证世界的阶段。

而在中国传统商道看来，人并非所谓“理性经济人”，而是“自然人+社会人”。在中国人看来，凡事皆有道，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与行为方式，必须由天道而至人道，方能得其大者。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天道实在是模糊得很。与经济人的数字计算加加减减得到最优方案不同的是，所谓道，落在每个人头上，其实是由自然规律、社会认知、个性、立场、角度等诸多因素汇聚而成。如果从《易经》的角度来解说，常态、可见的道，就是变化，因人、因时、因势而变。至于形而上的恒常之道，那就属于“非常道”、“不可说”的无法言说不可实验实证的部分，指向的就是本质而非个案了。因此，中国人从不试图建立一个什么数学模型或模板套到每个人的头上，而是建立起形而上的“天道恒常”和形而下的运用层面“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对立统一。

因此，从这个二元起点来说，中国传统商道的复杂性，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不定性，要远远超越于西方。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文明在清代之前的三千年里始终领先于西方的原因所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