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是地平线的另一边。
没有向往过么？
不行，还是留在这吧，妈妈说，脚踏实地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
昨天晚上在家里补《奇葩说》，海选赛里来了梁植，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在校生之一，据说是京东商城老板的女友的前男友，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在读。面对着蔡康永、高晓松和马东，他说，我现在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我本科学了法律，硕士学了金融，博士学了新闻，我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好呢？
高晓松说，名校，国之重器，名校培养你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这才是一个名校生的风范，我回校演讲，讲了一通人生不止生活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结果说同学们提问吧，站起来问的是我们该去国企还是外企……
我不是名校生，但是我也认同，名校是为国家培养精英的摇篮。精英，就是能在各个领域开疆辟土，带领国家甚至全人类向前进的那一群人。不要觉得好像我在描绘理想主义英雄一样，有些人真的就是在自己的专业中做着这样的努力，当千百年以后，人们回顾我们的时代，他们也会在我们身边的人山人海中找出这个时代的哥白尼、麦哲伦、哥伦布和爱因斯坦。
社会需要有这么一群人的存在，他们为我们探索着来自前方的机遇和危险，而我们记住他们。
但是当我们的精英们也随着众人一起，把目光收回到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把房子当作一生的奋斗目标，把婚姻当作不劳而获的上位手段，把安稳当作此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但是，我总觉得脊背发凉。
去年有一部在国内的媒体圈引起了一阵小波澜的美剧，《新闻编辑室》，查理·斯金纳倒下去的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我们的时代其实并不缺少理想主义者，那些在大学里或者刚刚迈出校门的小伙子，仅凭着一腔热血在社会大熔炉里横冲直撞的大有人在，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如此唏嘘堂吉诃德的倒下呢？
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被改变，那些被撞得头破血流的孩子们能坚持多久呢？一年？两年？最终他们还是会和我们一样，而且我们也希望他们变得和我们一样，一样堕落，一样麻木，一样忘记远方。
不是么？
我们喜欢八面玲珑的交际花，还是只认死理的愣头青？
都不喜欢，但是原因不同。
有多少人嘴上说着不屑，但是心里巴不得自己也有一身如鱼得水的功夫？
我们太想得到眼前的一切了，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副饥渴难耐的面容。
书店里堆满的各种寻找“成功”捷径的教程，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名为“成功学”的理论。婚姻已经成为得到满意的生活条件的最快捷径，相亲会上人山人海，男人们把物质条件写在名字下面贴在墙上，女孩们则专注于研究自拍和妆容，资本对资本，公平交易。那些真正漂亮的姑娘们甚至已经不屑于对“潜力股”的投资，她们的目标是已经取得了成功的“蓝筹股”，只要给我想要的，有家室又怎样，你能把我怎样。
饥渴难耐，饥渴难耐。
但是我常常会疑惑，这种简直可以被称为“国民性”的极端功利主义到底来源于何处？难道真的是我们的传统么？还是我们由于无法承受现代社会的巨大竞争压力而产生的扭曲？
我不明白。
难道我们真的不需要远方？
甚至我们不仅不需要远方，而且不需要一切“无用之物”？
当然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独属于中国人。
1970年，赞比亚修女玛丽·尤肯达给NASA的恩斯特·施图林格博士写了一封信，她问道，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
于是施图林格写了那篇著名的《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作为回信，他说，尽管我们开展的太空项目研究的东西离地球很遥远，已经将人类的视野延伸至月亮、至太阳、至星球、直至那遥远的星辰，但天文学家对地球的关注，超过以上所有天外之物。太空项目带来的不仅有那些新技术所所提供的生活品质的提升，随着对宇宙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地球，对生命，对人类自身的感激之情将越深。太空探索让地球更美好。
回信中还附带了一张题为“升起的地球”的照片，那是1968年的圣诞节宇航员威廉·安德斯在阿波罗8号上拍摄的地球照片。
我不是教徒，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之中和世界之外，总有些什么超越人类本身。
如果有一天，世上再也没人这么想了，那将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时代，甚至会是一个绝望的时代。
人们为什么会憧憬远方？
因为那里超越视线之外，因为那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因为它在呼唤。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片虚拟的土地上，就是为了能有一片空间，挣脱白天的工作和学业中的层层枷锁，至少在思维的海洋上，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
远方，是我们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