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去了一趟山西平遥,原本只是想体验一下与湖南完全不同的三晋风情,却意外地被平遥的“票号”文化迷住,不但游历了当地所有的“票号”遗址,回来后还查阅了有关“票号”的历史文化书籍,发现“票号”文化里大有乾坤。早在在明清时期,精明睿智的山西人就创设了“票号”这种金融网络,并凭借着它生财有道,驰骋欧亚,为我国古代金融史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我想把自己读到历史故事和对这种“曾经繁华鼎盛,而今却已灰飞烟灭”的票号历史与制度的解读与大家分享。
票号:“白银帝国”的解忧丹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弛骋九州,在中国财富排行榜上称雄500年。以平遥、太谷、祁县等为代表的晋中商人,将丝绸、瓷器、茶叶、药材生意做到了国外。中国制造以物美价廉赢得西方青睐,国外的白银源源不断涌入,逐渐代替之前的铜钱和谷帛,晋商们挣的银子多得能堆出个“白银帝国”来。自此,中国开始采用了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
然而商途漫漫,没有高铁和飞机,白花花的银子像烫手的山芋,运送起来费时费事还费钱,半路上要是被土匪或强盗洗劫,就会落得个人财两空、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这不禁使“钱多多”的晋商也发起愁来。
一、西裕成颜料庄“捎钱”利润超主业
“连锁”经营是晋商生财的独门秘笈,除在本地开行坐铺,还在外地开设分号或联号。平遥颜料世家李氏财团创办的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成都、重庆、汉口、天津等地均设有分号。
西裕成总号大掌柜雷履泰是个成功的CEO,先后在汉口、京城替东家打理过分号。当时各分号掌柜和伙计常年在外,往家捎带银两既不方便也不安全。精明能干、善于思考的雷履泰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让伙计们在分号存入银两,由他写信说明随货带到平遥总号,再让伙计们的家人到总号支取,最后通过总分号间结算。“金点子”一出,立刻引得在异乡的山西人纷纷慕名而来,请求帮忙“捎钱”回家,顺带也会给些辛苦费。起先还是老乡和熟人,之后就像滚雪球般,颜料庄的“捎钱”业务越做越大,就连当时的两广总督彦成,也不惜拉下面子请雷履泰帮忙从汉口捎带大笔银子到京城。那年结算下来把雷履泰吓了一跳,东家当年投资颜料行十五万两银子,利润为四万两;而用于“捎钱”周转的十五万两银子,利润竟高达十万两。替人“捎钱”,与人方便,还能“以钱生钱”,这难道不是个巨大的商机吗?
二、中国第一家民间银行横空出世
联想到唐代以来官军采用的“飞钱”即铜钱异地存取办法,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极具商业头脑的雷履泰心中浮出,他独创了“汇兑”业务——“以银票为凭,替人异地存兑现银,并从中收取费用”,并向少东家力陈创办票号的主张。西裕成少东家李大全年轻有为,敢闯敢干,投入36万两白银全力支持雷履泰创办票号。经过两年筹备,1823年正月初一,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间银行——日升昌票号横空出世,此后“日升昌”除汉口颜料分号,其他分号全部改为票号,经营存款、贷款,并借助颜料庄在各地的连锁店进行异地汇兑。
作为票号鼻祖,雷履泰不仅独创了汇兑制,还制定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用人制度,为票号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为票号的日渐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形成了票号行业内的激烈竞争。日升昌原二掌柜毛鸿翙与雷履泰因经营理念不同,辞号后执掌蔚五联号,从此两人便打起了擂台,不惜以降费降息的手段来竞争市场。雷履泰一气之下,将儿子取名为雷鸿翙,而毛鸿翙更甚,干脆将孙子取名毛履泰,由此可见当时山西票号业内的竞争已达到了白热化状态,而票号行业就是在这无数次竞争与调和中稳步发展直至巅峰。
晋商的总号多设在平遥、太谷和祁县三地,尤以平遥为最,平遥是东西南北交通枢纽,到嘉庆年间山西的商号已多达800余家,成为全国性货物集散中心。自雷履泰开设第一家票号后,赚得盆满钵满,引得其他商人纷纷改弦易张。从1823年到1906年的不到一百年间,平遥共设票号22家,形成了票号业的“平遥帮”,在全国共设立了400多个分号,遍布77个城镇。这些分号形成了遍布全国的金融网络,平遥票号也因此成为“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平遥附近的祁县和太古县的一些商号也改行经营票号,被称为“祁县帮”和“太古帮”,并与“平遥帮”一起被称为山西票号,创造了中国金融业的巅峰。
高超防伪术,百年无“老千”
票号使用的汇票有即票和期票两种,性质与现在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相类似,只是票面设计十分复杂。票号兑付“认票不认人”,方便顾客,便于流通,施行百年不废。日升昌在经营的一百多年里,没有发生一起错兑事件,全靠雷履泰发明的一套精巧细致,周密无隙的防伪技术。究竟是怎样高超的防伪技术,能让一纸票据在百年间顺利流通而毫无差池呢?
1、专人填写,笔迹防伪
起初,日升昌为杜绝假票、错票,所有汇票都由大掌柜雷履泰亲自书写。他要求所有分号的主事人都必须熟悉自己的笔迹。但随着票号业务量急剧增长,雷履泰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无法做到每张汇票都亲自书写,但仍延续了“汇票必须由专人填写”的笔迹防伪规矩。
2、专用纸张,LOGO防伪
日升昌采用专用的防伪纸张,这种纸透过灯光,可清晰地看到上面有“日升昌”三个字的水印。这种奇妙的防伪纸张其实就是在普通麻纸里加上蚕丝,在制作到七八成时,再拿上特制的滚筒一滚,就把票号的LOGO印了上去。这种纸张表面上看不出蹊跷,但只要票号的伙计拿着特制的工具对照一看,就能看出纸张里的专用水印。或许荧光验钞这种方法就是从三百多年前的日升昌沿袭下来的吧!
3、专刻印章,图形防伪
汇票填好后一般还要加盖4枚印章。印章刻制精美,其中3枚为水牛角材料刻制,1枚为砝码章。每1枚的大小、图案和形状都不相同,分别盖于与数额、成色、分号名、地名相对应的位置。汇票盖上这4枚特制印章,防伪功能自然又大大增强了。
4、专用密码,密押防伪
虽说有了三重防伪,但小心谨慎的雷履泰仍然担心别人偷得防伪纸张,伪造笔迹和印章。他苦苦思索,从宋代军事家曾公亮行军打仗,以诗为密码本,用诗中的字替代将、帅、粮、草等专有名词与部属通信,避免公文被敌方截获破译的故事中获得启示,独创了票号专用的密押制度。他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代表12个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代表初一到三十。同时,票据上的银两数字0到9,用“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和“赵氏连城壁,由来天下传”两套10个汉字每隔一个周期就轮换着来代替;并用“国宝流通”4个字代表“万千百十”。雷履泰据此创设了密押歌,在日升昌内部口口相传,密不外泄。其他票号也使出浑身解数,各有均有独创的防伪绝招
在平遥晋商博物馆中,陈列有一张珍贵的汇票,从上面可以看出,在汇票收款人、收款金额的左侧,俨然有一行不明意义的小字,这就是这张汇票的密押。正是这一道道的保险措施,保证了票号异地汇款的安全。
山西票号的吸金大法与吸人大法
一、做虚拟生意,实打实挣大钱
票号不产货不售货,却能赚来白花花的银子,这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然而山西票号却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利润主要来源于三驾马车。
第一驾马车——稳赚基准汇费。当时票号的汇费一般为汇款额的百分之一,根据汇款地点的远近略有不同。票号不仅能保障银两的安全,比花钱雇镖师押运的费用还少得多,因此汇兑业务一推出就广受客商青睐,汇费是票号最稳健最基本的利润。
第二驾马车——大赚存贷利差。客户交来的银两入库后,票号还能在汇入期和取款期之间打个时间差(也称得空期),在此期间票号可将这笔款项交给钱庄或银号用作资金周转,赚取利息。慢慢的,这种放贷业务还扩展到了信誉较好的商号和个人。这部分利润占比较大,是票号赢利大招。
第三驾马车——狂赚平色余利。明清时期,由于各地流通的银两称重标准不一,秤也千差万别,光是称银两的天平砝码就有一千多种,对于分号遍及全国的票号来说,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无法进行精细核算和记账。为此,票号制定了各自的天平标准叫本平,所有分号接收的银两都必须通过本平重新称量,这一中间环节也为票号赢得了利润。白银从甲号收进,在乙号付出,一收一付之中,由于天平砝码的差异,会产生一种余平即平色余利。据现有资料统计,仅一个分号一年少则几百两多则几千两的余平利润。
凭着这三驾吸金马车,仅升日昌一家票号,就在一百多年的经营中,创造了“共创利白银1500万两,值人民币100亿”的惊人业绩。谁能料到,正是那些并不起眼的“小水珠”,在这百年间竟翻起了如此浩荡的金融“巨浪”。
二、蕴藏在晋商智慧中的“吸人有术”
票号因赢利厚润成为香饽饽,但入行规矩也多,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比如,它的“十不准”就包括: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并且其他票号也都不会再录用,也即犯规除名等于宣告此人经商生涯的终结。
1、任人唯贤的高门槛学徒制
制定如此严苛的条件,都是因为在票号工作就是与人和白花花的银两打交道,票号伙友(当时对票号服务人员的称呼)稍有松懈,很难不受诱惑。要想干票号这一行,就必须有过得硬的品质才能抵抗得了诱惑,有过得硬的技术才能胜任得了专业性强的工作,为此票号甄选员工时就形成了许多特有的规定。
用乡不用亲。“用乡”是指票号原则上只用山西本地人,外省之人,绝对拒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西是关公的故乡,晋商普遍信奉关公,讲忠义、有勇武的关公是山西人心中“义”的化身。本乡本土,知根知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信誉度比外地人高很多。再者,到各地分号服务,同乡语言和生活习俗相同,沟通无障碍,便于凝聚人心。为了防止分号人员徇私舞弊,总号可将其留在本地的家属作为担保。“不用亲”是指票号里的人一般不会让子女在自己所在的商号就业,尤其是姑爷、舅爷和少爷这样的亲故绝不使用,以此来保证票号制度的严格执行。
择优保荐。在票号里做学徒的门槛很高,必须请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做担保人,而对人品、家世、学识的考察要向上追溯至三代。担保人不得不慎之又慎,如果所荐之人有问题,就会直接影响自家的生意和信誉。也正是这种严格的保荐制度,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筛选出品格优秀、头脑灵活的票号伙友。
苦心修炼。通过最初选拔后,新人还必须经过三年的学徒期。在这三年间,不能拿薪水,不能回家;白天必须站立服务,提三壶、搞卫生、练苦功;晚上还要练字、打算盘、背诵银两成色折合口诀和天平折合口诀。若是被分在蒙古、新疆或国外分支机构,学徒还需学习外语。学徒三年间,掌柜不但要对他们的学习进行考察,更重要的是要对他们的人品进行评估。有时掌柜会故意在地上丢一些钱,然后偷偷在一旁观察学徒的表现,其中若有受不住诱惑的,当即就会被打发回家。
人尽其才。票号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但由于地区间经济实力的差异,在生活环境、生存质量上也一定存在差距,票号规定凡是愿意到较偏远,较苦寒的分号工作的员工,东家会给你出股待遇,也就是可以以劳力入股,年底享有分红的权利,但条件是员工家属须留在总号。这样,票号使所有渴望出人头地的员工舍得离开故乡,勇于奔赴远方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害怕被新的员工所取代,为了站稳脚根以图发展,就要充分发挥自己多方面的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多能的多面手,能胜任多个角色尽职尽责地辛勤工作,如此一来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真正做到了减员增效。据统计,日升昌共有40多个分号,共有员工270名却创造了1500万两白银的奇迹。
高薪养廉。票号里的规矩虽然严苛,但待遇却很不错。三年学徒期满就能成为正式员工,小伙计们会被马上派往分号,积累经验,这时便有工资、津贴,干得好的还有顶身股,出类拔萃者还可提拔起来当部门经理甚至大掌柜。票号红利“四年一分”,叫“大帐清”,给了员工一个奋斗目标和归宿感。票号里的伙计在外面驻码头,三年一个账期,一般情况是不能回家的,也不准在外面娶亲成家。有个小伙子由于能写会算,被他家邻居——日升昌外地分号经理赏识,带出去学徒。临走时,家里给他定了一门亲,计划三年后回来完婚。谁知他前脚刚走,父亲便突发中风半身不遂。小伙子无兄无弟,两个姐姐已出嫁,家中再无别人能帮得上忙。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通过媒人和亲家商量,想让媳妇提前过门代子尽孝。幸好亲家比较开通,未过门的媳妇虽未见过丈夫的面,但对能到票号里做事的人很满意,便同意了。过门后,她柔顺勤快料理家务十分尽心,父母满意邻里称赞,小伙子从家信中得知后十分感激。三年期满,小伙子才回家见到妻子,因从未见过两人还有点不好意思,等过了洞房花烛夜之后,小俩口更是恩爱有加。
从票号里走出来的伙计都有钱有面的,像雷履泰这样的“金领”,年收入更是令人咋舌。当时县太爷一年薪水大约45两,而雷履泰是4000多两,比县太爷多了将近100倍!票号对伙友包食宿,伙食非常好,普通伙友每天都能吃上十大碗,喝上茅台。分号人员更受优待,应酬费、服装费都由票号包干。票号如此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从商。伙友兢兢业业,依规守纪,绝不染指票号的钱物,也不会为亲友浮借以及为客户担保。严格的号规保证了晋商在外颇佳的信誉和极高的社会地位,逐渐在山西形成“学而优则商”的观念。
2、财掌分离,人力入股,“护本”固本
自日升昌开始,票号就采用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立的经营模式,财东只享受分红不参与管理,大掌柜就是如今的CEO,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决断权,为票号摆脱家族企业的种种弊端营造了良好的基础。票号的期权及股权制度非常灵活,股权组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财东投入的股本,另外一部分就是员工以人力入股,具体的股权有以下几种。
子承父业享银股。银股以银子入股,具有可继承性,相当于现在的无限责任公司,即儿子可继承父亲的股份,但如遇破产等情况,儿子同样承担父亲的债务,也就是俗话说的“父债子还”。
劳力可化为身股。身股是晋商的特例,员工以工作能力入股,劳力在股份上不承担赔偿责任,对员工退休年龄没有规定,只要能胜任工作,就可以享有身股。劳动者出力,均有股份,一经获利,平等分配,分红时按照不同的股份进行分配。一般在票号的最后一进院落后厅,就是每年“大帐清”和四年一期的分红场地,这时各地分号的老板汇集于此,各分号所取得经营业绩,也由帐房先生统计公布,赚了钱的分号掌柜财大气粗、洋洋得意端坐于门的正面好不风光,而那些业绩较差的掌柜只好背门而座,一副羞愧难当的表情。最绝的是,在众票号相聚的宴席间,还有一道菜叫“鱼头对着谁,谁就将被辞退”,正是这些约定俗成的礼仪,将晋商文化中的“勇争上游,落后挨打”的精神表露无遗,让票号里上至掌柜下至伙计的各类人都激发“勇争第一”的勃勃生机。
人故股在红利在。即持身股的员工去世以后,他的子孙可享有三次分红的机会,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防止挂身股的员工在晚年即将卸任时,做出营私舞弊的勾当。
同时,在四年一期的分红时,票号也不会一次性把利润全部分干吃尽,会留出一部分作为风险金备用,行话称其为“护本”,正是这些不断累积的“护本”,帮助票号成功度过了许多挤兑、战事等不可预料的金融风险。山西票号业正是靠着这种特殊的股权设置和有备无患的“护本”制度,把员工的利益和票号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成为山西票号得以辉煌发展的根本。
票号的盛衰与启示
山西票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地理上看,它的势力范围北起莫斯科库伦、蒙古,南至云南、广东、新加城,东自日本,西达新疆。因为诚信可靠,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不断扩大,仅在汇兑官款这一项业务中,就包括承兑京饷、协饷、海防经费、铁路经费、赈款、庚子赔款、河工经费、“四国借款”等影响力巨大的巨额款项操作。此外还经营存贷款业务,一为官金存款,一为官吏贷款。可以看出,当年票号的资金雄厚,信誉卓著,规模庞大,它实际上代行了国家银行的职能。
一、票号的黄金时代
随着外敌入侵,清政府节节败退,巨额战争赔款亟待汇兑。于是,清政府成为各票号的最大集团客户。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割地赔款。日升昌揽做部分赔款汇兑生意,其中京都分号最让户部满意。道光皇帝接报,获知凭借一纸汇票就为大清分了忧,御口赞扬“好个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从此日升昌以“汇通天下”名满五湖四海。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票号行业进入到鼎盛时期,总数达到30多家,每年调拨的银两数目达到8亿两,主宰着当时全国金融资本的流通。它们的触角甚至延长到了俄罗斯、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一带。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升昌成都分号为应四川总督刘秉璋向京报解筹饷40万之急,一次揽做汇兑8万两。杭州分号为浙江巡抚廖寿丰汇兑预备饷8万两,解了巡抚燃眉之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清政府向各省增加赋税和协银,各省官员无不委托日升昌、蔚五联号、百川通、协同庆这些票号汇兑赔款。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垂帘听政,挟持光绪四逃,谓称“两宫西幸”。途径平遥,户部令各行省汇解军饷、税银补给两宫西逃用度,平遥票号纷纷急兑。慈禧在协同庆票号大掌柜赵德溥停銮住宿,夸赞“票号乃有胜于户部之势”。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27年间,日升昌票号年汇额在3000万至7000万两左右,仅揽办甲午、辛丑两项汇解上海江海关约800万两白银,获利颇丰。
二、票号盛极而衰
近代中国灾难深重,周遭虎视眈眈的英美日等帝国用长枪大炮轰开了国门,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的协议,使人民身陷水深火热之中。而票号在此时却因攀附上了没落的清廷,在承办一个个赔款解付的事项中赚得大笔利润,却完全没有料到,这已成了自己最后的晚餐。千疮百孔的清政府一旦溃崩,票号业的百年基业立刻灰飞烟灭,消散于历史的长风中。
1、“富五代”们的醉生梦死
光绪末年票号鼎盛期,已经开始潜伏重大危机,但没有引起票号东家和掌柜的重视。第四代、五代财东们已经丧失了勤劳克己的优点,变得挥霍无度,骄奢淫靡,他们吸食鸦片,自称“票大爷”,并且山西几家票号大户人心不齐,无法结成联合之势,这成为票号自身潜藏的毒瘤危机。
2、外国银行的资本入侵
随着各项不平等条约的签定,我国的通商口岸开放,外国银行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国内银行和官银号也相继设立。1898年,设立的国内银行已达13家之多,1897年最早设立的官商银行和1905年开办的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后改名为大清银行),机构众多,享有特权,几乎垄断了票号的汇兑业务,成为票号的有力竞争者。一方面,票号汇兑公款额逐年下降,官饷汇兑业务的大幅度萎缩,票号的经营空间越来越狭窄;另一方面,外国银行还与票号争夺仅存的民间汇兑业务,对票号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腹背受敌的票号在清政府和洋行的双重压迫下逐落下风。
3、信用体系的山崩土溃
清末社会动荡,内忧外患,加之外国工业化的兴起,洋货倾销压制了国货的发展,导致造成购买力下降,社会经济倒退。而与此同时,山西票号一直采用的是无抵押贷款的方式,即使在社会动荡的清末,也只凭商家信誉从不办理抵押或担保贷款,这虽然给予了客户很大的便利,但一旦出风险,对于票号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外国银行也在放贷市场上争抢业务,但他们放贷的条件是要有相等金额的抵押物,因而虽处相同环境,却有效地避免了“有贷无回”的风险。
4、晚清末年的政治海啸
01战乱
晚清末年社会异常动荡,南方战火纷飞,许多商铺破产,贷款收不回来,票号有生意也不敢做。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时,清政府内外交困财政困难,这个消息引起了各家票号恐慌,蔚字五联号当即决定撤销了12个外地分号,商户得知后立即引起了挤兑现象。分号减少后,赢利大受影响,除了应付战争造成的大量的呆死帐,还要支付撤庄后人员的遣散安置费用,票号举步维艰。1860年,日升昌总计赢利为44600两白银,而无法收回的呆坏帐损失就占了一半,这年又是四年一度的分红期,它每股的分红从鼎盛时期的1.2万两白银竟降到了511两。
02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时之间全国响应,革命军不但冲击了政府金库,也冲击了票号,据有的票号自己估算有一半的财产被抢。票号各地的分号遭到洗劫损失惨重,仅日升昌一家设立在四川、陕西的分号丢失的白银数目就达到了30多万两。
03独立
就在这场混乱的时局中,蒙古宣布独立,这不仅使山西商人彻底退出了北方关外的市场,而且苦心经营多年的基业也被“抢劫”一空。当时独立后的蒙古实行公有制,山西商人在这些地区的资产全部被没收充公,这对业务重心主要在北方的山西商人而言,简直就是致命的打击。随着驻外商号的纷纷倒闭,这些从前显赫的晋商的资产遭到了洗劫,财富急剧消减,也必然影响到了票号的生存。
04覆灭
与战乱的浩劫相比,更让票号业难以承受的是晚清王朝的覆灭。票号本来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但民间经济的萧条,迫使票号业已与清政府和清廷权贵结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而清政府的灭亡让票号深切地体会到了唇亡齿寒的意义,随着清政府的垮台,它的分崩瓦解也成为必然。到1911年12月,仅清廷的财政部度支部欠京师各票号的款项就高达七百余万两,若加上各地方政府的贷款,以及清廷官员们的私人借款,整个票号行业已经处于高度透支状态。清王朝灭亡后,山西票号垫借的政府公款无人承担,各地政府的大量财政借款无法收回,放给京中王公大臣的款项更是难以清理。
清政府的灭亡成为山西票号“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53年公私合营,苦苦支撑了一百多年的日升昌彻底关门停业。在中国第一家挂牌经营的票号是日升昌,最后谢幕的仍是日升昌。在经历一个半世纪的风雨之后,这个中国最早的金融体系——票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三、百年票号给现代金融业的启示
票号创立之初,无数能人智士殚精竭虑为其发展壮大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心血,让中国在世界金融近代史上发射出了耀眼夺目的光芒,其中许多经营理念和制度值得现代借鉴。它历经了百年的沧桑,却在一夕之间衰败消亡,其间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深思和总结。
1、固步自封,老而朽也
票号的产生和壮大,源于有许多象雷履泰和李大全这样的晋商,不断吸收新生事物、勇于创新的精神。但在稳步发展的百年后,票号传承到了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第四代、第五代财东们,这些没有经历过白手起家的财东,更注重生活的享乐而非不断进取的商途。他们整天躺在深宅大院里醉生梦死,只需把票号的经营和运转妥妥地交给自己认可的大掌柜们,就能够有源源不断的白银进帐,根本无需了解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和风云突变的风险,一旦外界有变对票号的生意产生影响,第一时间想到的竟是护紧自己身边的现银,而不是救票号于水火。
例如在票号遭受外国银行和政府银行的相互夹击之下,各家分号掌柜提出“联合成立银行,以抵抗不利的局势”的要求,却被害怕丧失绝对主事权的第五代财东们轻易否决,以致痛失了四次(1904年、1909年、1914年、1915年)改革机会。同时,票号晚期的CEO接班人也不具备国际眼光,没在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建立总部,使决策长期远离最具增长潜力的贸易金融服务中心,丧失了主导新兴商业汇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机会。
票号沦落到此等人手中,怎能顺势而变?如何应对社会经济的萎缩?它只能象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般,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渐朽渐灭。其实做金融最忌固步自封,一定要时刻关注瞬息万变的时势,才能在危机到来之前窥得那一点儿预知,做好应对准备,以期尽可能地降低本行业在危机中的损失。现代金融业也同样面临社会化、全球化等复杂情况,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有顺应时代需要,不断开拓创新,才能有新作为新发展。
2、成也“信义”,败也“信义”
晋商信奉关公,票号更是以讲信义的品质著称,将“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的原则深刻骨髓,把“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作为自己的生存之本。正是凭借这种卓越的社会信用,票号在庚子之乱中不仅没有倒闭一家,反而给自身带来发展的绝好契机。但讲信义不代表要当“冤大头”,而是有目标、有针对性、有保障性地“践约”。票号在发展后期,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已被破坏,整个中国都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金融机构更是要面对无数可能随时引爆的经济雪崩,但票号却依然沿用最初做法,只凭商家信誉从不办理抵押或担保贷款,从而在多处遭受了商号破产的连累,为自己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反观其他的金融机构,如外国银行进入我国之初,就知道在这样高风险的社会一定要使用“放贷抵押制”,让他在争夺市场的同时,又有效地避开了被“危险客户”的拖累。它给我们现代金融业带来的有益启示,就是金融行业既要讲信义,更要讲法律,法律是筛选良性客户、避免被拉入债务深坑的第一道关口,只有将道德的内在约束和法律的外在强制约束两相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全面有效的金融约束机制。
3、政商勾结,唇亡齿寒
票号本来是随着商业的产生发展而发展的,但后期由于社会经济萧条、战事不断,它的业务重心不得不由商业金融转向了政府金融。从表现看起来,这一转变实现它步入巅峰的理想状态,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票号金融功能的异化,形成了自身的“寄生现象”,为它日后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同时,票号也因为抱住了“清政府”这条大腿而自鸣得意,从而丧失了对更大风险的预知感,也使他自身财富的合法性遭到质疑。他们疏通各种环节,以期与清廷的权贵结识;花费了无数心机,才接驾到了弃宫西行的慈禧;耗用了十几万两白银讨得了这位“中国当家人”的欢心,自以为从此便高枕无忧了,哪曾想到自己所抱的这条“大腿”却已是将死之尸。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这让始料未及的票号大亨们损失惨重,1908年末,慈禧与光绪的相继离世,更是让他们有了强烈的被覆灭感,此后一系列不幸的变故更实现了他们这份迟来的预知。由票号的覆灭史我们可以看出,“把所有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可能会是一种毁灭性的投资,同时更看清了政商勾结的高收益与高风险的正比性关系。现代金融业一定要吸取这个沉重的教训,杜绝政企之间的高暴利寻租行为,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才更利于自己的长久发展。
回望山西票号这一路的盛衰历史,繁华落尽之后带给我们的除了深深的叹惜,还有更多宝贵的经验与财富。尽管票号随着皇朝的覆灭而消失,但这种顽强的民间智慧却已深深扎根于民间,山西票号所形成的金融文化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金融人,它其中的诚信义利与中和之道,直到今天还在让我们所受益着。从票号伊始的民间金融业在我国至少已有400多年的发展史,如今民间金融业蓬勃发展,为个人消费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资金需要,只有不断完善法律保障和监管体系,强化风险管理,才能使民间金融业充分发挥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