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楚国是一只烈烈的火凤，栖卧在华夏版图以南。图腾昭然明示，凤子有瑰奇俪幻之姿，或如翎羽般散逸的趣致。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战国的大时代中，四方刀剑如鳄鳞，都要拔其羽食其肉。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只老凤已飞不动，而大山以西有猛虎。雏凤清于老凤声，那只雏凤在哪？黄河流域已见不到采风问俗之人，见不到俟于城下之子，见不到习礼鼓瑟之君，自然也就诞生不了挽狂澜于既倒，让时代安稳过渡的大政治家。不少政客飞进了函谷关，为虎插翅。从此岸到彼岸，只有一叶无底扁舟，船舷那弹丸之地，又载得动多少人？东皇太一乐滋滋地遨游青天，享受楚人之膜拜，到头来不管不顾。绝地上穷山含岈，万物刍狗。
楚国崩溃的关头，一个身着华服头戴高冠的浪子，一个固执于彩云琉璃的瘦长身影，背对夕阳沉吟而来。彩云易散琉璃脆，他必然大饱精神之苦。宿命天赐，文化奠基决定了他要和这洪荒的大归所卵石相击，鼻青脸肿。
也因为始端固执的凝聚，走向末端肝脑涂地的散错，才能在这两点之间见识到世人之可杀，世人之可辱。中间这段人性之线，可萦迂可刚直，萦迂多小人，小人易得志。刚直多大德，大德难为守。他们既可以高高兴兴做帝王老爷，也可以做舔痔结驷的奴隶孙子。把持纲常的天道总是给人类历史悖论，这道玄之又玄的题目，亘古以来无人破译，直教人闷声一叹：大哉问！
大哉问的践行验证者，正是这个面容枯槁也不改华服的男子——屈原。
二
屈原患有严重的道德洁癖。
人们说他追求美政，并把这种政治美德放大，验证屈原的价值。对他而言，这其实是人格的缩小。政治上的落实，未必能转化为社会实际。屈原是以自身为坐标，不断填充、夯实这种理想性人格。当这种人格成为一种社会道德、伦理诉求时，它便成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价值符号，不断附着人们关于善良、正直、美丽等褒义形容词，成为一个人间至美的精神领地。
行大道之际，屈原非常自信，他自信着出生，自信着身份，自信着自我。屈原苦心造诣，把美字贯穿到底。楚怀王作为合纵长，名耀一时，若无才能也担任不了这个名号。屈原从中看到的这个时代的希望，六国也可能因此翻盘。因为其人格底色的温柔与良善，他一而再劝诫，再而三失守。他太相信善之为用，他人也有这种道德恻隐，所以不断被人打破内心矩阵，渐渐幽怨愤慨，雷霆堆积于腹。矩阵失衡，不平则鸣，楚风浪漫，继而发为天怒之音。
就楚国文化而言，是偏于自由的。南方多冽水乔木，楚国先人自殷商时南迁后，便在山水间和天达成契约，虔诚献祭香花与歌，寻觅一位神合幽冥的巫师，完成向天请教的仪式。他们虽然是在问天，也是在天人之间窥测恒常的理。凝思竭虑的活动结束，钟鼓乐之，简帛记之，宾客舞之，原本的宗教感派生出艺术感。在这烂漫的文化圈中，诞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风格。
孔子驾着牛车来到楚国时，碰到过接舆、长沮、桀溺三个隐士。到了战国，楚文化辐射的周边地区，在宋国，出现了文章“晚周诸子莫能先也”的庄子。这几个人，都毫不留情地与社会割袍断义。生死存亡不甚要紧，他人性命与我何干？我们不能要求手无寸铁之民兼济天下，但他们选择的自由却十分冰冷。庄子是有贵族气质的，他还能在荒野中刺世嫉邪，对时代冷嘲热讽，更多的隐士在做什么？庄子这股力量，实在太渺小了。
楚国另一种人格集群，便是像屈原这样努力维护着尊严的人。我以前认为，楚国的精神，为诗则屈原，为文则庄周，为文臣则申包胥，为武将则项羽，现在越发坚定。当楚人把情灌入行为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历史上的宏伟演绎，感受到了这只灵凤在浴火涅槃时的壮阔。
这么大集体中的一小撮中的一个——屈原，将要回到人们对美的执念之中，再起心灵的大纛。
屈原有历史的精神承担。他接过这个担子，必须政治层面改乎法度，导乎先路。作为一个国家的大夫，他就是政治系统核心成员之一，相比先秦其他诸子，他更靠近权力王座，也就更有机会进行改革。不幸的是，他的身份就要承受两面夹击的尴尬，因为他又有求善尽美的诗化人格。把沁芬的诗人属性拥抱恶臭的政治属性，他自身也恐惧不伦不类。他既不能撂下担当，又不能在政坛上再进一步。作为群体而在的政局不会妥协，作为个体意志的心灵也不甘妥协，这是屈原的困境，也是历史中文人政治的困境。更天真的是，他想出的办法，就是一再谦卑，献上剖心沥胆的忠诚，希冀王座上的绝对权力被感化。其人委身自怜，形同草木。
平心而论，这是人格上的自弱自贱。朝廷传统的臣妾之道，概从屈原开始。此时北方自负为王者师的孟子让我们感到可敬可爱，南方的屈原却让我们感到可恨可怜，他正踉跄于绝壁之上，再往前一步就要毁掉自身的守持，这是极其陡危的一脚。
幸而，他到底有一股精神韧劲，所受的不公在诗赋中积怨凶猛，委身时，早把那些宵小拉下了悬崖。当他的声音震落身边三百多种花草，我们分明看见其腰间长剑闪出青獠的寒光，撕裂了那层“待字闺中”的作态，暴露了他开辟人性潮湿地带的野心。这一步，让他从俏佳人又回到了美丈夫。
好险！
后人引用这种理论时，太多人让我们感到可鄙，他们与屈原的人格追求产生了分岔。屈原还能一往直前，在大道中上下求索，而他们却钻进了羊肠路。一去不返，终陷忸怩的泥淖。这条线，也是区分大师与侍从的根本标尺。屈原不光会《离骚》，更重要的是他要《天问》，要《招魂》，而那些侍从只能窃《离骚》之语，不能得《离骚》之魂，更无从论起《天问》这样的深核之思。
三
越往人格的高处走，参与切磋的人越少，理解这种心绪的人，也越来越稀薄。
当他到达那种境界时，是无人问津的。所以说，屈原不光忧愤，而且在精神世界中，还有一层孤独感。这种孤独写下来，便是“国无人莫我知兮”。
满世界追求者都是浑浑噩噩，当他追问历史古圣，圣莫能度，得不到回应。他只能和自然中的花草打交道，询天问地，周游无极。于是，他常常为神话招魂，《九歌》中那么多拟态的情思，是他依赖的载体，进而摩挲人类潜意识中的人神共存的公共法则。
幽昧兮恍恍如饮大醪，来回的探究越使他与常人不合，他叹道“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最后“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
这种无所依凭的旷绝孤独之感，在唐朝被陈子昂有幸捕捉到，他当时“独怆然而涕下”。无人可感，因而孤独，因此涕下。后来，陈子昂摔琴惊悚了众人，屈原只能掩涕叹息“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是的，在屈原的时代，众人开眼可眠，他完全震慑不了乱哄哄各自为战的人。
屈原之义深，屈原之情浓，常人也难以理解。
我们在确立一种文化价值坐标时，常常为圣人讳，弱化他的人性，强调他的神性。在屈原身上，却还原了一个普通人，甚至是懦弱者的心灵煎熬。他一路上思考，总在为名声担忧，为时间担忧，为道德担忧，为政治担忧，为自我的存在担忧。他总在害怕丧失稳定的心灵秩序，害怕时间匆匆令其苍老迟暮，害怕身后无人跟随。数不清的牵扯，令他长吁短叹，优柔寡断。数十年前的商鞅，在秦国和甘龙、杜挚辩论，就没有这么犹犹豫豫，他蔑视人民的政治理论更是自负自大，屈原这自艾自叹的神色，怎能让王侯高兴呢？
屈原放逐于外，不再是治理社会的政论家，而是梳理心灵的诗人。往昔的“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司马迁语）”固然很精彩，但这些事和心灵无关。就这些词汇来看，王、国事、宾客、诸侯，哪一个不是社会性质的概念？它们和集体概念有关，和公众有关，和一个独立存在的人毫无关联。
中国数千年来，太注重“克己复礼”，太注重节制收敛，太注重中庸之道了，文化精神从《诗》开始就没有给个人太多舒展的空间，后来那些儒家还强为圣人言，以《诗》为经，把政治那套东西也往里面塞，还说“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是美学正道。但是，文学的存在，是为了关乎心灵的，是倾吐悲喜的。它是释放一个个意志欲求的花园，而不是控制自我情感的牢狱。对待自私的世间规则，文学必然反叛，以叛徒的身份对道貌岸然的庸俗观念进行攻讦。
屈原的流浪，恰恰找到了一个发泄情绪的地方。在此，他要给自己一个交代。他的诗作一出现，立马令人心驰神往，那种张牙舞爪的忧思徘徊，既哀而伤也乐而淫，但却空前引人注目。他既没有“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中庸，也没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假惺惺的谨慎，他的自信和忧伤都在诠释为人尊心极端后的澎湃情思。这种形象，像极了在断崖上对着星月宇宙歌舞的巫师，个体、独立、自我，世界只剩下他忧伤高涨的黄钟大吕。崖崩路摧猿鸟绝，此时的长江流域，只能听见屈原不绝于耳的命运交响。阴沉至极，也刚烈至极。他愤怨呐喊时暴起的青筋，多么令人震撼！而且，这种极端，何尝不是他指正九天后的选择？比起孟轲先生的“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屈原的行为更有力度。
在我读到的有关屈原的评论中，班固是最中肯的，他既褒扬屈原是个妙才，《离骚》可以与日月争光，又说屈原不该“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当然，班固还欣然担任人生导师，说他应该学习“明哲保身”之道。你瞧，这些话多么客观！
班固这个人就是东汉经学的受益者，也是官方的庇护者。他评论历史的最大特点是，别人会说的他会说，别人会褒扬的他也会褒扬，别人敢批评的，他却没有什么勇气。司马迁对当朝皇帝有批评声，有质疑声，班固却是不敢的，你看他把刘邦、汉武帝后期写成的样子也就明白。班固太依赖体制了，他素有的观念就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骨子里是只顺不逆的。因此，他只能望《离骚》而兴叹，但写不出这卓绝一世的“逸响伟辞”。他可以操弄笔杆子写史，不过那只秃笔总是暗暗忖度该怎么写，怎么对自己利大于害。因此，他的《汉书》也没有“无韵之离骚”的《史记》那么旺盛的生命视野，与伟大断开了联系，更比不了想见屈原的司马迁。
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屈原，都在探索、展示人类命运之轮，班固在干嘛呢？他似乎更乐于和扬雄那群人一样，自顾周全，指指点点。
四
从屈原追求的层面说，他像极了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以一人之力对抗集群的崩坏。
他可以选择良禽择木而栖，远走高飞，但那些地方也无法理解他、安慰他，他又不甘于庸庸碌碌。无论是楚文化、周文化还是秦文化，在他身上都会产生化学反应，核心矛盾无法消解。可以说，屈原最后患上了抑郁症。
他曾有三问，问泽畔的大姐、占卜的巫师、打渔的渔父。在我看来，他前两次是在踟蹰于志向的变通，而最后一次是在确定必死的念头。倘若渔父劝他继续做个心灵战士，他可能也不会赘石自沉，而是瞬间崩溃于凡俗的一丝亮光，获得生的契机。无奈的是，这三个人都实在平凡，他们无法与屈原精神碰撞，也无法坚持屈原的坚持，只能和这个楚国大夫坦诚相见。
在一个敏感的诗人那里，在一个关切人心和正直的诗人那里，文化选择不是最重要的，他要的是过去和未来。然而，这种过去和未来搭建成生命纲领后，在乌七八糟的大混乱中必然困于当下，他必然承受大众射掷来的明石暗箭。这是上帝给人类的单项选择题，你没得挑选。孔子说中庸，但他也在剑走偏锋。可以说，先秦诸子没有一个贯行了中正之道，他们心是正的，未必身就走在客观的道路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固执，才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奠基性工程。
屈原的忧伤是，把过去和未来揽于一身，导致了当下的失重，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跌倒。旁观者只是无可奈何地劝他放下来，但不会上前分担一丝一毫。人的高下，也正是在这时候看得出来。当然，他若放了，那便不是本来的包裹。对人而言，有些东西不容许变形扭捏。他可以为完成时、未来时的人们招魂，却不能给进行时态的人们招魂，这是时空性的难题。古代诗人能够抒发感受的太多，却很少有人能将人类生存广泛存在的悖论地带，提升到意象符号的哲学化高度进行诗意索问。我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屈原使其诗具备了伟大的特质。因此，鲁迅才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他给后来文章的影响在《诗经》之上，苏轼才会说不能及其万一，李白才会写下“屈平词赋悬日月”。
他不光验证了“君子固穷”，在乱世里还验证了“君子固死”。他从开始就为自己选择了自杀的宿命，要仿效彭咸、比干等人，一步步靠近沧沧江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其可不死而死之——这里蕴藏的，不就是最深刻的诗么？
尽管楚都最后到了我家乡东边的寿春，但历史欠了屈子一笔血债。汨罗江畔，夜半总飘荡着“兮”“些”鬼魅的招魂幽歌，等待魂归之人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