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围绕“中国的出现”，从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法，到考古学、国家的起源，再到夏商周，梳理了我国国家体系的出现和演变，共十部分内容。

第一讲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以前我们学习或者了解到的历史是朝代接续，皇帝好像也是一个一个接一个，很容易忽视秦以前的统治者与秦之后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历史中需要看到的是“异”，是发展和变化。认识古代中国，需要从宋明理学开始，不管是“程朱”还是“陆王”，不同学派的真理来源都是孔子、孟子，那孔孟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要想了解清楚，从古代经典注释中寻求依据便越来越重要了，越古老的资料则越接近孔孟时代的意见，到了清朝逐渐演变为考据学，就是考据经书，追究书中每一个字的原始意义。随着考据学的发展，还出现了疑古风潮，认为古史是造出来的，当然这种风潮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直到1899年，对金石学颇为了解的罗振玉发现河南挖出的大量“卜甲”与“卜骨”与古史间有着非同小可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甲骨，才有力的反击了疑古思潮。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也让中华文明的历史有了更多有力的证据。但我们仍要明白，挖出来的考古结果，不会是这段历史的全部。

第二讲 考古学对认识历史的帮助

考古可以让我们证实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可以帮助我们修正历史曾经有过的记载。但是考古需要耐心，也需要运气。人类文明的范围很广，我们能挖的却只是一小部分，因为大部分是人类重复居住的住址，最有机会挖到的是古人的垃圾堆或者墓葬，所以需要明确的是有时候考古发掘出的资料与实际可能是有偏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厘清考古与文字记录之间的关系。同时，作者也认为，中国的历史起源需要从新石器时代讲起，因为这个时代才有“文化”可言，比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裴里岗文化等，这一时期的考古中出土了很多陶器，各式各样，说明这些器皿已不单单只有其功能性了。

第三讲 新石器时代遗址与国家起源

究竟是什么样的需求，让这么多人出于自愿或者被迫组成一个国家呢？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发展与商业行为、数字和契约有很大的关系，埃及文明与修建大型工程有关，曾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文明源于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但钱穆先生通过对古史资料的分析得出古代四种重要的农作物依次是稷、黍、稻、梁，尤其是前两种农作物对水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且中国古代人的居住形式多是穴居和山居，故不大可能因为灌溉工程而聚集产生文明。在作者看来，形成中国古代村落的理由，一个是农业，一个是陶器的制作。农业使人得以在一片土地上定居，陶器的制作比较复杂，制陶技术的发展和火窑往往能吸引一部分人聚集起来。陶器在发展中，也逐渐超越了实用意义，花纹装饰、不太实用的形状、陪葬用品的作用使得陶器这种器皿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后来出现的青铜器也是同样，可以说满天星斗般散落分布的新石器文化就是后来夏文明与商文明的主要构成元素。

第四讲 夏、商、周的同步发展和夏人共主

夏、商、周并不是像后边的朝代一样是前后接续的，而是不同区域的三种文化，中国古代国家的成立则是这三个区域、三股文化、三个民族互动的结果。竞争关系刺激他们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域，同时也就强化了对内的集中程度，财富积累、防护措施、组织管理逐渐发展，国家机制便在这样的环境中快速成长起来。在竞争中，夏人何以最先成为共主呢？一个很有可能的答案是夏人发明了最有效的夯土技术，能够建造坚实的城墙，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靠。后来商人学习了这项技术，并通过青铜器、卜甲设计了祭祀、占卜等繁复的仪式，构建了自身的权威。周人则超越神灵，强调天命以及“人文化成”。三者文化有重叠发展的时期，并非简单的朝代更替。

第五讲 聚落、建筑、与共主更迭

农业文明让部落里有了存粮，战争和掠夺变得越来越频繁，较大型或较早取得武器优势的部落通过掠夺得到了农业资源和人力，也有了充足的力量用夯土来筑城墙，城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随之出现的还有越来越宏伟的宫室建筑，夯土的奠基坑一般都会以生命为“殉”来震慑奴隶。城墙林立，便有了“国”，以区分城内的人和城外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作为“国人”住在城里被保护呢？通常需要靠氏族身份来决定，核心氏族成员住在城里面，血缘上比较远的住在城边，再远的只能到城外。由此，通过聚落、建筑的变化，可以进一步推断，夏人最有可能的重大突破是将夯土技术用于兴建城墙，让聚落变为以城为中心，向外放射。商人是一个鬼神民族，用人不能理解的现象进行恐吓，从而收编许多不同的氏族。周人则是巧妙运用氏族组织力量，几乎将所有人都纳入体系，从而进一步将氏族组织确立为封建制。

第六讲 中国古代文字与古代信仰

文字与文明发展关系密切，文字的出现加速了文明的发展。中国的文字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文字一样走上表音的道路，大概是因为最初习文识字是少数人的特权，以便更好的加强阶级划分。甲骨文一般被认为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一套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了，它是中国文字开始的结束，而不是开始的开始。甲骨文记录了当时的卜辞，骨尾和甲尾出现的字可以在金文里发现类似的字形和符号，而这些符号本来就被视为族名和族徽，由此，作者推断，族名、族徽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因为在夏朝时，中国的主要社会组织就已经环绕着氏族血脉原则了，有了分辨血缘血统的需要，积累、变化到一定程度之后，逐渐演变为汉字。

第七讲 鬼气森森的商朝

作者认为，商人在东方崛起，很可能和畜牧的本事有关。而且在殷墟中，除了卜骨还有卜甲，也发现了车马坑和鸟兽坑，这也展示了商人高度的活动力和运输条件。商人和动物的关系中，动物既是助手，也是威胁，一些大型动物翻脸不认人的时候，人跑都跑不掉。他们从祖先那里学来了驯服、运用动物的能力，在他们的想象中，祖先自然也有了同样的两面性。因此，在商朝的青铜器上，充满了动物主题的纹饰，以此获得与祖先沟通的渠道。从王亥以下，商人建立了氏族内部掌权的二元系统，以降低内部冲突，旧派时期，商人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民族，什么都卜，什么都问，迷惑并恐吓了很多人。新派大幅减少了卜问的项目，将祭和历法结合起来，留下五种固定的祭典。但是，正因为变成了固定的仪式，那种人与祖先和神互动的神秘感、不确定性逐渐消失了，这样的改变和周人的崛起同时并进。周人“以人为中心”的新信仰，强烈挑战了活在神鬼间的商人。

第八讲 从部落共主到国家体系

根据估算，铸造商朝司母戊鼎的工坊一定超过了300人，郑州商城的城墙大约需要3000到5000人长达八到十年的持续动员才能完成。安阳出土440把石镰的工具坑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商朝已经开始习惯并娴熟的运用几百甚至几千人参与的集体动员形式了。商人如何能统治调动这么多人员呢？那就不得不提他们的鬼神信仰。通过占卜以及各种仪式，商的统治者宣称而且相信自己能够有效的和死灵世界沟通，进而树立权威，吸引更多族群臣服。但是，周人不在他们这个信仰系统中，且逐渐学会了商朝拥有的神秘能力。通过考古资料可知，周人习得了文字，学会了占卜和青铜铸造技术，从而逐渐侵蚀了商人的权力威胁。青铜器对于周人来讲，不再神秘，而是作为永存不坏的器物，变成了连接人与人、氏族与氏族的纽带。最后，周轻松翦商，如何解释这种胜利？周人的思考过程和结果开启了中国文明的全新方向。

第九讲 商周之际的巨变

简单对比周原考古出土的甲骨文和晚商的甲骨文，熟练程度的差异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周人学习、模仿商人卜文留下来的证据，周人卜文所用的字，几乎都可以在商人甲骨文中找到。周人所铸的青铜器上，纹饰逐渐退化，文字逐渐增加，文字所说的内容也越来越重要。周文王死后，武王发兵，牧野之战轻松胜利后，周人燃起了信心，开始进军朝歌，并最终翦商。如何解释这种胜利？在周人的信仰中，“天”超越一切，人无所逃于天的监视，因而天所形成的是非评断最公正，商人不知敬畏天，商王的行为让天无法容忍，最终才导致天命归周。天的改变是有规律的，天是依随德而转变的，要了解天，需要回到人群中，看人民的反应，由此，周人建立了一套离开鬼神、彻底以人为本的新信仰。周人翦商之后对殷遗民的处理以及谨慎思考如何统治国家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文政治的开端，甚至可以说，我们后来认知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也才从鬼气森森的商文化中脱化而出，正式形成。

第十讲 周朝的统治制度

对天的敬畏让周人有了忧患意识，并没有对商遗民大肆屠杀，甚至没有瓦解原来的商王系统，继续让商人统治商人。后来武王驻扎在东方的兄弟伙同商人公开与其对立，周公才发动了二次东征，之后如何管理呢？周公想出来的办法是“封建制”，通过赐姓、胙土以及命氏来实施国家统治。赐姓就是派给领导者基本的部队，胙土则是指派要去打下来的目标，命氏则是给不同姓的族群一个更高层级的称谓，以团结各族。再结合宗法制度，周人将姬姓组织起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周人不断扩张。封建是分层的，一层一层分封下去，但若是诸侯死了，儿子不能自动继承，需要回到宗周，由天子进行新的策命礼。这样，有分出去的权力，也有拉回来的机制，所以周人才能维持那么久的封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