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心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在很多人看来，是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有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俊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清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魏晋风度可以说是一种名士风范，超脱自然，不拘泥于现实和世俗目光，崇尚自然，孤芳自赏，我认为可以称之为古代版的御宅家。

          原因大致是自从后汉以来朝廷内部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导致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而后期的党锢之祸、黄巾军之乱和随之而来的三国时代则是大大打击了知识分子的报国之心。他们对战乱的恐惧，对社会的失望导致一些文人撰文予以批判。而朝廷则采用“九品中正制”开始对官员采取一定的控制。这些因素导致当时的名士们逐渐脱离了公共生活撰弃了儒家的准则，纷纷转向追求道家的自由意识，形成清谈之风。

          再者，那时候文人的骨气很硬，对于政府提倡和推广的儒家经曲和一元化注释很反感，这也是魏晋文人推崇哲学的原因之一。

          代表人物: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桀、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期的魏(公元220一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一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土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陷渊明为代表人物。

          说到这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世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士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垄断做官的权利，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从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

        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蔑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然绝俗”。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

          在这里，即刻酌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士大夫文化候发轫于若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地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重国诗篇里在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又理成风，规律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

          那为一杯酒放弃身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

            魏晋风度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魏晋风度代表人物夏侯玄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g康复与四那是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沙溢饰演的歪的，留下一时宽宏，司马昭的两首不亚于草庵鞔的双手。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后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园陶令。“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可是政治是不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淡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从“无"字对宇宙的追汩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淡，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候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嵇康混过去了。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淡巩固其志气，药与洒陶治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下清淡，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可。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