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吴鲁芹说："和她同辈的女作家中，我见到过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人，我敢毫不客气地说，陈师母凌叔华在她们之间是惟一的美人。"
苏雪林曾回忆说："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这个生活于梦幻中的女诗人，不仅才华横溢，气质高雅，她的情感世界也是同样的斑斓梦幻。以致她的一生也因此颇受争议，非凡的才华似乎也被情史掩盖于其中了。
（一）自由恋爱的婚姻
她曾写过一篇故事《绣枕》，写的是一位深闺女子的不幸，鲁迅说她写出了“高门巨族的惊魂”。其实，这篇小说一定程度上也是她自己的心声，因为她就是从高门巨族的庭院中走出来的深闺淑女。只不过，她是一个叛逆的深闺淑女，注定是不会遵从父母包办婚姻的，她要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民国时期的京城，新旧交替的时代，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崇尚个性解放，一时自由恋爱风行，这是昏沉之世中一丛破土新芽，亮眼的新色令人欣喜。
对文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浪漫而文艺的，亦如当初他们的相识。
1924年泰戈尔访华之时，凌叔华在她的“小姐的大书房”中接待了泰戈尔。
宴席间，大家高谈阔论，激情飞扬，在座的不仅有泰戈尔这样的文学泰斗，还有众多文化界名流，年轻气盛的凌叔华锋芒毕露。泰戈尔亦注意到了这个小姑娘，据说泰戈尔后来曾对徐志摩说，凌叔华的才华较林徽因是有过之而不及的。
当日陈西滢亦在场，这是凌、陈第一次相见，他惊异于这个小姑娘的才识与胆量。
其时，陈西滢担任《现代评论》文艺版审稿人。不久，凌叔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她的成名作《酒后》和《绣枕》，这两篇小说的问世，轰动一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她此后，成了《现代评论》社唯一的女作家和日后新月派的主要小说家。
而作为审稿人的陈西滢，正可谓是她踏入文坛的引导人与伯乐。
这之后，他们书来信往，讨论文学艺术问题。在文字的交流中，他们产生了共鸣，写作绘画、评文论艺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寄托。
她认为，“通伯（陈西滢）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
他们在文艺的路途中互相牵引、提携，似是决心要做自由恋爱的践行者，而终至于互通心灵并结秦晋，谱就了中国现代文坛自由恋爱而结成百年之好的佳话。
但这神话般的自由恋爱却没有经得起平淡婚姻的考验，二人的婚姻虽维系了一辈子，然而其中真挚的感情却未能贯穿始终。
两人的矛盾在繁琐的生活中开始激烈起来，曾经都是怀揣美好理想的热血青年，对婚姻亦看得神圣，也经历了自由浪漫的恋爱。不可否认，当时的他们是相知相爱的，只是到了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之时，生活中的冲突已然啃噬了这份浪漫和美丽。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的因素。
徐志摩曾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叔华、通伯（陈西滢）已回京，叔华病了已好，但瘦极。通伯仍是一副‘灰郁郁’的样子，很多朋友觉得好奇，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太近古人了！”此时凌叔华刚结婚两个月。
陈西滢在性格上缺乏浪漫因子，严肃而木讷，他以工作为中心，不擅儿女情长的卿卿我我。这样的性格在恋爱期间使凌叔华感到安稳与踏实，这也是她选择与陈共同一生的主要因素。但时间一久，平淡乏味的生活又不免使她陷入了冷寂之中。
凌叔华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她是生性热情之人，再加上文艺的熏陶，向往诗意的生活，很显然这些都是陈西滢无法给予她的。
对于婚姻，他们有过一番激烈的挣扎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他们仍旧维系着一个家庭直至终老，但是他们过得并不愉快。那些孤寂的夜晚，她或许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辜负了当年的叛逆。
所以，当年轻热情的诗人朱利安突然闯入她的生活时，虽已为人妻为人母，她却以飞蛾扑火的姿态与他投入了疯狂的爱恋中。
（二）热烈的跨国婚外情
1935年，诗人朱利安来到中国。
他是著名小说家佛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其母瓦奈萨.贝尔也是著名的画家，且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的中心人物。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朱利安，自由愉快，朝气蓬勃，对文学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凌叔华很喜欢这个比她小八岁的小伙子，她给了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应有的热情，陪他买生活用品，布置宿舍，在生活上给予了他颇多的照顾。
朱利安喜欢凌叔华的才气，他对她的欣赏与鼓励，于她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彼时的她，在学校里也不快乐，从高门巨族中逃离出来的她，又陷入了新的孤寂中。
朱利安与陈西滢是不一样的。他对待感情更为热烈，他将爱情视为信仰，毫不掩饰自己对凌的感情。
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到：“她，叔华，是非常聪颖敏感的天使......请想象一下那么一个人，毫不造作，非常敏感，极其善良极其美好，生性幽默，生活坚定，她真是令人喜爱。”
这样狂热的朱利安，这样的猛烈追求，以及对爱情的誓言，令她非常着迷。
“我昨晚读了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一个人在孤孤单单的旅行途中，心不在焉的时候一定喜欢读这样的东西。”在旅行途中，凌叔华以这般散漫的语句向他倾诉。
大约人生之中总要做件傻事，好似要在平淡生活中彰显生命的存在，那就如此这般放纵一次吧。
朱利安的奔放与热情，引燃了她体内动荡因子的火把，他们在北京尽情地享受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她陪伴朱利安游走古城名胜，故宫、北海、颐和园，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倾情之地。那些日子，看戏、溜冰、泡温泉，两人就如久在樊笼里的鸟儿，复得返自然后竟有些忘乎所以了，他说，“这段疯狂的时间让我脑子一片空白。你能猜到我们是怎样的快乐和愚蠢。K（即凌叔华）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而我竟丢掉了随身携带的东西。”这样的疯狂是凌叔华从未享受过的。
但这世间，愈是炽热华美的事物，就愈是短暂，如同烟花，绚烂之后必然凋谢，这是难以逾越的人生宿命。女作家和洋诗人的绯闻在武大的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凌叔华处境尴尬，似无退路，她必须得在这样的困境中做出选择。
最终，这场轰动一时的婚外恋情以凌叔华回归家庭而结束。这并非是因为陈西滢的阻挠，实则，宽厚的陈西滢给了妻子自主选择的自由。
只是这时，凌叔华已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她心里清楚，年轻的诗人非终身所能依靠，她在现实与理想中权衡再三，离婚将失去太多，理性的她回归了现实。她要寻的是终身的依靠，这或许也是她与陈西滢再不睦，也未曾离婚的缘故吧。
热烈是她渴望的，而平稳亦是她命中注定无法放弃的。而那个年轻的诗人，在恋情受挫后，投身战场，他一生最想渴望的两件事——有一个美丽的情妇和上战场。
最后，他倒在了战场上，也算是得偿所愿了。而他对于凌叔华来说，犹如一场青春的梦幻，是她这一生无法再释放出来的另一个灵魂中的自己。
（三）朦胧的“八宝箱”情缘
后人皆知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两个女子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事，却极少知晓他与凌叔华曾经的相知之缘。对于徐志摩而言，凌叔华在他生命中的分量，大约是并不少于林陆二人的。
他们相识时，徐志摩是北大的教授，而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此时的凌叔华是自由之身，而徐志摩对这位女学生的才貌亦是很欣赏。
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信中说：“我这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凌叔华应允了。
于是，二人便开启了书信交往的模式。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在这段悠长的通信时光中，二人早已用笔培养出某种超越一般友情的情愫。这情愫填补了徐志摩彼时的感情空白，令他的心在迷雾之中寻找到某种缥缈的寄托。
在徐志摩的文字中，凌叔华总是亭亭地站在他面前，如天地间一切灌注了灵性的花木，他曾将凌叔华喻为“中国的蔓殊菲儿”。 曼殊菲尔是一位来自于外国的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不论是关于曼殊菲尔的作品还是外貌都有很高的评价。
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
后来，徐志摩与陆小曼正式相恋之后，他与凌叔华的通信虽是停止了，但凌叔华于他而言仍旧是一个相知甚深而毫无现实牵绊与烦恼的挚友。
他与林、陆二人纠葛不清，用了一生的心力，然而凌叔华始终在那里，令他精神上得一些永久的寄托。“只有L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这“唯一”与“真”，都是徐志摩的心声。
面对世人对于他们感情关系的猜度，凌叔华一再澄清，她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 她曾写信给友人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
于她来说，徐志摩是一个文友，他也一直视她为知音。但这友谊中究竟有没有暧昧的成分，恐怕也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了。徐志摩也许是凌叔华心中永远的秘密。
也正因为这份特殊的挚友关系，徐志摩方才两度将自己最重要的“八宝箱”交由凌叔华保管。
所谓的“八宝箱”是一只装着徐志摩日记、文稿以及陆小曼的日记和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书等等的小提箱。“八宝箱”中的这些日记、文稿记录了徐陆之间的情事，并涉及到了林徽因。
如此牵涉复杂的八宝箱，在徐志摩意外坠机后，曾一度引发了争夺此箱的纷争，作为保管人的凌叔华也因此被牵涉其中，并与林徽因发生不快，从此不相往来。想来这也不是凌叔华的本意。
由“八宝箱”产生的恩怨纠葛，归根结底还是徐志摩的情爱所致。现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人都已作古，这件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谜案，也成为文坛中又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这个曾被誉为“第一个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走出深门宅院后，追寻自由恋爱，也曾经历婚姻的苦楚，陷入婚外情的狂热，终又回归婚姻的无奈；与徐志摩的知己之交，让她陷入了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八宝箱”困扰之中。
如此丰富的情感经历，为她的人生又增添了一份姿色，也让她体味到了世间的沧桑，无憾又无悔。当一切过往都化为云烟之后，回到她的文学与书画世界中，此后一心临摹宋元古画，感情的褶痕，想必都藏在山石松竹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