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教育文化发生了许多本质上了许多本质上的转变，民主与科学被输入这古老国度的教育机制中，从根本上影响着教育文化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依然面对着巨大的阻力与消极影响。仔细阅读几位当时与教育密切相关的作家老舍、鲁迅、叶圣陶等人的文本，可以分析出1930年代前后新教育发展的困境，当然在困境中也能更加清晰地辨认出人们对于新教育的理想。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新教育传统教育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教育文化发生了许多本质上的转变，民主与科学被输入这古老国度的教育机制中，从根本上影响着教育文化的发展。从教育目标、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呈现出新的气象，变革的气息是此时教育文化最大的特征，然而这或许只是教育文化积极的一面；如果仔细审视当时的一些个体经历以及作家文本，能观察到当时教育文化的一些真实的困境，那同样是不该忽视的另一面。

新教育从清末起步至辛亥革命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到1912年民国建立之后有了法律法规的保障更是突飞猛进地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对于传统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都有极大地冲击，民国之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人员力量很多就来自于新教育的培养。但 1920 年代回顾新教育，人们发现许多问题，舒新城曾指出：“数十年来的新教育，第一，不能得各种事业的辅助而无由发展；第二，现在所有的新教育只是一点外国的形式，根本不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第三，新教育对于中国固有文化、未来事业，并不曾有所发扬、创造。”1实际上仔细阅读当年一些有教育工作背景的文学家的作品，也会发现大量关于新教育的内容：在新教育突飞猛进貌似一路凯歌的盛况下，亦掩盖了大量矛盾、冲突、拉锯的过程，传统教育思想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此时的传统教育尚有极大的生存土壤，与新教育之博弈、斗争在当年的文学作品中保留了鲜活的面貌。

 1918 年，十九岁的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在小学工作两年后，1920 年老舍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二十年代初，北京按教育行政区域划分为八区，城外四区各设一名劝学员。北郊劝学员的管辖地段包括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郊外的四大片。老舍的管理对象是散布在这四大片地面上的小学和私塾。他同时还兼着两个职务：教育部京师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2由于家庭贫困，老舍需要尽早参加工作赚钱养家， 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他已经是小学校长。但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更早已经在全国范围展开的教育改革在老舍求学的过程中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当上劝学员以后，老舍第一件事就是“申请解散十七个私塾；二是请求支持北郊马甸清真教在村内办一个公立国民学校”，这两件事都在官方批准下顺利完成，但是当他 “请求学务局和地方行政出面维持被奸商破坏的东镇国民学校”时，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支持，老舍从中看到了官商勾结的黑幕，也了解到了在表面上推动新学推动新文化的背后，官商根本利益不会被触动，他们只会在不触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做 1朱庆葆：《教育的变革与发展》（《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 页。 2舒乙：《老舍正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3 页。

些教育改革的工作。这件事情对老舍的打击很大，此后几年的时间里老舍相当消极，直到离开北京到天津南开中学当老师，回北京为北京地方服务团工作，老舍舍弃了较高的职位与薪水，选择安贫守困寻找新的出路。

当劝学员的这段经历成为了老舍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的重要素材，“书中的老张就是被老舍解散了的十七个私塾的塾师们的化身，孙八就是和老舍势不两立的土豪劣绅们的化身，学务大人就是昏庸腐朽的上司们的化身。”3书中详细描述老张的“学堂”使人如身临其境，正是老舍自己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

北房三间打通了隔断，足以容五十多个学生，土砌的横三竖八的二十四张书桌，不用青灰，专凭墨染，是又黑又匀。书桌之间摆着洋槐木作的小矮脚凳：高身量的学生，蹲着比坐着舒服；小的学生坐着和吊着差不多。北墻上中间悬着一张孔子像，两旁配着彩印的日俄交战图。西墻上两个大铁帽钉子挂着一块二尺见方的黑板；钉子上挂着老张的军帽和阴阳合历的宪书。4

老张生性吝啬狡诈，只把开学堂当做压榨学生的一盘生意，通知他新学务大人要来检查时，他以最快的速度“整理校务”：

自己冷静了几秒钟，把脑中几十年的经验匆匆地读了一遍，然后三步改作两步跑进北屋。“小三！去叫妳师娘预备一盆茶，放在杏树底下！快！小四！去请妳爹，说学务大人就

来，请他过来陪陪。叫他换上新鞋，听见没有？”小三，小四一溜烟似的跑出屋外。“你们把《三字经》，《百家姓》收起来，拿出《国文》，快！”

“《中庸》呢？” 3舒乙：《老舍正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5 页。 4老舍：《老张的哲学》，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 页。

“费话！旧书全收！快！”这时老张的一双小猪眼睁得确比猪眼大多了。

“今天把《国文》忘了带来，老师！”

“该死！不是东西！不到要命的时候妳不忘！《修身》也成！”

“《算术》成不成？”

“成！有新书的就是我爸爸！”老张似乎有些急了的样子。“王德！去拿扫帚把杏树底下的叶子都扫干凈！李应！妳是好孩子，拿条湿手巾把这群墨猴的脸全擦一把！”5

这一段出现在小说第一章的情节用非常简练生动的笔墨把当时许多阳奉阴违的私塾、学堂的状况描述得清清楚楚。他们平时依然按照老规矩读着早应废弃的旧书做课本，民国初年已由教育部推动的新教育理念，教育宗旨，以及课程标准在下面的学堂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像老张这样打着新教育办学堂，实际上坑蒙拐骗的人恐怕也大有人在。老舍虽然打报告取消了十七所私塾，但新办的学堂又是否可以真正贯彻新教育呢？在老舍离开京郊劝学员的位置后，代替他的劝学员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贯彻对新教育的坚持吗？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私塾、学堂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当然不能说所有的私塾、学堂都一味承续旧教育，对新的教育理念、教育宗旨与课程标准置若罔闻，但新旧参杂，应付检查就多教教新科目，平日老先生们还是更熟悉旧书旧知识也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动荡期，教育新旧转型，也成为生意人眼中的肥肉则又是在老舍小说中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问题。

从教育部推出新的教育理念、课程标准到全国大范围的接受实施，其关键并不在于内容或者课本，关键在于授课的人。师范类院校培养出来的新老师们走上讲坛，分布到全国各地中小学才是新教育真正的开始。但是社会传统文化的力量依然5老舍：《老张的哲学》，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年版，第 6 页。非常强大，怀抱新思想、有着理想主义追求的年轻教员们还将在校园里、在生活里 面对诸多挑战，新教育的征程依然相当艰难，在鲁迅的小说以及叶圣陶的小说里会 清晰地呈现出来。

 1909 年 8 月间，鲁迅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当时的同事夏丏尊的《鲁迅翁杂忆》一文说到：“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外，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61910 年 9 月，鲁迅又应绍兴府中学堂的聘请，去教生物学兼任监学。辛亥革命后，绍兴军政分府任命鲁迅为绍兴初级 师范学校校长。在民国成立之前，日本留学归国的鲁迅一直在学堂工作，接触的人、事亦都与教育关系较多，鲁迅对辛亥革命之前浙江一带的基础教育是相当了解的。民国成立，1912 年 5月鲁迅开始到教育部上班，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项。8 月，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同时还要他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鲁迅曾经在日记里记载自己的一些工 作：例如，他曾到天津去考察新剧，曾去选择开辟公园的地址，曾去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曾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曾参与筹建图书馆的工作。7事实上，不管是早期在基础教育中学工作，还是在当年的民国教育部工作，又或者日后辗转国内各大学任教职，鲁迅一生与教育有着很深的关系，他对教育的关注对教育的反思也呈现在小说创作中。

收入《仿徨》集子的《在酒楼上》创作于1924 年 2 月，正是新文化运动落潮时期，此时的鲁迅拿起笔反思社会革命的情况，描述封建思想复辟的情形。文中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回到故乡在酒楼上见到旧同窗、旧同事吕纬甫，小说 6朱正：《鲁迅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87 页。 7朱正：《鲁迅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97 页。 的主要内容是两位在故乡不期而遇的故人的谈话，同时通过“我”的询问、质疑、震惊、遗憾等感受传递出吕纬甫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在生活中迷失、消沉的状况。

吕纬甫本是与叙述者同样接受了新式教育，在新学堂当过教员，有过理想追求的年轻人，可是在酒楼上的他颓废、消沉，说自己教学生“子曰诗云”：

“就是。这些无聊的事算什麽？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地过了新年，仍旧教 我的‘子曰诗云’去。”

“妳教的是‘子曰诗云’麽？”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妳还以为教的是 ABCD 麽？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 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妳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麽？ 只要随随便便，……”8

经历过从晚清到民初的各种变革、文化运动，一位曾经有着理想主义追求接受过新教育在新学堂工作过的年轻人，却在教自己的学生读《诗经》、《孟子》，甚至《女儿经》，以此“子曰诗云”赚着“不大够敷衍”一个月生活的二十元。

小说中吕纬甫有一个对自己这些年生活的比喻：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麽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 8鲁迅：《鲁迅小说全集》（1），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38 页。 不能飞得更远些麽？9

在这个比喻中，不仅吕纬甫，包括叙述者我都如同被吓得飞出去的苍蝇，不过是绕了一点小圈子就回到原地了。显然这是鲁迅对新文化运动落潮的一种失望之情。实际上在加入“文学革命”之前鲁迅也是相对悲观颓唐的：“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勛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0在 鲁迅的眼中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似乎都回到了原点，创作《在酒楼上》是 1924 年， 此时新文化运动落潮，鲁迅在小说中写到依然在教授《孟子》《女儿经》等“子曰 诗云”的内容，显然又是一次失望的过程。小说最后写吕纬甫“他满脸已经通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11吕纬甫虽然在旧同窗那里似乎看到了 自己原来的理想主义，产生了失落也激起了一些怅惘，但最终眼光还是消沉了。回 到原点的苍蝇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并未飞远，小说中吕纬甫的内心也非常清楚，自己以及旧时同窗也并未在当年追求理想主义的道路中走多远，不过是出去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当初一心追求的新教育在生活生计面前，被“子曰诗云”以及《女儿 经》所替代。

从戊戌维新开始，到五四运动，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日益激烈。早就在教育领域工作，关心教育的鲁迅并非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开始这方面的工作，1913 年他集中翻译了日本心理学家上野阳一的《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1914 年又翻译高岛平三郎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足见鲁迅对教育问 9鲁迅：《鲁迅小说全集》（1），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37 页。 10鲁迅：《鲁迅小说全集》（1），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63 页。 11鲁迅：《鲁迅小说全集》（1），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39 页。

题的看重，正是这时期的翻译使鲁迅学习到了“儿童”的概念：“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 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12也为日后鲁迅提出 “救救孩子”做了理论准备。

鲁迅的文学创作方面也不仅在这部小说写到当时新教育的实际状况，在《狂人日记》中将旧教育比作“吃人”，塑造孔乙己这个典型人物传递对旧教育的控诉， 在 1919 年写的《随感录》中写到“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13同一时期，陈独秀也谈到“我们中国，模仿西洋创办学校， 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所教的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不过把学校毕业当作出身地位，这与从前科举有何区别呢？”14人们往往过于偏重于对新式教育发展的关注，而忽视了在中国上千年的教 育传统有多麽大的惯性。在广大的城市、城镇和乡村有多少大大小小的私塾，使用的都是“三百千千”的启蒙小四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以及 《论语》《孝经》之类的传统蒙学教材。据资料统计，南京有私塾五六百所，广州有一千多所，全国加起来一万多所，遍布乡间的蒙塾数不胜数。当时也有大量的读 书人家会让子弟先在家塾启蒙再去新式学堂，或者平日在新式学堂，回家仍有传统文言补习。这种新旧并存的现象是应该辩证看待的。一方面是新生的教育力量远远不够，传统教育惯性强大，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则是如果这种新旧并行是有可以更好发挥作用的空间的话，如果是以新教育为最终目的，以传统教育启蒙保留传统文

12鲁迅：《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40 页。 13鲁迅：《随感录（54）》，《新青年》，1919 年第 6 期，第 3 页。 14陈独秀：《今日教育之方针》，《青年杂志》，1915 年第 1 期，第 2 页。 话精神，完全可以在新旧承续之间发展得更好，但在鲁迅与老舍的观察与文字里，这些所谓的私塾甚至新学堂，不仅没有真正承续传统的精髓，而是延续了糟粕，这才是此时教育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另一位用朴素的文学笔法把民国时代新教育的发展与困境、年轻人对新教育的努力与无助全面呈现出来的是叶圣陶的《倪焕之》，这是“一部现实而深刻的中国现代教育史资料”15。《倪焕之》的作者叶圣陶从 1911 年当小学教师，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创作这部小说，有十几年教育工作的经验，他“对当时教育界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内部情形，特别是对小学教育，相当熟悉，对于流行于当时的‘外来的教育理论同方法’，不但从书本上学习过，而且曾‘拿来施行’，企图影响那些‘不 知振作的同业’”16。这种生活经验以及这种用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指导实际工作的 经历正是小说里倪焕之以及蒋冰如所面对的情形。当然也试图突破教育的圈子，以教育的问题反映更大的社会，以教员的工作变动呈现更多的生活场景，以年轻人的生活轨迹表现理想主义者的失落。小说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用倒叙法讲述辛亥革命后的教育情况，视点集中在上海、南京附近的中等城市；第二部分是小说的主体，从第四章至第二十一章都是反映五四运动前后的教育情况，以乡镇学校为主要地点；第三部分作者试图展现更广阔的世界，场景转到大革命的中心城市上海，所描写的也不仅仅是教育，而是整个社会的革命情况了。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讨论的话，《倪焕之》这部小说有各种问题，比如语言过于朴素平实，小说的艺术化追求也不算太高，而对于这些，叶圣陶都是非常清楚的：“我似乎没有写什麽自己不怎麽清楚的事情。换句话说，空想的东西我写不来，倒不是硬要戒绝 15刘增人、冯光廉：《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第 498 页。 16刘增人、冯光廉：《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01 页。

空想。我在城市里住，我在乡镇里住，看见一些事情，我就写那些。我当教师，接触一些教育界的情形，我就写那些。中国革命逐渐发展，我粗浅的见到一些，我就写那些。”17

在叶圣陶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包括叶圣陶在内的当时很多走上教育岗位的年轻人是有理想主义追求的，尽管这追求一开始是模糊的：“他也相信教职为的换饭吃，但是除了吃饭还该有点别的；要是单为吃饭，就该老实去谋充厘卡司员，不该任学校教师。”18《倪焕之》里校长蒋冰如当然也是怀着一颗理想主义的心迎接倪焕之的，对旧同事没有热诚没有理想的状况他也一直希望有所扭转：“他想他们只 是没有尝到教育事业的真味罢了；一旦尝到了这人世间至高无上的真味，那就硬教她们淡漠也决不肯了。”怀抱着理想主义热诚的人们走到一起，希望在学校里开创一番事业，最后却无奈地在社会环境的挤压，在家庭生活的困顿中丧失了“这人世间至高无上的真味”，倪焕之虽然还在挣扎，还跑到上海参加革命寻求新的出路， 最终却病亡，理想主义的教育者的出路在哪里？小说最后以佩璋的觉醒来结束， “为自己，为社会，为家庭，我都应该做点事。”但觉醒之后的路在哪里呢？真的有可以走得通的路吗？小说只给了觉醒的信号与不太清晰的方向，此时的叶圣陶也在探索与思考中。

从1902 年“壬寅－癸卯学制”到 1912 年民国教育宗旨，从清末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教育在往“现代性”前进的路途中，民主、科学、平等等时代需要日渐清晰，然而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教育并没有得到稳定的发展环境，从晚清各地起义到民国建立，从袁世凯时期的南北对峙，到多年的军阀混战，即使再有心发展教 17刘增人、冯光廉：《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501 页。 18叶圣陶：《倪焕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第 82 页。

育的统治当局亦为局势所迫，忙于战乱，任鸿隽也曾批评民国政府教育经费占国家收入太少，与一跃千丈的军费相比望尘莫及19。同样，在小说家的笔下，1920 年代的教育非但没有发展到人们预期的模样，相反深陷各种问题与泥沼。当然，苛求小说家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合理的，叶圣陶的《倪焕之》有价值的地方更多的体现在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的资料，是活生生的现代教育经验的呈现，小说借树伯、蒋冰如、倪焕之等人的人生道路描述了二十年间整个中国社会教育的各种变革，人们的选择、困惑与突破，因长期身处其中，更是一针见血地为中国现代教育作出了诊断：“一句话：有的是学校，少的是教育。教育是一件事情，必得由人去办。办教育的人当然是教员。教育界的黑暗就在于教员！多数的教员只是吃教育饭，旁的不管；儿童需求于他们的是什麽，他们从来不曾想过。”20 1933 年，吴稚晖曾经在 《教育与民众》杂志上沉痛的诘问：“试问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现在四十年，救国的教育，还未实现，这是什麽原故？新教育实施的效果，究竟在什麽地方？我个人总是这样想：我们的新教育是走错了途径：我们教育还是蹈了过去古典式八股式教育底覆辙，所以四十年来所得的是这麽样的结果！”21以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为救国的根本事业是当年知识分子们的一致追求，可是经历几十年变革与改 良的新教育所暴露的问题也是不应被忽略的。 19任鸿隽，<甚麽是救国教育>，《大公报》,1934 年 10 月 28 日。“从民国以来，政府对于教育 并未十分重视，这可以拿教育经费和国家岁入的比例来做个说明。民国五年全国岁入的预算为四万七千壹百余万元，教育经费为壹千二百六十余万元，约国岁入百分之二零六。本年政府发表岁入的预算为七万七千七百余万元，教育经费为壹千九百余万元，约国岁入百分之二零五（此数最 近略有变更）。教育经费所占国家收入成数之小，与历年来的些少增加，和军费的壹跃千丈相比较，真有望尘莫及之感。” 20叶圣陶：《倪焕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第 82 页。 21吴稚晖：《教育改造与救国》，《教育与民众》，1933 年第 6 期，第 4 页。

从数据上，从资料上人们可以轻松地算出新文化运动之后全国新学校的数量，师范类院校培养的新教员的数量，因为国家政策在师范类院校方面的倾斜与补助，大量的年轻人走上了教员的道路。可是在叶圣陶看来，这远远不够，教育的核心最重要回到“人”：受教育者与教育者，掌握教育的质量的是教育者，正如小说所讨论的教师这个岗位不仅仅有技术要求，在技术要求之外还需要真诚与热诚，需要理 想主义的情怀与坚定的追求，这些才是一个社会教育发展起来的核心力量，也是叶圣陶在《倪焕之》里真正呼吁的，呼吁一个保护教育者热诚、保障教育者理想主义追求的社会环境。

澳门大学中国文化论丛2020年第一期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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