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本文建立在党派存在的假设上，同时默认始皇和李斯的政见基本相同且理念一致，默认始皇送扶苏至上郡监军不是遗弃，默认分析《史记》时对具体词句等细节不作关注，仅以重大事件为要（意在降低文学化对推测的影响），默认所有人物决策皆为理智选择。
始皇与扶苏的政见冲突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的 “坑儒” 事件上。该事，事起方士诈骗寻药拨款潜逃，并诽谤今上，始皇查咸阳诸生（诸子门生，包含文学方术士）中妖言乱民者，被捕诸生相互检举揭发，最终扯出四百六十余人获罪处死。这件事与年前由李斯主张的 “焚书” 决策一脉相承，是因 “焚书” 事件未能达成理想效果而催生的后续政策，其影响较前者更深，手段也较前者强硬。而扶苏的态度当处在 “焚书” 与 “坑儒” 二者之间，并因此与始皇的政治强硬主张相冲突，于是被送出政治中枢咸阳，至上郡监蒙恬军。
从 “焚书” 事件及始皇日后的亲重态度来看，李斯的政治见解当与始皇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在始皇尚未能解决国家初步统一的潜在风险的情况下，扶苏的继位，将对他和始皇原本贯彻的政策造成强大打击。而根据秦国 “一朝天子一朝臣” 的光辉（并不）传统，新王上位后改弦更张、清洗先王重臣都是寻常事，到时不仅李斯的官位爵禄保不住，连家人的性命都将受到威胁，且秦已统一，他已经没有另择庙堂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斯舍弃扶苏，是一件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沙丘政变事发前，从党派的角度看，李斯属于始皇党，而赵高属于胡亥党。赵高曾犯大罪，几被蒙毅正法，幸得特赦逃生，并因此与蒙毅结怨， “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 ，故蒙恬、蒙毅一系注定成为被赵高针对的目标，而身为始皇党的李斯在始皇驾崩后会成为中立党，赵高与胡亥争取李斯，就等于在与扶苏党的平衡中为己方增加砝码。
蒙毅也属于始皇党，然而在蒙恬与扶苏共事后，蒙恬在咸阳诸党眼中进化为疑似扶苏党，蒙毅自然也被划入其队伍。与此同时，赵高在说服李斯的过程中，为了让二者的忌惮合流，也会人为加强蒙恬与扶苏的联系，于是蒙恬与扶苏成为首批被清洗者，贯彻的是以赵高为代表的胡亥党与中立党李斯的同盟的意志。
接下来是胡亥朝赵高和李斯的矛盾。李斯的始皇党性质在时间的推移中越来越明显，而赵高和胡亥在拉拢李斯时，所展现的那种胡亥有更大的可能性践行李斯（即始皇）的理念，或可受李斯影响践行其政治决策的假象日渐破灭，浮出水面的是赵高、李斯白热化的相权争夺。赵高凭借此前与胡亥的师徒私交获得主动，而李斯则在三川过盗等事件中屡陷困境，最终落败被杀，赵高成为新的丞相，相权之争落幕。
关于沙丘遗诏，一般认为始皇确有传位扶苏的意思，而胡亥矫诏云云，也有观点认为胡亥受始皇偏爱，并非没有钦定为接班人的可能。这里观点折衷，我认为二者皆有可能，唯独证胡亥继位正当性的材料里，以二世文告为例的怕不是脑子有坑（胡亥：我会说我不正当？我傻？），如果是前者，我想说，李斯的处境是他做出支持胡亥的决定的关键因素。
上文提到，李斯会考虑自己在新朝的地位和人身安全，而秦相无根基的传统，造成了这一群体的生死荣辱皆依附皇帝、身如漂萍的情状，从商鞅到吕不韦，历代秦相在二君易代中往往成为政权过渡的牺牲品。就如赵高说服李斯的那样，蒙氏数代事秦，一旦当政，又受皇帝亲重，李斯将在朝中再无施展之地。而在此之前，始皇与李斯的联姻可能也包含了一定的 “为李家巩固根基” 的意图，他希望李斯能在秦国走得长远，甚至对他的继任者产生影响，但李斯令他失望了，这是秦国政治的失败。
Ps：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在520发这篇文，嘻嘻，因为我想发政斯刀啊。【滑稽.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