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近年来成为社会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继《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后，经济学家皮凯蒂在《资本与意识形态》和《平等简史》中尝试从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经济不平等改善或恶化的原因。政治学家福山则在《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中尝试揭示显性的经济不平等与其他领域的隐性不平等相互交织的恶果 ——自由民主社会内部团结的崩溃。哲学家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此书的直译名应为《优绩的暴政》）中的思考或许更加高屋建瓴，因为他的观点反映了经济和政治表象下的底层逻辑：优绩至上（meritocracy）的观念已经占据社会主流思想市场，成为一种不容置喙的共享信念。无论是桑德尔、皮凯蒂还是福山，他们都意识到了优绩至上并非天然的政治正确。回顾思想史可以发现，优绩至上绝不是什么新鲜观念，且对这一观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几乎与观念本身同样悠久。遗憾的是，批判永远易于建设，思想史上的优绩至上的替代方案与其批判对象一样存在缺陷，故必须有对批判的批判。
一、政治经济学旧批判：优绩至上的逻辑缺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确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病，却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左翼的经济平等观念及其在政策实践中的努力，在世界范围日渐式微；相反，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作为其在经济领域集中体现的“优绩至上”观念却影响日盛。这是当代社会思潮演化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解析各国近年来经济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切口：社会的主流观念或许并不仅仅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其也会在一定的情景下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
所谓优绩至上其实是一种为经济不平等辩护的修辞，其含义正如皮凯蒂在《资本与意识形态》的开篇处所说，不平等在当代被看作理所应当，因为其源于自由选择，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更自动受惠于最富有者（他们最具企业家精神，是最配得上高收入的对社会最有价值的人）所积累的财富。于是乎，经济不平等非但不是应该受到质疑的坏东西（bads），反而是值得被赞扬的好东西即哲学意义上的善（goods），因为普罗大众会通过“涓滴”效应从少数精英们的“优绩”中获益。然而，优绩至上的观念体系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缺陷，突出表现为所有为优绩及其所导致的经济不平等辩护的理由都错误地将有待检验的命题当作先验真理。
从经济伦理的理由来说，“优绩”被认为是个人的生产能力和贡献的体现，从而具有伦理正当性。诺奇克就曾经以篮球巨星张伯伦为例提出了所谓的“张伯伦论证”：如果一个人的杰出才能让部分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那拥有这项才能的精英理应获得高额市场回报。但是在罗尔斯看来，一个人的才能取决于自然天赋、家庭出身、社会环境，而这些统统都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外生因素，故幸运者的杰出能力应当视为公共善而非私有财产。于是，偶然的运气无法为经济不平等辩护，社会应该按照最大最小原则实施再分配。
从经济效率的理由来说，对于“优绩”及其所导致的经济不平等的尊重被认为是维护生产性激励从而做大“蛋糕”的前提，故有经济绩效上的正确性。传统上，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持有尊重“优绩”的观念，计划经济的失败在令左翼思想一度陷入迷茫的同时也令这类右翼观念成为思想主流。曼昆被桑德尔视为右翼观念的当下代表，他认为乔布斯之类的企业家不仅通过创新（一种重要的“优绩”）驱动了经济增长，而且还创造了消费者剩余和就业机会等社会福利。然而，经济效率与尊重“优绩”并不一定因果正相关，平等和效率的权衡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原因在于，如果容忍优绩至上修辞下的经济不平等，结果可能是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和社会总需求不足，从而在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上阻碍长期和短期的经济增长，且财富过度集中的另一个可能后果是经济权力侵入政治领域而造成税收、贷款、补贴等方面的政策扭曲，导致资本更热衷于在金融、房地产等投机领域无序扩张。
除了上述经济伦理和经济效率向度的反驳理由，优绩至上观念更严重的逻辑缺陷在于，其先验地把“优绩”假设为最高的价值诉求，从而与自由主义主张各种合理的价值观在反思均衡中共存的初衷背道而驰。并且，优绩至上以“自由至上”作为自身的哲学底色，而自由至上在经济领域集中体现为对市场自由竞争的赞美和神化。然而，无论是芝加哥学派的初代领袖奈特还是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宗师维塞尔都曾经警告，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可能通向经济权力垄断，进而扭曲政治权力的行使，导致积累性和世袭化的经济不平等，自由和竞争蜕化为伪自由、伪竞争。此外，即使在都主张优绩至上的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双方关于优绩至上的两项重要政策含义 ——自由和效率 ——的关系的理解也存在争论。哈耶克等奥派经济学家所理解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免于外界强制的消极自由，而芝加哥学派的施蒂格勒等人所理解的自由则是积极自由。于是在后者看来，虽然“哈耶克明确地痛惜将自由与财富混为一谈”，但是“财富和自由是很难区分的”（《知识分子与市场》），因为财富增长意味着人们在进行经济选择时享有更大的真实自由。所以，优绩至上的哲学根柢并不扎实。不仅是因为存在支持者内部的理解差异，更是因为将“优绩”树立为先验的优先价值的做法堵塞了多元价值观之间自由对话的可能，从而为以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偷开了一扇角门。
二、政治经济学新批判：优绩至上何以成为主流观念
优绩至上及其哲学根柢自由至上并非一向居于经济思想的主流地位，芝加哥学派的领袖弗里德曼就曾经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一九八二年版序言的开篇处感慨：自己曾经属于“一小群少数派，受到同一时代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围攻，被认为是思想古怪的人”。那么，何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经济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同时，思想市场的主流观念也发生了转向？作为对此问题的回应，无论是皮凯蒂的经济学研究还是桑德尔的哲学反思其实都表达了一条传统经济学所忽视的线索：社会的主流观念实际上内生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产物。如果说对优绩至上的性质及其经济影响的批判是一种在思想史上明显有迹可循的政治经济学旧批判，那么对优绩至上的观念内生性的批判则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新批判。不过，所谓的新批判虽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尚属新鲜，但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却远非新事。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点就曾被皮凯蒂多次引用 ——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文凭已经异化为精英的身份证明和对优绩至上的辩护。升入名牌大学主要不是一种人力资本的培育过程，而是精英阶层的社会化再生产过程。富裕阶层的子女由于家庭所提供的资源更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皮凯蒂提供了欧美国家相关的经验证据），从而阻碍社会流动。又由于名牌大学文凭被塑造为优秀能力和创造优绩的潜能的标志，优绩至上与低社会流动性一道被合法化。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以当前美国为例表达了相近的忧虑：名牌大学文凭成为获得好工作的前提，而好工作既是优绩的标志也是创造更大优绩的平台。精英层面沉浸在优绩的光环下，遗忘了大学文凭和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运气、出身的反映而不是能力、努力的映射。
实际上，通过将大学文凭与精英优绩联系在一起而为经济不平等辩护，这只是优绩至上占据社会思想主流的一个侧影而非本质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将意识形态视为统治阶级中的“思想家”或曰“意识形态家”编织出的虚假观念。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流的优绩至上观念虽然依旧“虚假”，但是其再生产过程却远比十九世纪个别意识形态家抒发冬烘之论要复杂得多。正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不平等的扩大无关乎任何市场失灵而反倒是这一制度有效运行的结果，优绩至上观念的兴起也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富裕阶层垄断“思想市场”的意愿和能力。
除了将名牌大学的文凭树立为能力和身份的象征，西方世界的富裕阶层还凭借资本的力量，依靠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掌控新闻媒体等方式来垄断思想市场，从而对大众的观念施以控制。并且，富裕阶层对思想市场的垄断自二十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地通过对国家机器的俘虏而进一步深化和隐蔽。正如葛兰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业已意识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角色正演变为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教育者。之所以富裕阶层的经济权力可以转化为政治权力继而再转化为操纵观念的权力，是因为富裕阶层会通过“呼吁”来影响公共政策。而富裕阶层的呼吁之所以会有效，除了他们所传递的信息本身就代表了潜在的选票而对政治决策者产生激励，更是因为他们有经济实力也更容易组织集体行动通过游说甚至利益输送等手段影响决策。在此基础上，经济全球化时代“退出”成本的下降强化了富裕阶层的“呼吁”，资本和人才外流构成了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激励约束，通过再分配缓解经济不平等的政策空间在客观上缩窄。
优绩至上的观念通过各类宣传手段潜移默化地跃升为社会主流观念，这种趋势并非西方世界独有。君不见，近年来在中国的卫视和网络平台上，很多热播剧的主角或是高富帅且能力强的霸道总裁；或是虽韶华已逝，但同样高学历高颜值高收入的高管御姐。按照精英的人设，不信眼泪只重优绩自是理所当然。在宝马车里（或许剧中用的是更高端的车款，请恕我无知）流泪大概率是平民百姓永远体会不到的苦痛，而月收入不足一千元的最广大人群的奋斗也在小布尔乔亚的童话中隐身了。这或许为苦于生计者提供了可织梦的精神鸦片，却在客观上宣扬或至少迎合了富裕阶层的精神世界、生活方式、牟利方式。伴随着这类文艺作品大行其道，更切肤的危险或许是我们会逐渐丧失对各种或隐或显的优绩至上观念的批判意识，甚至默认此类观念所代表的价值观天然正确，而不顾其已经开始扭曲我们现实工作场域中的价值导向（例如资方对“九九六”的赞美）。
三、对批判的批判：优绩至上批判易，救治难
政治经济学的旧批判指明了优绩至上的逻辑缺陷；政治经济学的新批判则说明，优绩至上被装扮成先验最优的真理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富裕阶层推动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内生结果。然而，批判易，救治难。思想史上给出的救治优绩至上的措施或替代方案都难以避免理论和实践的困难，故为思想对话之公平计，需有对批判的批判。
作为一名哲学家，桑德尔的建议基本上属于应然范畴，主要是关注机会均等（他的一个创意是改革大学的录取机制 ——在满足基本成绩要求后抽签录取，这样有利于来自经济和社会资源短缺家庭的考生），并强调机会均等只是补救措施，在分配结果上也要更多体现公共利益属性。基本上，桑德尔只讨论了应该改革什么的问题，而没有涉及改革由谁执行和怎样执行。实际上，这类深入而全面的改革的唯一可能的执行者只能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在近现代的思想史上，无论在分配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右翼和左翼的经济学家都极为关注国家的再分配职能（马克思或许是重要的例外，他认为国家最终必然消亡）。然而，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胜任这一任务？右翼和左翼的经济学家
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右翼的态度是谨慎的，故主张把国家的再分配职能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只关注通过普及教育 ——此建议至少可追溯至亚当·斯密 ——实现人力资本领域的基本机会均等（弗里德曼和哈耶克都持此观点，前者甚至主张改革高等教育）；左翼的态度则更为积极，建议国家广泛调节分配，不仅要机会均等也要兼顾分配结果，而机会均等也不仅关乎人力资本还要顾及物质资本。
除了经济伦理和效率的理由外（这在历史上关于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论战和实践中已经反复出现过），右翼和左翼经济学家的政策分歧或许更多源于双方在如下问题上有明显不同的判断：如果放弃基于市场自由竞争实现“优绩至上”及其对应的分配结果，而交由国家来执行分配领域的改革，这是否是一个更优的替代方案？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方法论特征在于一律按照最优化方法构建数学模型，故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时，比较的对象往往都是理想化的各种最优方案，甚至是将假设存在的最优方案与现实中的非最优方案加以比较，当前“完美的市场自由竞争”的鼓吹手和早先“完美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支持者都是这类经济学神话的编造者。一旦站在实事求是而不是理论空想的立场，我们就会承认，由国家来执行分配改革将会遭遇政治和行政的约束，其过程和结果也并不完美。
皮凯蒂已经部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他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中提出要在西方社会重新发明民主，要旨是在提升中低收入者在代议机构的代表性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民主协商。在他看来，西方世界的代议机构已经被富裕阶层霸占，故无论是在观念还是政策上都渗透着优绩至上。但皮凯蒂的这一政治解决方案比他的经济方案更加乌托邦，因为政治制度改革（所要解决的弊病包括金钱政治、狭隘代表性、民主被矮化为投票等）的前提显然过于虚幻：西方世界的最高收入阶层 ——他们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会自愿改变规则来限制自己的利益，这在机制设计上激励不相容。皮凯蒂在《平等简史》中指出，这类激励无法相容（富裕阶层会抗拒）的制度变迁往往要以一系统的长期抗争和权力关系调整来推动，好的结果恰如起于“一战”而止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伟大再分配”（great redistribution）。但是，皮凯蒂回避了另一种在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的可能结果：激进革命往往堕入托克维尔和密尔所反对的“多数人暴政”，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破坏性导致一个社会距离繁荣与和平愈发遥远，正如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过的一般。
皮凯蒂的乌托邦不仅在政治上过于理想化，而且遗漏了行政执行问题：即使政治制度的改革真的可以成功，并且政治过程输出的是可完美替代优绩至上的最优化新政策，那么又该如何保证这些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呢？按照政治和行政的二分法，这其实是在将政治环节所制定的政策交付行政环节后，官僚部门的可执行性问题。正如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英文版“附言”中所说：“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与很多右翼经济学家一样，阿伦特清楚个人在官僚体制下并非没有利己动机，他们追求最大可能的晋升。于是，“形象工程”“一刀切”“层层加码”并随意将某些行为定性为“恶意”（这其实与反映优绩至上的“自由”“产权”“企业家”等经济领域的修辞互为镜像），反倒比真正体现政策的本意更符合一己之私。而一旦面临特定时代的特定任务，放弃价值理性的思考而甘愿成为工具理性的代理人（同时仍然是理性且利己的“经济人”）甚至会通向“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
结语
化解经济不平等的前景似乎颇为模糊：一方面，“优绩至上”无论按照政治经济学的旧式或新式批判都并非通向共同富裕之路；另一方面，国家为“反优绩至上”而对市场自由竞争加以限制似乎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不完美替代方案。于是乎，难道说解决作为几千年人类文明固有趋势的经济不平等必须以全面战争或彻底革命之类的暴力冲击为必要条件，正如二十世纪上半叶曾经发生过的那样？若如此，人类岂不是永远只能在分配不均的大“蛋糕”和遭到破坏但分配更均等的小“蛋糕”之间抉择？
我们对上述疑问当然没有理由盲目乐观，同时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因为优绩至上或反优绩至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在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层面追求唯一的先验最优解本就是一种错误的解决思路。在假想的各种最优制度安排之间进行比较是没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更不能用一种制度的假想的最优状态与另一种制度的现实非最优状态进行对比。右翼经济学家的优绩至上神话（忘记了批判资本，亚当·斯密反复提醒过）和左翼经济学家的反优绩至上的神话（忘记了监督权力，亚当·斯密也曾不厌其烦地提示）有着一致的思维桎梏。
福山在《身份政治》中提出人类在灵魂深处存在两种相互冲突的激情：优越激情（megalothymia）激励个人追求高人一等，平等激情（isothymia）追求人人平等。优越激情的过度发扬会导致对优绩至上的盲从、对市场自由竞争的盲信或者镜像式的对建构理性和中央计划的盲目崇拜；相反，如果平等激情压倒了一切，则不仅效率和自由可能被压制，威权主义和官僚制也会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因此，在优绩至上和反优绩至上中间二择其一，并相应地进行单向度的制度强化，本身就是一种思维陷阱，没有正确理解两种激情彼此平衡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两种激情的有幸平衡的结果也未必就是“走向丹麦”，因为历史远未终结，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路径仍然开放。按照黑格尔的历史观，若将右翼经济学家强调优越激情所提倡的优绩至上谓之正题，则左翼经济学家看重平等激情而主张反优绩至上可谓反题。在两种激情的联合催动下，不同倾向的思想和政策的彼此平衡或许才是标志着人类文明螺旋式向上发展的合题。
原文出自《读书》202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