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传统帮助我们不带强烈意识形态和感情偏见地去理解他人，却也让我们缺少了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教会我们批判的看待文化事项，尤其可以帮我们看清现实世界中被遮蔽的劳资关系。本文主要从农村、农业、农民工三个方面阐释了劳资矛盾的存在形式和运行机制。
一、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农民陷入极端贫困化的危机中，毛泽东和费孝通都试图帮助农民脱贫，但二者看到的主要矛盾不同，因此提出了不同的出路和解决办法。
毛泽东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阶级矛盾，因此其农村调查的目的就是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为政权服务。但毛泽东并没有教条地搬运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他不仅仅分析了经济基础，批判了旧社会的地主剥削导致农民“禾头根下毛饭吃”的“吃人关系”（毛泽东，1930：11&13）；还根据中国现实状况对各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解读，即通过新旧思想对革命的态度，指出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在于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1991:3）。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对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革命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等进行的详细阐述，也可以看到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毛泽东，1939）。而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因此破解乡村经济改革过程中困境的钥匙是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增加农民的收入。正如文中所说，“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减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费孝通，2002:238）例如在传统蚕丝基础上，通过合作，建立的蚕丝工厂就是有意义的尝试。费老坚信农业与工业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
由此可见，毛费的争论在于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毛泽东代表的阶级分析派认定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才是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陈翰笙，1985）而费孝通代表的技术派则主张通过技术改良提高农业生产力，使农民脱贫。
二、农业：被遮蔽的劳资关系
农业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帮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中资本对农业生产与发展的深刻影响，但相比工业领域，资本在农业领域的积累模式与劳资矛盾更加隐秘。
首先，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工业积累发展得更快，而农业靠天吃饭，对于自然条件的依附性比较强，因此农业积累面临更多自然因素的限制，同时也受到社会因素的约束，如农村的社会关系等。此外，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并没有如工业一般实现大规模生产，也没有发展出直接的雇佣关系，而是保留了小农生产或家庭农场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小农生产更有生命力，但伯恩斯坦（2020：131）反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资本让小农保留生产是因为家庭劳动力生产可以获得更多利润，且能有效规避自然障碍和市场风险，“简单再生产的模式被保留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够促进资本积累，而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强韧的生命力。”（陈义媛，2020：76）
于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业部门”应运而生，农业成为工业资本在产业上游和下游积累的途径。企业进入农业领域时，虽然没有采取直接的劳动雇佣方式来组织生产，但通过控制农业生产的外部条件主导着整条产业链。公司资本用多样化的方式在农业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中占取农户利益、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而在这一过程中，小生产者也以不同形式被吸附到农业资本主义的体系中。例如在凉山彝族苦荞产业化发展模式中，企业以主粮价格收入，以经济作物卖出，赚取了高额的中间差价；在湖南汉族地区种水稻的案例中，农民则必须从公司购买农资套餐且必须将稻谷卖给公司。可见，资本积累主要通过控制农耕活动上游的生产投入和下游的销售、加工等环节来实现，同时“资本主义农业创造出了一些方式，并通过这些方式，将小农、家庭农民纳入或并入自己的市场结构和积累的动力之中，只要这样能为资本带来益处就行。”（伯恩斯坦，2020：132）尤其随着生活资料的商品化和农耕技术的革新，农民越来越依赖市场来进行再生产，而“市场机制使得资本得以合法侵占农民的劳动剩余”（阮池茵 2017：218），农民不断被资本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着。
三、农民工：缺失的主体性
马克思（2004: 487）认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劳动过程，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资本积累有两种方式——剥夺绝对剩余价值和剥夺相对剩余价值。
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资本剥夺绝对剩余价值，即以延长劳动时间为剥削方式积累资本。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这种积累模式多出现于手工业工厂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的第一代农民工身上，属于资本的“形式隶属”阶段。这一阶段的农民工普遍存在“非人性化管理、超时劳动、低工资，以及住宿环境恶劣等问题”（潘毅，2011：71），如工厂通过空间、速度、作息表、奖惩机制、电子眼等手段规训打工妹的身体和行为。虽然他们也会通过听收音机、吃零食、说笑闲聊等方式进行抗争与反叛，但还是被工厂最大限度地榨取了劳动力。
市场价值总是由最先进的生产力决定。剥夺相对剩余价值的资本积累模式，即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压缩必要劳动时间，这也是资本家不断改进机器的原因。在中国，这种积累模式多出现于投身大工业生产第二代农民工中，此时的农民工开始走向资本的“实质隶属”阶段。这一阶段最显著的表现是引进先进技术导致的“死劳动剥削活劳动”，例如企业引进机器后通过不让工人加班逼迫工人“自动离职”。但中国农民工却陷于“机器人红利”的话语中，“以为工厂的高利润是机器创造的，而不是工人创造的，因此难以提出分更大蛋糕的诉求。”（黄瑜，2020：116）由于对机器是“死劳动”的本质认识不足且缺乏工会系统的组织，工人并没有对“机器换人”进行明显的抗争。例如家具厂老员工对自动化导致工资降低的罢工抗议和日资汽配厂引进机器人后让焊工降级为普工焊工对津贴福利的争取，这两个集体行动无论最终以失败还是妥协告终，均是防御性而非进取型。可见，技术升级并没有改善工人的劳动状况，也不能自动带来劳动的升级，“机器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会剥夺工人创造的价值”（黄瑜，2020：95）。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劳动生产的。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或压缩必要劳动时间进行资本积累，劳动的确产生了剩余价值，却不属于工人。中国农民工由于缺乏对技术与资本的辩证理解，丧失了自身多重的主体性。但从资本的“形式隶属”到“实质隶属”过程中，可以看到工人抗争意识的觉醒；然而看到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只是第一步，如何帮助农民工真正成为机器的主人，任重而道远。
四、政治经济学的启示和运用
文化相对主义让我们学会把一件事放到社会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尊重差异并欣赏多样的世界；马克思视野的政治经济学则帮助我们看到了资源分配不均背后的剥削和不平等。对于民族学人类学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在个案中的思考，除了最显著的劳工研究，最先想到的是现代社会中资本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深刻影响。反思硕士期间研究的大理周城白族扎染文化转型，仅仅看到了资本带动就业宏观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忽略了传承人对扎花工的剥削和压榨、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部分扎花工感受到不平等后自己开扎染坊的动力机制。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帮助我们从当地人和社会表面的美好背后，看到残酷真实，即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以及资本对劳动力的榨取。
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还没有定下来，但我认为无论哪个方向，都需要同时做到格尔茨的“深描”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相结合，在诠释意义的同时看到阶层和矛盾。如果继续研究非遗文化的继承性和延续性问题，可能会更加关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非遗实践，如用辩证法思维分析非遗经济的动力和问题。内容上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从矛盾抓起，在文化诠释的基础上寻找让不平等合理化的文化符号。例如赋予非遗传习所中的传承人话语权，关切她们的认识、情感与看待问题的角度，深描他们的生活和心态；同时注重对代表性传承人和其他传承人之间资源分配格局的分析。然后回到文化符号形成的历史，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实际生活场景中探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过程、市场政策、资本运作和技术，让文化符号成为社会事实。比如代表性传承人和其他传承人之间不同的阶层是如何形成的、一个地区特色的文化事项是如何被纳入国家非遗体系的、政府的文化行政是如何使非遗经济合法化的、由亲属体系支撑起的资本以及文化亲密性如何支持经济运作等。最后探讨必然存在的不平等如何成为社会变化的动力，比如传承人群应对不公的行动和策略、现代变迁与文化生产型塑下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历程等。方法论上，谨记人类学的整体观，把分析研究的现象置入它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过程，甚至更大的全球背景中去理解。但人不止生活在现代政治经济体系下，也活在具体的文化之中，因此也不能忘记文化的维度。此外，不能忽略动态的、辩证的视角，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了解吗？”（马克思，2009：291）
由于博士论文的调研课题还没有确定，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也不够深入，因此当前的大部分想法建立在抽象的想象层面，如何真正做到知识的融汇贯通，把这种理解融入自己的田野和材料分析中，还需要进一步的构思和实际操作的磨练。但思考和关心永远必要，我们需要去关心社会文化体系之中本来的经济是如何运作的，现在由于来了所谓的自由市场，资本的进入会对原有社会化体系和原有经济实践方式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替代乃至毁灭性影响。此外，也要去思考类似于家族、宗族以及社会组织、社团、政治体系、意识形态、国家这样政治性的方式是如何去组织经济和控制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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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if !supportLists]① [endif]毛泽东,1930,《寻乌调查》。
[if !supportLists]② [endif]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if !supportLists]③ [endif]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if !supportLists]④ [endif]费孝通，2002，《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出版社。
[if !supportLists]⑤ [endif]陈翰笙，1985，《陈翰笙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if !supportLists]⑥ [endif]陈翰笙：当代经济学之父，
https://www.mingrenzhuan.com/mingrenzhuanji/3289.html
[if !supportLists]⑦ [endif]亨利·伯恩斯坦，2020，《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f !supportLists]⑧ [endif]陈义媛，2020，《资本下乡：中国农业转型的双重路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f !supportLists]⑨ [endif]阮池茵，2017， 《农业产业化与凉山彝族农民的贫困——对凉山州苦荞产业发展的考》《开放时代》第2期，第206-220页。
[if !supportLists]⑩ [endif]卡尔·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if !supportLists]⑪ [endif]潘毅，2011，《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北京：九州出版社。
[if !supportLists]⑫ [endif]黄瑜，2020，《当农民工遭遇“机器换人”——技术与劳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四辑，第93-121 页。
[if !supportLists]⑬ [endif]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