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天花病毒，始终是大清朝的心腹大患。“战痘”的成功，奠定了清朝稳固江山的基础；而固守祖宗的“人痘”防治法，不接受被欧洲人发展出的“牛痘”疫苗，则成为清王朝气数丧尽的象征。
1649年——正是清王朝入主北京的第五年——春节刚过，北京城里一片恐慌。并非是又有敌方的军队打过来了，而是天花（俗称痘疫）爆发了。消息在坊间迅速流传，“京城百姓乱作一团。正月三十日，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北京户籍居民中未曾出痘者，以及无北京户籍的生人（不论出痘与否），按朝廷避痘制度“约定带出二十里外”。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不啻是场灾难。后人在京城巡视南城御史赵开心1645年的一份奏折中，看到这样叙述：稍有发热或生疥癣等疮的百姓无不被驱逐。贫苦百姓被赶到城外，无居无食，往往将年幼体弱的子女抛弃道旁，任其饿死。
老百姓们被驱赶，皇族大臣们则四处躲避。
顺治皇帝早早跑到城外的南苑避痘去了，留在城里的满清贵族们也一个个深宅紧闭，战战兢兢等待瘟疫早点过去。
尽管重重设防，天花病毒却防不胜防。
农历三月十八日，顺治帝的亲叔叔豫亲王多铎在经历了天花病毒数十天的折磨后，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位被后来的乾隆帝赞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的杰出将领当时年仅36岁，正值壮年。如此强健且拥有最好医疗条件的豫亲王尚且难逃天花病毒的魔爪，天花疫病危害之大已不难想象。
天花，这个可怕的幽灵，一直盘桓于清王朝300多年的统治期间。
就在多铎死前的三四十年，他的满族祖先们还不知道天花为何物。
事实上，祖祖辈辈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人（当时称为建州女真）原本没有天花这种疾病。他们世代生活的东北地区天寒地冻，地广人稀，天花病毒很难存活与传播，直到明朝末年中原地区仍流传着“北虏（包括蒙古和满族在内的北方少数民族）不出痘”的说法。可以肯定，是中原的汉人带来了天花病毒。
明朝末年，关内大批破产农民移民辽东，与建州女真杂处其间。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带来了肆虐中原的天花病毒。它不仅通过接触感染，甚至通过飞沫、尘土或者带有病毒的空气都可以传播，传染性极强。
这种不受欢迎的病毒其实也非中国原产。据考古资料证实，它源自北非的古埃及，公元前1143年去世的埃及法老拉姆西斯五世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天花病人。大约在公元前250年，天花病毒辗转由匈奴传入中国。1000多年的天花肆虐，中原汉人虽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防治经验，但仍有高达百分之三四十的死亡率。
刚接触天花的满族人对这种病毒则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感染者死亡往往十之八九。
为防天花，满族人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避痘制度”。他们的第一招，是逃避。比如，遇有痘疫流行，满族人一般都不去公众场所。即使遇到重大的国家庆典，如正好发生天花疫情，即使是皇族，只要是未曾出痘的，都可以回避缺席。比如1631年正月，皇太极长兄大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玛染天花而死，皇太极、代善与诸贝勒们，就没敢亲临治丧。
其次，是隔离。满洲治下的八旗军民一旦患上痘疫，即被强行驱逐远离都城。满族人对皇族的规定尤为详尽，已出痘和未出痘的皇族不得共聚一处。凡是未出痘者患病，须9日后方可探视。
入关前，为了消耗明朝国力，皇太极曾不断派出精锐骑兵绕过山海关抄掠河北山东等地。为避免感染天花，皇太极总是尽可能拣选已出痘的贝勒，同时，还尽量避免在天花疫情容易爆发的四月至八月出兵。尽管每一次进攻都那么小心翼翼，努尔哈赤的两个孙子——名将岳托及其弟弟玛瞻仍然在抄掠山东途中感染天花英年早逝。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辅佐幼帝的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进军山海关。接到派遣令的和硕亲王豪格尚未出痘，抱怨道：（这）难道不是有意要置我于死地吗！
入关那年，顺治皇帝7岁。这位出生于关外、6岁登基的幼帝，自小已见众多皇族亲友被天花夺取性命。然而他一直未曾出痘，入关后又必须居住于天花流行的北京，于是他的一生不得不处于高度戒备中。
满清入关之前就有的查痘制度，到进了北京城后，更为严苛。当时痘疹几乎每岁必发，查痘的对象从八旗军民扩及京城住民、出洋贸易者，以及来京外藩。一旦发现症状，即进行隔离，强行驱逐患痘居民远离都城，或谕令未出痘外藩不必来京。
效法皇太极，顺治也为自己在南苑和西苑各建了一处避痘所。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便急忙奔往避痘所，这样的情形仅正史有载的就有5次之多。
但天花却总不放过他。
1660年，顺治最宠爱的董鄂妃感染天花死亡。三四个月后，又一场天花疫情在京城蔓延，深陷痛苦之中的顺治竟然忘了出城避痘——这一点倒是与民间传说中那个情深义重的年轻皇帝形象相符。
24岁的顺治感染了天花。
顺治染上天花后，自知不起，召来他的亲信大臣拟遗诏。
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诏令大赦天下。半夜子时，终生避痘的顺治因为天花而病逝。
一位皇帝不幸因天花而毙命，另一位皇帝却幸运地因天花而即位。
在考虑继承人的时候，顺治帝比较喜欢次子福全，想立为储君，而孝庄皇太后则坚持立第三子玄烨。
玄烨也是从小就跟天花打交道，在他刚刚出生不久，就被送到西华门外的避痘处（后改建为“福佑寺”）避痘。尽管层层设防，处处小心，不到两岁的时候，玄烨还是染上了天花。值得庆幸的是，在乳母孙氏的悉心照料下，玄烨终于从天花死神的魔掌中挣脱出来了，虽然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点点麻点。
立福全还是立玄烨？病中的顺治帝决定派人去征询他一向敬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结果，汤若望力主立玄烨为储君，理由很简单，但在此时却无可辩驳——玄烨出过天花。
于是顺治皇帝遗命，立不足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承皇位。他就是清朝第一位“麻子皇帝”康熙。
清王朝立储的考虑，实际与当时的中国民间观念是相通的。在当时民间甚至有俗语说：“生了孩子只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可见天花危害之严重，也可见，当时天花的危险，主要是针对于孩子。有研究者估计，如果孩子得了天花，有三分之一的人活不下来，而活下来的，则都对天花有了免疫力。
天花究竟杀死了多少中国人，至今没有确切统计。但是，从世界的范围来说，医学史上的一个估计，是1.5亿人。其中，最著名也最典型的例证，发生在1519年。当时对天花大都已有抵抗力的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印第安人时，把天花带到了这块“新大陆”，令数千万人口的印第安人几乎灭绝，最终只剩下一两百万人。
天花在美洲大陆上肆虐，发生在清朝入关的125年前。看来，八旗官兵们对天花的抵抗力比印第安人强不到哪去。顺治皇帝的8子6女，因天花八岁前死亡者为皇子4人，皇女5人，超过半数以上。
八旗以外的汉族百姓同样惨遭天花蹂躏。当时来华的西洋传教士Dyer．Ball记录了山西疫区的惨况：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50%～60%的感染者只能坐以待毙。更可怕的是，气候温和的南方地区是天花病毒的温床，汉人都视其为瘴疠之地，畏痘如虎的满族人哪里敢去统治？
康熙认识到，天花已经成为清朝统治的严重威胁，必须积极应对。
康熙在太医院下专门设痘诊科，广征名医，在北京城内设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他还兴建了历史上最有名的避痘所——承德避暑山庄，作为皇族幼童专门的庇护地。康熙十七年，皇太子胤礽出痘，当时正值吴三桂等三藩叛乱的紧要时刻，但康熙为护理太子，竟然连续12天没有批阅奏章。
太子出痘期间，候选知县傅为格照料有功，被提升为武昌通判。两年后他奉召进了京。这个傅为格，后来成了防治天花史册上的一个关键人物。
傅为格懂得种痘之术——这正是当时一种先进的天花治疗方法。
这种起源于南方的民间种痘法，又叫吹鼻种痘法，最早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叫旱苗法，一种叫水苗法。所谓旱苗法，就是把天花患者的痘痂取下磨成细末，加冰片、樟脑吹入种痘者鼻中；水苗法则是把患者痘痂用人奶或水稀释，植入种痘者鼻中。种痘法使种痘者轻微染上天花症状，然后出天花，再通过中医精心护理，使他们安全经过天花期，种痘者就会对天花有了免疫力。
尽管这种种痘法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甚至可能导致病人死亡，但康熙仍然命傅为格在皇子们中开始了种痘试验。
从此，皇子种痘防天花也作为制度正式确立下来。
由于种痘，自康熙二十年以后出生的20位皇子有17位健康长大——而此前的15位皇子长大成年的仅有7位。
随着种痘法在宫中的成功，康熙帝开始了大规模地推行天花预防工作，把它从宫中推广到八旗百姓，直至漠南、漠北、蒙古大草原等北方边境。
此后的一百多年，宫中很少再传出关于天花的消息。满族人四处避痘的仓皇日子暂告一段落。
“战痘”的成功，开创了清朝的鼎盛时代。从1661年到1697年短短30多年，心无旁骛的康熙相继平三藩、收台湾、抗沙俄、平定噶尔丹，稳定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
种痘法在中国的成功引起了外国的注意。
那时，深受天花危害的并不仅仅是中国人，欧亚各国每年都有数百万的人被天花夺走生命，行之有效的天花预防技术为世界各国渴求。
1688年，俄国医生来北京学习种痘及检痘法。18世纪，此法又由俄国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孟塔古1718年返英后，在国内大力提倡种痘，从此人痘接种在英国盛行起来。
人痘接种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拯救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但是，这种方法即使在最理想的医疗条件下，仍然会有2%的死亡率，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造成将近一半的种痘者死亡。
幼时也种过人痘的英国乡村医生詹纳，偶然发现，牛也会得一种类似天花的“牛痘”，但病情会比人得天花平稳很多。而挤牛乳的妇女很容易传染上牛痘，一旦得过牛痘后就不会再生天花。詹纳由此得到启发，想到这可能是牛痘使他们对天花产生了抵抗力。1796年5月14日，詹纳首次从正在患牛痘的挤奶女孩手上，沾了一些痘浆接种在一个8岁的未患天花的男孩手臂上。6周后詹纳特意给这个男孩接种天花痘浆，结果这个男孩安然无恙，证明他对天花有免疫力。比人痘法更加安全有效的牛痘接种法由此面世，并不断完善。
约10年后，葡萄牙医生哈威脱将牛痘疫苗从马尼拉带到澳门。此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医生亚历山大·皮尔逊，又把牛痘疫苗由澳门带到广州。从中国传出去的人痘接种术，经过改良成为牛痘接种法，在世界转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它的故乡——中国。
已经有人痘接种经验的中国百姓对更安全经济的牛痘接种法表现出空前欢迎的态度。许多地方官员也参与了牛痘接种的推广，他们在许多地方成立了种痘局，为老百姓免费接种。1815年，广州成立种痘处。1828年，北京设立京都种痘局。牛痘接种迅速在中国大地上推广开来。
但是，也许是由于某种奇怪的大国心态作祟，宫廷的御医们对源自西方已在民间流行的牛痘接种法充耳不闻，仍旧抱着祖传的人痘接种法为皇室贵族种痘。另一方面，天花的威胁也已经大大降低，御医们也因此日益懈怠。嘉庆以后，皇子种痘制度变得形同虚设。
咸丰帝在两岁时，种痘险些失败，虽经御医精心调理保全性命，可在脸上却留下了无法抹平的麻点，成了继康熙之后的第二位“麻子皇帝”。
御医们仍然无意、或者不敢改进已经落后的人痘接种。
1874年10月30日，咸丰与慈禧唯一的亲生儿子，19岁的同治皇帝被确诊感染了天花。面对同治越来越严重的病情，慈禧太后只会率领文武大臣，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在宫内外“供送痘神”。
同年12月5日，满身疮痍的同治皇帝在一片求神拜佛的喧嚣中，凄惨地告别了人世。而他驾崩的养心殿，恰恰是113年前顺治皇帝命丧天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