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最终住进了医院，手术后，决定通过文学重新参加战斗。在莫斯科定居，开始写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朋友们说他写得很好。保尔还有秘书——加莉亚。但写作期间曾遗失原稿，只好重写。
保尔的书写完后，母亲把书送到了邮局。州委告知保尔：大作即将出版。保尔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个真正的强者，在面对命运折磨的时候，他们能够挽救自己，他们有坚强的神经，钢铁般的意志。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在索契，德国队拯救了自己的命运。要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在索契疗养的时期，写下了让所有人都记得的那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看《钢铁》时，我笑得最厉害，莫过于读到保尔戏剧性地被“拉达”军官契尔尼亚克上校从监狱中释放，效果之所以这么好，离不开反讽的处理和之前的多处铺垫：监狱中很多无辜的犯人和革命者胡乱关在一起，根本没有人过问。管理监狱的卫戍司令是神父的儿子，虽然自小备受宗教“熏陶”，却只知道滥用职权，强抢民女，先前已经有一个军官（萨洛梅加）当面嘲笑他能力不足且不务正业。契尔尼亚克上校在催促军人整理一片狼藉的内务时，一经副官提醒，就立即去监狱查点犯人，而且根本没指望有什么卷宗案底能用得上，显然他十分清楚卫戍司令是块什么料，而监狱在这样卫戍司令管理下必然十分混乱。因为囚犯大多数是乱抓来的，契尔尼亚克上校仅仅问了几句，就立即把人放掉，保尔和地下党多林尼克也乘机编了很荒唐的入狱理由而混出监狱。有一个酿私酒被抓的老妇人，一个劲祝愿上校“上帝保佑，好人好报”。而上校他释放犯人的举动绝不是突发善心，而是“顾大局”的，当时“拉达”领导人彼得留拉和外国使团在当地参加阅兵，上校必须将“形象工程”做好，否则监狱关满名不副实的犯人，这可能令大头目不满，甚至对外国“援助”有不良影响。在审问犯人时，上校还有“意外收获”，原来一个犹太剃头匠，被捕是因为多了句嘴，问了关于犹太富商为避免当他犹太人再遭“拉达”哥萨克军队屠杀，计划向彼得留拉请愿的事。萨洛梅加原先对卫戍司令说过，屠杀事件是绝对不能被提起的，如果这件事泄露给外国使团知道，会引起严重后果。在上校看来，既然与请愿有关，就必须将剃头匠加强控制，结果，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剃头匠，不但没被释放，反而被上校重点押解到司令部。事后契尔尼亚克上校还不忘骂无能的卫戍司令几句，扬言“要把他关几天禁闭”。
小说中这段故事情节，本来是很平直的叙述，却对读者产生了极强的冲击效果，反讽的艺术手段功不可没。上校的荒唐和自以为是，地方“拉达”的行政管理低效混乱，卫戍司令的无作为和胡作非为，最终导致错放了犯人，固然令人捧腹，而上校继续关押剃头匠，这绝对是神来之笔，将民族主义欺凌少数民族的罪恶、事后试图掩盖证据，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干涉他国内政的丑恶全都揭露了出来，如果读者想到这一层，就又笑不起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次讽刺可谓超高水平，其杀伤面之广令人乍舌。
除了敌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在作品中讥讽了革命后产生的官僚。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对官僚这一套极为反感，因此在小说中对官僚主义的嘲讽相当辛辣。
比如拥有外号“理论家”的团干部屠弗塔。他第一次出现是在党史辩论中，被学习时间不长的保尔轻易驳倒，这不禁使读者诧异，保尔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随着剧情的深入，屠弗塔的形象原来越清晰了。保尔在抢修铁路时负责带队，屠弗塔借保尔与冬妮娅的关系做文章，质疑对保尔的任命，因为“官报私仇”，结果受到上级的训诫处分，被团员们嘲笑。杜巴瓦为了抢运铁轨，截留了公交车，屠弗塔于是写报告要求给杜巴瓦处分，被团委书记阿基姆一顿训斥，又被团员们嘲笑。保尔归队后，屠弗塔拒不恢复保尔的团籍，又被新任的团委书记批评，这次团员们不嘲笑了，要撤他的职……，他处理事情死扣条文，官僚作风严重，对同志的需求也从不热心，其结果是经常损人不利己，他就是这样，一直不被任何人喜欢。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屠弗塔在党史辩论时输给保尔了：并非他的水平比保尔弱，而是因为本本主义者肯定比不过那些理论联系实际的，而他那“理论家”的称号也绝不是褒义的。
不过团委书记也指出他有个“优点”：整理档案比别人强，他也十分热爱这种工作，而且这种工作非他不可。看到这，大伙恐怕又都笑了——因为屠弗塔比别人都“机械”，所以他适合去整档案。
屠弗塔后来被解职，他为了在政坛上翻身而加入托派。在团员辩论中，他的教条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竟然歪曲了列宁的话，为托派主张辩护，而在场青年团员们哪有不知道列宁那句话的来处的，一时辩论会上笑声四起，连同是托派的兹维塔耶夫等人都私下骂他是笨蛋。
除了屠弗塔，奥斯特洛夫斯基还讽刺过一个维持会场秩序的大个子纠察队长，他对丽达前倨后恭的态度，简直又一条“变色龙”。
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在作品中嘲讽了一下小市民。
有一个人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在保尔在与冬妮娅交往中，起了垫脚石作用的苏哈尔克。他的家境还不错，父亲是调车场的头。苏哈尔克利己自私，毫无理想，贪图享乐，恃强凌弱，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他知道冬妮娅爱读书，但对冬妮娅为什么爱读书根本不能理解。为了追美人，他赶了一次时髦，给冬妮娅些情书，还抄了不少爱情诗，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荒唐举动使冬妮娅十分反感。为了在冬妮娅面前逞英雄，他无故欺凌小他两岁，家境贫寒的保尔，结果自作自受，被保尔一拳打进河里，摔成了落汤鸡。
后来阿廖沙向保尔介绍考中学的经过，提到他一起考学的几个市民家庭的同乡青年，苏哈尔克也在其中，这几个青年虽家境富裕，有机会学习，却不学无术，他们考不上中学，竟然欺骗学习优良的阿廖沙，说他没有通过考试，幸亏阿廖沙没上当。苏哈尔克等人后来上了不用选拔的技工学校，总算能暂时应付一下家人的希望了，但他们仍然每天喝酒赌博，不思进取，受教育的机会也就白白浪费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上过技校，1920年因前方吃紧，辍学参军，血洒疆场。1922年，他曾经短时间重返学校，学校生源的乱象使他不满，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学，而像苏哈尔克这样家境殷实，却虚度人生的青年为数不少，他们挤占了有限的学习资源，对社会、对自己都没有一点好处。奥斯特洛夫斯基给女友别莲富斯的信中，对他所在的两年制技校加严学员入学筛选的做法很赞同，但他本人原想直接上二年级，这样一来只能重新从一年级上，感觉非常亏。信中这种矛盾心情令人忍俊不禁。
除了讽刺，小说中也用了揶揄。因为人和社会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时善意嘲笑一下光明面的不足之处，是完全可以的。比如朱赫来听工人们讲给工地弄取暖设施的经过，对提到的投机倒把干部只能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还有保尔在火车上抢座、丽达写“出轨宣言”，以及冬妮娅搞感情预备队等。
给人印象较深的，是保尔毒打玩弄女性的法伊洛后的危机处理。在党的法庭上，法伊洛被开除。本来保尔也应该因打人受警告的，结果保尔的朋友出示了保尔的健康证明，说保尔的一时暴怒与解放战争受的伤有关。这说法本来也就是骗小孩的，但大家本来都赞同保尔教训法伊洛，甚至有的心里还嫌打得不过瘾，这份健康证明又使人想起了保尔昔日的付出和功绩，结果裁决组认为辩护有效，做出了明显偏袒保尔的裁决——不予处分。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很古老的命题：要理性还是要情感，我从不认为保尔会因为迷信权威变成机器人，因为保尔思想独立，不迷信权威。但保尔在时间和学习中，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了，真让人担心照这样下去，保尔还是会变成机器人。不过这一次，保尔对法伊洛这一空前恶劣的行为表现出的强烈痛恨，以致一时失控，出手伤人，证明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裁决组的集体偏袒，也证明他们也是有义愤、有感情的人。奥斯特洛夫斯基从不提倡禁欲主义，认为革命者既要理性，又要有感情。
但整件事上作者只做了这一次揶揄，因为总基调很沉重，让人根本乐不起来。
据记载，法伊洛的原型并非只是脑袋上开个口，再开个除，事就这么轻易地结束了。被他欺骗的女青年用枪把他爆了头，女青年事后被判了刑（缓刑）。奥斯特洛夫斯基出于对女当事人的保护，改写这一事件，让保尔替她出头，同时将这件丑闻的注意点转到党员的道德作风上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疗养院养病期间，曾听到一些干部在阳台上吹嘘自己的恨人经历，感觉像进了下水道一样，作者认为这类败坏的作风会导致危机，必需严惩和制止，该经历也同时写进了小说的这段情节里。
2018.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