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年（1525年）正月，王阳明的妻子诸氏去世。王阳明与诸氏虽然做夫妻38年，但在一起的时间却没有几年。17岁结婚后，王阳明除了在余姚待过一段时间，很快就为了科考走动在省城、京师。等中了进士后，王阳明在京中为官，也没有与夫人诸氏团聚。就算是回余姚也是在阳明洞养病，在西湖游玩。
自提学山东乡试，在京中讲学，一路经历了贬谪龙场、庐陵任上、两京讲学、提督南赣汀漳军务、平宁王之乱。这期间，王阳明虽然有在家短暂停留，但并没有与诸氏过多接触。他回到家乡与门人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好不容易丁忧居家，能与诸氏团聚，可是诸氏已经过了孕育的年龄。在父亲的丁忧期刚过去没几个月，诸氏就撒手人寰，离王阳明而去。
王阳明觉得很对不起诸氏，心怀愧疚。王阳明17岁娶诸氏，新婚当夜却夜宿铁柱观。在38年的夫妻生活中，王阳明不是为官为学在外，就是疾病缠身在家疗养。诸氏也很想为王阳明生个一男半女，可是有心无力。诸氏总是为自己不能给王阳明传宗接代而感到愧疚，心里郁结甚重。虽然王阳明一直与诸氏相敬如宾，却再也没有走进诸氏的心中。
他们最终没有孩子，除了王阳明长期在外、疾病缠身，错过了孕育年龄这个原因外，两人心理上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多年没有孩子对王阳明和诸氏来说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特别是在父亲王华的主持下，王阳明过继了正宪为子，这等于是向王阳明和诸氏宣布他们不会再有后代。
经过多年的煎熬，诸氏终于解脱了。在那个时代，两人没有孩子，往往会怪罪在女人身上，所以才会鼓励男人娶妾。阳明纵然是没有孩子，也并没有纳妾，这是他对诸氏的尊重。诸氏去世之前必然也曾劝说过王阳明纳妾，但王阳明以学为圣人作目标，断然不会做出对不起妻子的事情。
夫人诸氏去世后，王阳明以讲学来缓解自己的痛苦。他除了在亲友的邀请下写些记事文章外，主要是倡导“良知”，并丰富和发展了“良知”的内涵。他以更加通俗的语言来阐释“良知”，让更多人理解“良知”的可贵。嘉靖四年（1525年）九月，王阳明回余姚扫墓，回到绍兴便与弟子们约定在余姚龙泉寺中天阁讲学。
龙泉山松柏林立，静谧脱俗，是一个修行的好去处。在龙泉山建有龙泉寺，寺内殿宇亭阁错落有致，气势雄伟。不管是文人雅士、佛门弟子，还是贩夫走卒，都会来龙泉寺拜佛或游览观赏。龙泉寺在唐初就是一座暮鼓晨钟、梵音悠扬的古寺，受到多方供奉。唐武宗灭佛时，曾将龙泉寺毁坏。
以后历经宋元，龙泉寺多次被重修，又多次遭遇兵患。元贞元年（1295年），龙泉寺重建。当时寺内除天王殿、大雄宝殿外，还有弥陀阁、千佛阁、蟠龙阁、罗汉院、中天院、东禅院、镇国院、唤仙亭、更好亭、龙泉亭等。明代保留了元末重修的龙泉寺原貌，使龙泉寺香火更旺。
在明代，很多文人常常汇集于此。王阳明在第二次会试落第后，回到了余姚老家，在龙泉寺组织了诗社。那个时候，王阳明还对辞章很痴迷，所以与很多文人一起以作诗为乐。回首往事，王阳明也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太狂妄、太任性。
王阳明将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定为在龙泉寺中天阁讲学的时间。对于这个讲学，王阳明制定了规则。他要求弟子们在讨论中要以“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为任务。论学中难免有争论，但要相亲相敬，以理服人，反对强词夺理、意气用事。特别是“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道，挟胜心而行愤嫉”的事情，门人弟子要禁戒。
除了在龙泉寺论学，王阳明还拥有了自己的书院。嘉靖四年（1525年）十月，在王艮等弟子的努力下，他在越城建立了阳明书院。从此以后，这个阳明书院就成为王阳明传道授业的重要场所。有了自己的阵地，就方便了王阳明进一步的教学，也更有利于传播自己的学说。
失去妻子诸氏让王阳明一度悲伤，经过与门人的论学，他的心情才大为好转。在门人和亲友的催促下，王阳明又娶了张氏为妻。在嘉靖五年（1526年）初，张氏怀孕，令王阳明十分兴奋。这说明王阳明能有自己的孩子了，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总算是留下了王阳明自己的一点骨血。门人弟子们也为师父高兴，这总算解除了师父多年不育的心结。
是年三月，弟子邹守益被贬谪到德州（今安徽广德县）。邹守益来到德州，修复古书院，招收门徒，并刻《谕俗礼要》，简化了古礼，让其变得通俗易懂，便于世俗教化。王阳明非常赞同邹守益将古礼删繁就简的行为，并建议在宣扬古礼之外，付之以乡约，这样就更有利于民俗教化。
是年四月，门人南大吉入京朝觐，受吏部检验，被罢官。原来，吏部以南大吉帮助王阳明修建稽山书院，并入王门为由，将南大吉罢官。但在南大吉给王阳明的信中，从未提及其中缘由，只是与王阳明谈论问道问学的事情。王阳明看了信后，将南大吉比为“朝闻夕死”的人。之后南大吉回到家乡陕西渭南，建立学院，传播阳明学说。
是年八月，御史聂豹巡按福建，渡过钱塘江来拜访王阳明。聂豹是江西永丰县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进士。他初为华亭县令，后来升为御史，历任苏州、平阳知府。在嘉靖朝，他历任兵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进太子少保，是有名的廉吏。他以王阳明为师，与江右王门的弟子多有来往，并共同传播阳明思想。
聂豹给王阳明写信说道“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表达了真心向王阳明学习的心意。王阳明在回信中对明代的学术流弊和时弊进行了抨击，并指出要以致良知的学说教化百姓，以改变社会风气。
在这一年，钱德洪与王畿双双通过了会试，接下来就是参加殿试。可是当时的内阁大臣费宏、石瑶对王学存有偏见，有意抹黑王学。两人非常气愤，经过商议，放弃了当年的殿试，与会试下第的黄弘纲、张元冲一起回到绍兴。他们二人的行为得到王阳明的赏识，也为自己博得了好名声。回到绍兴，他们对王阳明说：“一路上讲学，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听王学，而且还有很多人敬而远之。”
王阳明解释说，讲学之人不能自诩为圣人，要想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就要放下圣人的架子。经过换位思考，以愚夫愚妇的身份给众人讲学似乎更能得到人们的青睐。就像诗人作诗一样，只有不故弄玄虚，让老妪孩童都能读明白，才是贴近了生活，达到了化境。王阳明认为只有真正地贴近生活，了解到人间的实情，才能将自己的理论提升。理论随着生活的累积得到提升，就能更好地帮助解决现实问题。
在嘉靖五年（1526年）十二月，王阳明的儿子正聪出生。晚年得子，王阳明非常高兴，并得到了弟子、亲友的祝福。正聪的出生，为王阳明死后家人争夺家产埋下了祸根。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突然接到了朝廷的调令，让他征讨思恩、田州的少数民族叛乱。王阳明就是在平定思田之乱、破八寨后，病死于返回的路上。前后也就两年时间，而正聪只有一周岁多，其母与已经长大的正宪产生了矛盾。
王阳明在征思田之前，与王畿、钱德洪讨论了王门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阳明立教的基本原理，也是阳明思想的一个浓缩。针对阳明的四句教法，王畿和钱德洪在理解和阐释上产生了分歧。
王畿认为王阳明的四句教并没有将事情说明白、说通透，似乎只是一个权宜的说法。他认为如果人心本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心体发用的“意”、“知”、“物”也就是无善无恶的，因此提出了“四无”说。
钱德洪认为四句教是王阳明立教的定法和不易之旨，不可以变更。他认为心体虽然是无善无恶的，但难免被“习染”侵夺，失去无善无恶的心体。必须用为善去恶的功夫，来恢复心体的通明，因此提出了“四有”说。
两人争执不下，就请王阳明做公断。王阳明认为王畿与钱德洪的两种理解正好互补，完全地概括了四句教的内涵。他对他们两人各打五十大板，让他们不要各执一边。为了让他们明白其中的内涵，王阳明做了详细的解说。
王阳明将人分为本体“明莹无滞”的利根之人和“本体受蔽”的其次之人。利根之人可以从本原上体悟人心本体，比如王畿；其次之人必须依靠渐修功夫，在意念中、发用上落实为善去恶的功夫，比如钱德洪。王门中的弟子，有利根之人，也有其次之人，不过利根之人尚在少数。王畿和钱德洪都没有错，只是在认识的层次上出现了问题，可以相互补充，相资为用。
在现实中，利根之人非常罕见，就算颜回、程颢都不敢说自己是利根之人。如果完全遵照王畿的说法，那么颜回、程颢这样的圣人也被排除在外了。假如允许非“利根之人”成天凭空冥想一个本体，结果必然不能落到实处。也就是说还是得考虑现实，将为善去恶的功夫做足，才能真正践行四句教法。
王阳明在理论上肯定了王畿的“四无”说，在社会实践上肯定了钱德洪的“四有”说。这既让王畿感觉自豪，又让钱德洪感觉安心。王阳明对王畿和钱德洪的观点进行了调和，并一再叮嘱他们“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
在王阳明看来，四句教是自修为圣人的行动指南，不可以轻易放弃和改动。但是待王阳明死后，王畿和钱德洪依然各执己见，在争论中未见分晓。因为只有王畿和钱德洪对王阳明的四句教法有过深入的研究，随着两人各持己见，这便成为学术上的一个悬案。到底王阳明对四句教真正的阐释是什么，谁都没有明白。
照顾家庭和传播学说是王阳明晚年最为重视的，但似乎有些自顾不暇。而且在他脑海中，出现了很多担忧。
其中一个担忧就是有关儿子正聪的未来。张氏年纪尚轻，正聪更是孺子，如果王阳明突然去世，他们必然会遇到大麻烦。王阳明听从父亲王华的建议，收养了堂弟的儿子正宪为子。如果王阳明去世，正宪必然会跟正聪争夺家产和爵位。而且张氏入王门不久，必然受到王门宗族的排挤。阳明接到朝廷让他去思田平乱的诏书后，更加担忧张氏母子。他身体本来就多病，又出征在外，很可能战死沙场，落得马革裹尸的结局。
另一个担忧就是自己学说的传播。王阳明的弟子众多，而且良莠不齐。就算是才学和人品都出众的弟子，对自己学说的阐释也存在差异。他担心自己的学说在自己死后会被分裂，出现朱学那样的弊病。而且王阳明认为自己的学说还没有完善，需要更长时间的总结，但是上天已经不再给他时间了。
六年的赋闲日子终于到头了，朝廷再次想到了王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