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曾经在处里无限风光和受人瞩目的高新刚，如今被流放似地下放到水库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不用怎么留心就能感觉到周围人们，特别是几个年轻人的幸灾乐祸。看到还有比自己遭遇更惨的，自身的境遇好像就得到了改善似的，心里相对会舒坦些。这是正常人基本的心理反应。高新刚清楚这一点，他也无可怨尤。
水库的工作是单调枯燥的。每天要定时定点地查看水位标尺，记录上游来水和下泄的流量，调整大闸的开启高度，每隔几小时，向处里工程科报告水文气象等数据；汛期的时候，还得日夜轮班，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听从处里有时甚至是厅里的指挥和调遣。
生活也是整齐划一的，大家都吃食堂。食堂的饭菜缺油少肉，勉强能够下咽。那对新分来的大学生，女的很能干，时常地上山去采挖地皮菜，一种长得像蕨菜，但实际是类似于蘑菇和木耳的菌类植物，弄回来焯水凉拌，改善一下大伙儿的口味。大家的住处都很宽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平房带着小院。想热闹的话，可以凑在一起打打牌，也不过是争上游、双抠之类；要想独自清静，可以关起门来，卸下防备，或是看一本侦探、武打、言情的小说，或是干脆呆坐在院子里，望着夜空中皎洁的月亮和深邃天幕中闪烁的星光，凝固了思想，冻结了意识，呼吸着山谷间清冷的空气，感受生命与时光在一点一点地走开，远去。
住到水库快一个月了，天气越来越凉，气候已经到了晚秋时节。新疆的天气，特别是在北疆，一年四季似乎只有秋冬，而没有春夏。每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是最好的季节，瓜果蔬菜大量上市，气温也干爽宜人。虽说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中午是骄阳似火，晚间却又凉风习习；暴晒的白天，只要有一片树荫就能找到凉爽；闷热的傍晚，也必须盖上被单防止半夜的凉寒。从中秋节过后到来年的五一节期间，是整个漫长的冬季，过了五一劳动节，有些背阴地方的冰雪才完全消融。一般意义上的春季只在三、四月间短暂地冒了一下头就赶场似地嗖地一下跑没了踪影。夏天也没给人什么深刻的印象，天气忽然之间就热了起来。各样水果，西瓜、哈密瓜，桃子、杏子、李子，葡萄、石榴、无花果，踩着收获的节拍纷纷在大街小巷的摊位上抛头露面；馕坑和烤肉摊的热度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随着气温的一天天上升变得越发红火。
周围的一切让高新刚觉得索然无味，提不起丝毫兴致。他既不想掩饰自己的不满和怨恨，伪装着高兴给上级领导的操纵提供正当性，又不屑于获取周围这些小人物的同情和怜悯。他摆出一副木讷、无关痛痒的表情，很少言语，有意地放慢速度，关闭起所有感知的大门，钝化器官的敏锐度，从而避免受到进一步的刺激和伤害。
王艳有一天晚饭后，借着还钱的由头来找他，试探着有无开启他俩之间新关系的可能。
高新刚与小梅之间几乎已断了联系。高新刚没有传呼机，水库只有一部程控电话机，在所长的办公室里。平常能接触到的都是那种老式手摇的内部电话，无法与处部以外的世界沟通。水库与处部的交通要搭顺风车，因此很不确定。而且高新刚每个星期都要回家看望父母，没有了与小梅见面的机会。
高新刚对小梅的热情已经渐渐地冷却了下来。他现在有的是时间，可以从容地分析总结自己的所作所为，反思自己的动机和对小梅的感情的深厚程度。他找不出对小梅有所谓依恋的感觉，更谈不上会时不时翻腾出那种说不清道不明，黏黏糊糊、意乱心慌的滋味；他与小梅总是隔着一层薄膜似的若即若离，仿佛数学上的极限一样，可以无限接近但永远不能交会。
小梅在高新刚的心中已经渐行渐远，他也任由眼前这种地域和通讯手段的隔离而使两个人更加疏远。他幻想着小梅有一天会来水库探视他，两个人在这空旷的山野，远离沉重的家庭背景和邻里八方的闲言碎语，真诚地、无拘无束地谈笑；即便是对一个微小的事物展开严肃的争论，或是相伴着坐在草坡上，静静地欣赏远方的风景，分享片刻属于两个人的宁静。这样的画面萦绕在高新刚的脑海间，挥之不去，让他日复一日地更加伤感和落寞。
王艳的到访，还有她眼角间散发出的幽怨的眼神，分外刺痛了高新刚的神经。高新刚没有接过王艳还回来的钞票，一面说“等下次吧，你先用着”，一面匆忙地打发王艳离开。他不想接受王艳的慰问，更不愿意给王艳任何的希望。他高新刚是要强的人，在得意风光的时候，已经拒绝了一个女孩子的主动示爱；在倒霉落难时，他更不会象抓救命稻草似的乞求一个女孩子的可怜。他高新刚诚然不是一个物质上的富人，他打死也不愿做一个精神上的乞丐。
高新刚决定回家里清静几天，在水库这样的局面，貌似风平浪静的表面下处处是人们掩饰不住的冷眼和讪笑，他受够了小人物们的嫉妒和排挤，更难以忍受有权势混蛋们的蛮横和卑劣。作恶的肆无忌惮，不仅要将他们欺压的对象打翻在地，还要踩上几脚，吐上几口唾沫，甚至妄想着彻底地抹去这些人在人世间存留的痕迹；他们不相信有鬼神，不相信还有死后的世界；即使他们相信有所谓的阴间，天堂和地狱，那也是为他们施暴的对象准备的，而不是为他们自己。
高新刚从来没有觉得这样的无助和悲凉。在人生中第一次，他发现自己积攒的愤怒和悔恨需要找一个发泄的对象：他要找一个沙袋，用他的拳头结结实实地锤击一万次，直打得它皮开肉绽，直到那最终的一击让它瞬间开膛破肚，肝脑涂地；他要找一把匕首，让所有道路上的障碍，在他凶猛的一刺之下，血溅当场，一命呜呼。
高新刚一遍一遍在头脑中演习着他报复的计划，一个一个的筛选过滤他要复仇的目标：从那个可恶的新来的处长，那个占据他位置的家伙，一直到现在可能已经存在的情敌，向小梅献殷勤的楞头小子们，还有那些有事没事在王艳身旁打转的赖皮混混们，他把这些现实的和潜在的目标都筛了一遍，又觉得所有这些目标都根本不配做他的靶标，以可能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去向他们索取赔偿、伸张正义，让他们为自己都未必清楚的曾经对他的伤害而付出代价，这只能是高新刚自己的一厢情愿。他最终意识到自己既缺乏明确的目标，也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持和行动手段，他更缺乏不顾一切地蛮干的勇气。满腔的怨气和不平渐渐地消散于无形，就像一个瘪瘪的泄了气的自行车胎，纠缠在一滩烂泥中，就是还有一肚子的脾气又有什么用呢？
毫无头绪地在家里歇了一个星期后，高新刚无精打采地又在星期一的早上赶到了处部，等着找个顺道的车去水库上班。政工科的人传过处领导的话来，说要给高新刚计旷工，还要通报批评，行文内容正在拟定中。高新刚一听，一股怒火腾地冒了出来，他冲进一楼司机班，找人要了一支笔，抓过桌上的日历撕下一页，草草地写下了“辞职报告”四个字，接着一句“我申请辞去现在的工作”，签上姓名和年月日。写完这个便条一样的辞职报告，高新刚急火火地冲上二楼书记的办公室，连门都没有敲就闯了进去，甩下一句“这是我的辞职报告”，将那张纸片扔到书记的面前，然后就头也不回地下楼，直奔公共汽车站，坐上车就回了家。
高新刚辞职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主动选择了离开，这个给他提供生计和工作岗位的小城市，这个让他曾经对爱情和随后的婚姻家庭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地方，别了。
“别了，我的童年”，高新刚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尽管已经过了二十四岁，高新刚才认识到自己从童年走入了青年，不再是那个需要父母或别人为自己挡风遮雨，为自己的需要哭闹着向世界伸手的孩童，他必须要开辟自己的天地，找寻自己的生活道路，完成自己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