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隐性动机，每一个行为都是其现有认知能力下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从随处可见的惩罚、奖励，到存在争议的歧视、慈善，都是如此。”对其中的两个观点，我都不认同，简述如下。
所谓隐性动机，按我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主动的隐，是对别人隐，即自己不愿意公开说明甚至企图掩饰的动机，之所以要隐瞒，又是出于另一个动机，而这个动机有时就是下面要说的第二种隐性动机；第二种是被动的隐，是对自己隐，即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动机，既然自己意识不到，也就不可能有对别人隐瞒的动机。
现在来看看，每个人的行为背后是否都有隐性动机呢？显然不是，不妨说人的所有行为都取决于动机，但不能说其背后都有隐性动机，因为有些行为的动机很简单，比如我感觉有点热就打开了风扇，不但自己能清楚意识到，而且也没有另一个动机驱使自己去对别人隐瞒。
动机的核心成分就是认知，所谓认知，是自己认同并可能指导行为的知识，包括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当某个或某些认知被使用来作为行为的指导时，它就是动机。所以，跟第二种隐性动机相对应的，就存在隐性认知，即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认知。
当我们选择一个行为时，往往不是由一个认知说了算，而会有好几个认知互相协作，并作出取舍，犹如鱼与熊掌，这正是为了最大化我们的利益，当然，这个利益完全是主观的、自圆其说的、当下判断的，客观上看也许是愚蠢的、荒谬的。有时我们觉得这个机制好像失灵了，这很可能是因为隐性认知参与到了决策之中，而令人感到矛盾和困惑。
假设一个歌手，平时唱歌是不会怯场的，但有时候他会非常想逃离现场，且原因不明，后来他发现，每当台上铺着紫色地毯时，他就会想逃，而这源于一些他没有意识到的儿时记忆的影响，他逃离现场，其实是在保护自己不受这些记忆的伤害。所以，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即使是那些我们意识不到的认知，仍然参与了行为的决策，为我们的利益最大化作出卓越贡献。
当歌手意识到这一切之后，他就有可能渐渐摆脱怯场的困扰，甚至以此为契机，发展出明晰的内观能力，也就是能随时监测自己内心思维过程尤其是隐性认知的能力。我认为一个人的同理心正是来自于内观能力，在发现自己隐性认知的过程中，也会越来越容易明了他人的心理——所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从而给予恰到好处的引导，这是最根本的影响他人的方法，当然，这种能力用于欺诈效果也是极好的，但随着能力的加强，这个人最终会失去欺诈他人的欲望，甚至失去一部分情绪，变得比较“没有人性”，这时，人才有可能做到“总是”作出现有认知能力下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如果能做到，人会很容易讲理，人间会很和谐，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携带着一个古老的程序——情绪。
情绪并不是“认知—行为”这一模式之外的另一套程序，它是一种固化的认知，是一个热键，是一种生存策略，是生物进化的成果，它保证我们能在特定情境下作出迅速并大概率正确的反应，比如害怕异响，是由将异响认知为危险而来的，害怕使我们决定躲避或逃跑，有时就避免了一次被当做晚餐的厄运；比如喜爱甜味，人就会更多地摄入能迅速补充能量的糖类，笑着活下去。
但是，当人类作为社会人的成分越来越多时，原先很适合自然人的生存策略就有点简陋和过时了，现代社会的情境要复杂千万倍，需要越来越多的思考、权衡，而我们即时的喜恶反应常常不得要领，未必符合我们的利益。
不幸的是，由于情绪的热键性质，它不但几乎无法被阻止，还能阻止其他认知的协作，最后就可能无法实现现有认知下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种情况，俗称“失去理智”——这个表达并不准确。比如情人间的负气冷战、愤怒下的故意杀人、戒烟者的忍不过，当事人往往并不是失去了情绪之外的其他认知，也未必意识不到那样做利大于弊、得不偿失，只是情绪的力量大到了一定程度，其他认知就只能靠边站了。请注意，情绪所导致的行为有可能恰好跟其他认知下的选择一致，但这并不证明情绪有助于我们作出在现有认知下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