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也就是说对下层的民众，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讲论至高道德的人和凡夫俗子没有共同语言，要成就大业不能和众人商议。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不必拘泥于旧传统。
其二，“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即普通人只知道安守已有的习惯，学者往往局限于自己所知道的。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商讨常规之外开创性的事。聪明的人制订法律，愚笨的人只会受制于人。贤能的人会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才拘泥于成法。
变法就是改革，改革就是破旧立新除旧布新，而大多数人是习惯于因循旧制而安于现状的，所谓“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因此，行非常之事就要非常之人。这样的人要不拘泥于旧法旧俗，要有创新精神，要能因势因时而变，要深谙人性，最重要的是要有牺牲精神。
照商鞅的智慧，不可能不知道旧贵族对他的痛恨，也会预料到秦孝公死后自己会被清算的结果。之所以知其难而行之，我想从某个方面讲这也是一种历史使命感使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