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之后，来到北京，当时的重灾区――小汤山。
阿慢当时在一家日本动画公司上班，位置偏僻。他的工资组成是底薪+记件工资，他是公司里出了名的“金乌龟”，就是技术好但非常慢，所以挣不上钱。
他为了不让我有很大的落差，从与同事合租房子里退出来，单独租了一套二居室。还记得那个房子是一个什么单位的家属楼，那个二居室里除了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就没有什么了。阿慢搬来了他画画的桌子，凳子就再也没啥了。从家里拿来台最古老的十几寸的小黑白电视放在单人床上。后来的电饭煲、煤气炉以及锅碗瓢盆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还买了一个简易的那种衣柜，几根柱子撑起来个布套。
当时阿慢挣1300元左右，房租400元，加之水电煤气生活费，我俩就不剩什么了。每次交下月房租时，都要从妈给我带的一千元钱里取400元出来，等他发工资了我再补回去。我说房子太贵，找个人合租吧，他总是不同意。记得那时从不买肉，偶尔吃一次鱼。两人抱着电饭锅吃红薯蒸米饭，看着小黑白电视里孙红雷和周韵演的电视剧《走过幸福》。
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找到工作，挣上钱。因为离北京市里太远我只能在小镇上找工作，那个小镇从南走到北用不了二十分钟，可想有多么的小。
第一份工作是一家小广告公司，老板也没比我大几岁，在当地还开了一个大超市。其实主要的业务就是喷绘。还有一个小男孩，管我叫姐。我做平面设计，他操作喷绘机。偶尔也教我。当时的工资是600元。但当时我的不知是怎么了，后来想是不适应新的环境，总是不想在这里干，再后来我就辞职了。貌似也没干了一个月，后来阿慢的一个同事的女朋友在那里干了，听说还干了很久。
因为我总是想出去找工作，但每次对方都说，你住的太远了。记得当时每天只有二个公交车到市里，而且中间时隔很久。我也终于死心了，就把目标锁定在小镇上。镇上就有2家广告公司，其实就是打字复印的小店。第一家己经告吹，我去第二家复印简历的时间问他们是否需要人，对方说不需要。我就又留下一个电话，告诉他需要时可以打电话给我。那时为了想找排版的工作，疯狂的在家里练打字，（后来家里给买了电脑）因为压力太大，以至于打字的速度越来越慢。
记不清过了多久，接到小店老板娘的电话。于是我上班了，每月500元。好像每周休息一天。小店是夫妻两人和女儿一起开的，主要的业务有打字，复印，刻字，喷绘。老板娘不到五十，长着一脸的横肉，成天指着所谓的老板骂。 女儿比我大一岁，曾在一家大公司打字室工作，后来自己开了店，比较内向，话很少。老板娘开始瞧不上我，慢慢的发现我能干的事比较多。而且人不偷懒，不闲话。总之态度就是那样，不冷不热的。也许是瞧不上外地人吧。
房东听说我在那家店里上班了，就让我注意那家的老头，说是品德有问题。刚刚二十出头的我真没在意这话。慢慢的我发现，每天早上我8点上班去，店里只有老头。女儿和妈还没来，就在这个时间老头总要打一个电话，先叫一声“宝贝”，再问问怎么样，再最后挂了之前还要亲一口。每次这个电话打完了，老板娘就来了。那时我把自己当聋子，每当老头打完电话出来看我时，我都面不改色，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他可能看我没当回事，几乎每天早上都是这样的打电话。我曾经怀疑对方是个智障而且怀孕的女子，因为他每次问的都是孕妇的问题。如果不是智障自己有老公又为何要接听一个糟老头的电话。
在这个店里干了大半年，因为我的收入日子也不那么紧张了。转眼到我来了满一年的时假，因为我找工作太困难阿慢不再与公司签约了，决绝的要搬出小镇到北京市里来。我跟老板娘说不干了，她说要给我加一百元，我说不是钱的事。从头到尾都跟他家的人没有太多的交流，从我离开还是陌生的感觉。唯一让我欣慰的是跟着她女儿一起学了很多办公软件操作的技巧，一直在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