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道五斗米，无为亦有为；先主兴蜀纳百家，后主修祠崇正礼；子继父志载弦直，圯上受书兵亦儒；白水合浕入一脉，淙淙缠沔亦朝宗。
《水经注》说，沔水又东迳白马戍南，浕水入焉。水北发武都氐中，南迳张鲁城东。沔水即今汉水，《水经注》说，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口，沔水一名沮水。西汉置沮县，属武都郡，治所在今陕西省略阳县东黑河东侧，西晋永嘉后废。《汉书·地理志》说，沮水出东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阚駰说，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县亦受名焉。阚駰是南北朝时北魏地理学家，著有《十三州志》十卷，是中国古代地理要籍。沙羡乃战国楚邑，在今湖北武昌县西金口镇，西汉时置沙羡县。至于白马戍，《水经注疏》说：“会贞按：《通鉴》梁天监四年，汉中太守夏侯道迁降魏，白马戍主尹天宝引兵击之，即此戍也。在今沔县西北，亦谓之白马城。”至于浕水，即今陕西省勉县西白马河，《水经·沔水注》也说，北发武都氐中，南迳张鲁城东。至于氐中，《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汉书》，武都地杂氐、羌，后杨氐徙居仇池，见《漾水》篇此即氐境也。张鲁城即关城，在今陕西省宁强县西北阳平关镇，《水经注疏》则说：会贞按：《通典》，关城俗名张鲁城，在西县西四十里，今沔县西北。秦置西县，治今甘肃天水市西南，西汉属陇西郡，东汉属汉阴郡，西晋废，元至元二十年，即1283年废入略阳县；明洪武七年，也就是1374年降沔州置沔县，属汉中府，治今陕西省勉县西老城，1935年移治今勉县，1964年改为今名。宁强县与略阳县、勉县毗邻，所述方位不同才看似凌乱，那杨氏之言就无误。
《水经注》说，鲁，沛国张道陵孙。郦氏所言之“鲁”乃张鲁，字公祺，东汉末年割据汉中的军阀，据传是西汉留侯张良的十世孙、张道陵之孙。张道陵又名张陵，字辅汉，东汉丰县，也就是今江苏徐州丰县人，道教创始人，所以亦称之为张天师。《水经注》又说：“陵学道于蜀鹤鸣山，传业衡，衡传于鲁。鲁至，行宽惠，百姓亲附，烘道之费，米限五斗，故世号五斗米道。”至于鹤鸣山，《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元和志》，鹤鸣山在晋县西北七十九里，在今崇庆州西北。元时改崇庆府置崇庆州，属成都路，治所在晋原县，即今四川省崇州市，明洪武初省晋原县入州，属成都府。至于晋原县，系北周以江原县改名，治今四川崇州市西北怀远镇。如此以来，杨氏所言之晋县当是晋原县为正，其言“今崇庆州”当为证，想是传钞有误亦未可知。唐咸亨二年，也就是671年析晋原县西部置大邑县，属邛州，治所即今四川大邑县，鹤鸣山就在县城西北鹤鸣乡三丰村。张道陵曾在鹤鸣山学道，将道术传给张衡，张衡又传给张鲁。张衡是道教正一派第二代张天师，张鲁之父。张鲁为五斗米道第三代天师，于东汉末年相继袭杀汉中太守苏固和别部司马张修割据汉中之后传播五斗米道，自称“师君”。张鲁雄据汉中近三十年，后来投降了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建安二十一年，即216年张鲁去世，谥号“原”。
《水经注》说：“浕水又南迳张鲁治东，水西山上，有张天师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堂为张鲁治。”有人考证，庾仲雍当为东晋或晋宋，也就是南朝刘宋之际人，著有《湘州记》、《江记》、《汉水记》。至于白马塞，《水经注疏》又说：“《张衡家传》衡于浕口升仙时，乘白马，后人遥望山上，往往有白马，因名。《舆地纪胜》，山在西县五里，《舆地广记》，张鲁治谓仙官所治也。”
《汉天师世家》说，良生不疑，不疑生高，高生通，通生无妄，无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纲，纲生大顺，大顺生道陵，是为玄教之宗。张正常是江西贵溪县，即今贵溪人，元末明初正一派第四十二代天师，张嗣成之长子，敕建大真人府，著《汉天师世家》一卷。张正常仿《史记》、《汉书》述天师之宗，作《汉天师世家》言明张道陵以上的世系。《汉天师世家》说：母梦神人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长丈余，衣绣衣，授以香草，曰：蔷薇也。既觉衣服居室，皆有异香，经月不散，感而有娠。”张正常所述，系张道陵母之奇遇。《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汉书·高帝纪》说，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古来如此传奇者颇多，却都是厥功至伟之人。张道陵创立天师道教，著有《老子想尔注》，致使老子之说从思想变成一种宗教亦可谓不凡之人。张道陵之后是张衡，《汉天师世家》说：“嗣吾教者，非诚无以得道，非敬无以立德，非忠无以事君，非孝无以事亲。汝其递相传授，世承人伦，世遵成训。”张衡之后是张鲁，《汉天师世家》又说：“尝募义以保，障以道训，人从之益众。来学者，教以诚敬不欺。有疾者，令自首其过。立祭酒，痊可循者，使佩经录，率之趁善，久皆自化。”至张正常传天师之位达四十代有余，可见道教流传之长、影响之深！
道教继承古代巫术，其思想以黄老之说为宗，融合神仙方士之说，以求长生。道教最初的形式始于张道陵，凡入道者出五斗米，凶年饥民往来之乏，行来之人不装粮。《汉天师世家》又说，永元初，和帝征为太傅冀县侯，三诏不就，游淮，居桐相太平山。张道陵自幼聪慧，通《道德经》、《五经》以及天文地理、河洛谶纬之书，从其学者千余人。只是张道陵不仅弃儒，且数次辞官选择了隐居，汉章、和二帝先后召其为太傅、冀县侯，均不受。永和六年，即141年，张道陵作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太清玄元”，收徒设教，奉行布化，创立正一盟威道，后世又称其为天师道。《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说：“（张）衡少博学，隐居不仕，有大名于天下。精修至道，不与世接。时皇帝闻其有道，欲征为黄门侍郎，辞而不就。”《汉天师世家》又说，汝祖以天地为心，生灵为念，诚敬忠孝为本，周行天下，除妖孽之为民害者，是以亲遇圣师，建立大教。至大元年，也就是1308年，元武宗追赠张衡为“正一嗣师太清演教妙道真君”。《汉天师世家》又说：“卑辞遣使慰谕，拜为梁益二州刺使，封镇南将军，关内侯，食邑三万户。固辞不受，谓使者曰：吾修道士也，世慕冲举，裂土之封，非所愿也。”建安二十年，即215年，曹操兵入南郑，逐降张鲁，其拒受高官，缘于其“非所愿也”。曹操不只予以张鲁高官厚禄，且封其子、阎圃为列侯，《汉天师世家》则说，子五人，阎圃等，皆侯，俱不受。除此之外，《汉天师世家》又说，（张鲁）弟卫，字公则，为昭义将军，弃官学道，白日冲举；弟傀，字公仁，瘾封为南郡太守，加附马都尉，弃官学道，白日冲举。至于史实究竟如何，暂不知其详，却自张道陵始，至其后世离儒从道应是家风，为道之心可谓恒矣。如此以来，儒学与道家是不是水火不容呢？非也。
两汉时期，先是黄老思想盛行，再是儒学成为独尊，也形成了由“无为”向“有为”的施政转变。至东汉时期，自汉武帝时没落的道家思想抬头，出于当时的境况，黄老思想开始影响到施政思想，尤其是魏晋后玄学的兴起，致使道家思想的影响愈加深远。如此以来，势必影响儒学发展。《后汉书·儒林列传》说，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穨敝，鞠为园蔬，牧兒荛竖，至于薪刈其下。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出现学术危机，其缘由除了经学日趋僵化，还逐步被谶纬化和庸俗化，最终导致信仰危机。东汉儒家思想之衰落与道家思想的复兴改变了士人的生存观念，颠倒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顺序，隐逸遂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或风尚。《论语·卫灵公》说，君子疾没十几而名不称焉。重名节是儒家积极倡导的入世哲学，可由于东汉时期的社会局势和学术思想变化，致使士人们弃名节而注贵生。《道德经圣解·原序》说，详稽《道德经》全书，无不以“生”贯串全书，则又可名之为“唯生观”思想；无生则不得名之为道，故唯生即唯道也。《庄子·养生篇》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先哲之解于东汉时期儒学衰败的状态下，无疑会影响士人们的生存理念，道家思想和道教的兴盛也就自然而然了。
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往往会出现戏剧性变化，也注定每一个学说或思想都不会孤立存在。儒学自东汉以降，道教的出现致使道家思想盛行，尤其是东汉末期，至程朱理学出现之前，儒学一直难以恢复独占首要之位的局面，且在佛学兴起之后愈加难于摆脱尴尬的处境。五胡十六国时期，施政者为稳固中原霸主地位，极力推崇儒学试图与中原人融合，处于儒、法、道、佛共存的时代，帝王们具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勇气和魄力，却难以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只是儒学式微，并不是所有的人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东汉时期召开白虎通会议、今古学派之争、力求以道家思想改良或重构儒家伦理都是有益的尝试。被称为东汉三贤的王充、王符和仲长，其主张儒道互融，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和运用，提升了道家思想的学术地位。如此以来，东汉时期就自然出现了援儒入道和援道入儒的现象。
宋元对峙时期，出现了有别于传统道教的新教派，太一教、太道教和全真教和净明道。《中国近代道教的形成》说，（这些新道教）具有显著的三教合一形象，排斥旧道教的咒术教法，强调日常生活伦理时间。与全真教融合会禅宗的明心见性相比，净明道则注重汲取儒家的伦理道德，强调忠孝之本、正心净明，所以，《净明忠孝全书》说，别无他说，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净明道改变了传统道教离群索居、证道成仙的主张，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继续保持道教追求超脱尘世之位的修行境界，二者兼顾，也充分体现了援儒入道的精髓。
刘向、刘歆、左雄试图重构儒家伦理的结果不提，可其努力直接影响了后世。王安石借助道家思想丰富儒家理论内涵，以维护儒学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其援道入儒思想形成一个具有思想高度的理论体系。老子倡导返璞归真，庄子提倡自然无为，而忽视仁与礼，专重道德。只是道家与儒家之思想没有绝对化的冲突，且具有相似的现实背景和文化渊源。有论者说，王安石在儒道结合时将人生转向了有为，认为正是有为才实现了无为，完成有为与无为的统一。另外，王安石还积极吸收道家思想，提倡“无善无恶、性情合一”、“万物废兴、自外在我”的命论，为重新建构儒学伦理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继王安石之后，王夫之批判、改造、吸收了老庄思想，致使道家的“无”与儒家的“有”结合，解决了儒家伦理道德本体与道家境界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其援道入儒的思想。再是王弼，借用老子的“道”，与万物关系的体用式思维方式，为儒学重构了贵“无”论的形而上思维体系，用道家“无为”的理念，提出使儒学核心价值观发挥其最大效用的方法。有论者说，王弼准确把握老子思想的精髓之后，重新理解了儒家经典《周易》，总之，其玄学是援道入儒，即借用道家思想为儒学张目。如此以来，儒与道之间的互融互补性就有目共睹了。
道教是一种宗教，而道家是一种思想流派，前者以后者为本施以教化，二者构成形式与思想互补互构的关系。一种思想一旦产生学术共鸣，首先影响到的是知识阶层，而之于普通民众来说则需要以教化的形式予以渗透。如此以来，道教的产生就起到了很好的桥接作用。除了道教，还有属于外来宗教的佛教，却都无法取代儒学。《周书·武帝纪上》说，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周武帝于573年亲定三教，至于与其后来毁佛废道是否有关联此处不提，儒学深受鲜卑族帝王的推崇，反映其在华夏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水经注》说，浕水南流入沔。
《水经注》说：“沔水又东，迳沔阳县故城南。城，旧言汉祖在汉中，萧何所筑也。”西汉置沔阳县，属汉中郡，治所在今陕西勉县东旧州铺，北魏属华阳郡，隋开皇三年，即583年废。至于沔阳城，《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梁州记》，旧萧何所筑，刘备为汉王，权住此城，盟於城下，今城外有盟坛犹存。《水经注》又说，（定军）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有亮庙。定军山在今陕西勉县南，沿汉水起伏，东西绵延，两峰对峙。《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说：“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兴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渊军。”《三国志》记述的是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即219年春天的事情，《水经注》也说，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遂斩渊首，保有汉中。沔阳城南面就是定军山，诸葛亮一生用兵，善用激将之法，巧用老将黄忠，又激怒夏侯渊大胜，此战为刘备争夺汉中立下汗马之功。诸葛亮死前留下遗嘱，将其葬在定军山上，因即地势，不起坟垄，以至于后人不知道武乡侯究竟葬在哪里。诸葛亮去世之后，百姓们都在野外致祭，后来才有了武侯祠，也就是郦道元所说的“亮庙”。《水经注》又说：“臣谓宜近其墓，立之沔阳，断其私祀，以崇正礼。”《水经注疏》说，会贞按：自亮薨至此，本《襄阳记》，引见《诸葛亮传》注。郦氏引用他言说史，述说了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向后主刘禅上表的话，所谓的“正礼”即正规的礼法和礼节。《孔子家语·礼运第三十二》说，故圣人以礼示之，则天下国家可得以礼正矣。孔子所说的“礼正”即正礼，缘于礼是先王以顺承自然之道治理人情，参验于鬼神，用于祭、丧、乡射、冠、婚、朝聘。只是《孔子家语·礼运第三十二》又说，孔子曰：“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也。吾舍鲁何适？”孔子与诸生周游列国试图恢复周公之礼效果不佳，却也是正礼之行。《水经注》又说，亮德轨遐迩，勋盖来世，王室之不坏，实赖斯人。而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诸葛亮死后，人们除了野祀，还有巷祭，就是祭于里巷，相当于路祭，即在巷道旁祭拜。习隆和向充陈述完“断其私祀”的理由后，《水经注》又说，始听立祀，斯庙盖所启置也。
蜀人被视为蛮夷，且处于封闭的环境之中，其文化与华夏文化势必存有差异。《华阳国志·蜀志》说，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山海经》对蜀地地理、历史的描写充满神话色彩，也证实了巫仙文化之盛行。秦惠文王平定蜀地之后，汉人也随之迁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植入汉文化。只是直到西汉之后，文化教育才逐渐兴盛了起来，《华阳国志》说，蜀学比于齐鲁。东晋史学家常璩著《华阳国志》，所言蜀地文化昌盛堪比齐鲁，缘于儒学得意广泛传播，改变了“蛮夷”之风。《汉书·循吏传》则说，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如此以来，常氏之言就与班固所述大不相同了，前者是说蜀人的学识，后者则说求学的人数之众。只是常氏和班固之论如何差异，蜀人接受汉文化是不争的史实。
华阳因在陕西华山之阳得名，相当今陕西省秦岭以南及川、滇、黔一带。“唯天有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出自《华阳国志·序志》，常璩还注释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蜀汉是三国之一，其疆域除了涵盖华阳地区，且包含甘肃南部、广西西北部，以及缅甸东北部、越南西北部。刘备入蜀重视教育，推崇经学，设学官、兴太学。被称为公学始祖的文翁于汉景帝末年入蜀兴教，至刘焉、刘璋父子时期巴蜀地区的文教有所衰退，所以《三国志·蜀书·许慈传》说，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三国志·蜀书·尹默传》又说，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劝学”是蜀汉设置的官职，类似元明清时期的“州儒学学正”。《三国志·先主传》说，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白帝城托孤，刘备意让诸葛孔明托起蜀汉天下，而遗嘱刘禅则让其倚典籍兴邦，却不限于儒家典籍，道、法之书亦不可弃。刘邦入蜀不唯用儒术，纳百家之说，兴蜀地文化，蜀地偏居一隅却也紧联华夏。
《蜀汉后主论》说，亡国之君若刘后主者，其为世诟厉也久矣，而有合于圣人之道一焉，则任贤勿贰是也。“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清代文学家方苞只用半句评价刘禅足矣。任用贤才不三心二意是一种胸怀，也是圣人之道，刘备嘱刘禅所读之书没《尚书》，可后主信任葛所推荐的蒋琬、董允、姜维，其言行也是践行儒籍所言。《水经注》说：“臣闻周人思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怀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郦氏所述乃习隆、向充之言，暂且不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以报会稽之耻的范蠡。姬奭又称召伯、召康公，《史记》说：“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诗经·召南·甘棠》也说，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姬奭与周公旦同辈，辅佐成、康两代君主，开创四十余年无使用刑罚的“成康之治”，所以《史记》又说：“召公奭可谓仁矣！”习隆、向充上表陈述为诸葛亮修祠乃“以崇正礼”之为，以召公之德为据，刘禅遂“始听立祀”，要是孔子在天有知，岂能又言“吾舍鲁何适”哉？
《水经注》说：汉水又东，得长柳渡。长柳，村名也。长柳村即今陕西城固县西柳林镇，《水经注疏》则说：“守敬按：《九域志》，南郑有长柳镇。今人柳村堡，在南郑县东南三十里，与城固县接界。”战国秦置南郑县，为汉中郡治，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市东二里。至于城固县，南朝宋改成固县置，属汉中郡，治所在今陕西城固县东湑水西岸。至于长柳镇，北宋置，属南郑县，即今陕西固县西柳林镇。
《水经注》又说，汉太尉李固墓，碑铭尚存，文字剥落，不可复识。只是《水经注疏》说，守敬按：“《舆地碑记目》，墓在城固县西三十里。碑，唐韦皋撰，盖因故碑剥落不可识，故另作碑文也。今有石碣，题曰：汉忠臣太尉李公神道。”唐李贤注释《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说，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韦皋是京兆府万年县，即今陕西省西安人，字城武，唐朝名臣、诗人。唐贞元初，即785年，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道经汉中，瞻谒李固墓，曾为题碑。《后汉书·李杜列传》赞曰：李、杜司职，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时晦，终离罔极。《后汉书》中的“杜”乃东汉名臣杜乔，与李固齐名。建和元年，即147年，杜乔升任太尉，受宦官及梁冀诬陷，下狱而死。李固是汉中郡城固县，即今陕西省城固县人，历任将作大匠、大司农、太尉等职，汉顺帝驾崩后为梁皇后所倚重。汉质帝驾崩之后，李固与梁冀争辩，不肯拥立刘志，也就是汉桓帝，后遭诬告遇害。李燮是李固之幼子，汉灵帝时任安平国相，曾执言上奏揭发安平王刘续守藩不称，损辱圣朝，刘续最终以大逆不道之罪被诛，堪比复兴赵氏的赵武灵王。李燮弹劾刘续后，洛阳有“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之说，故《后汉书》说，“燮同赵孤，世载弦直。”
《后汉书·儒林外传》说，（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堂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顿，即今河南项城南顿镇人，汉顺帝特诏征拜议郎，迁侍中，出为弘农太守。汉顺帝是东汉第八位皇帝，幼年登基，英年早逝，在位尚不足二十年。汉顺帝承袭光武帝之遗风，蔡玄被重用缘于其“讲论《五经》异同，甚合帝意”。只是汉顺帝称帝之后，宦官作祟，外戚干政，《资治通鉴》说，顺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顽嚚凶暴，著于平昔，而使之继父之位，终于悖逆，荡覆汉室。梁冀是安定郡乌氏县，即今甘肃泾川县人，东汉大将军梁商之子，顺烈皇后之兄长、汉顺帝的大舅哥。梁冀权倾朝野，专横跋扈，立三帝、毒一帝，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害杜乔、杀李固。《后汉书·李杜列传》说，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李固倾力辅佐汉室，期待能像汉文、宣帝之时一样昌盛，怎奈“梁氏迷谬，公等曲从”，最终屈死于奸佞之手。东吴谢承作《后汉书》说，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李固以生命践行儒家倡导的忠孝之言，缘于其少时好学才博洽古今，不冠以儒宗之美，只是之于儒林异化，致使儒学陷入困境的东汉中晚期，其弦直之行足以彪炳史册。“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出自《后汉书·五行志一》，此与言及李固父子之歌谣相应，可见其影响力至深也至远矣！
《水经注》说，婿水又东迳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左谷水又名听水，即今陕西省城固县西北湑水，“婿”古同“壻”。《水经·沔水注》说，左谷水出汉北，即壻水也。《水经注》又说，（婿水）北发听山，山下有穴水，穴水东南流，历平川中，谓之婿乡，水曰婿水。至于听山，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北，《舆地纪胜》则说在南郑县西北二十八里，也不过是方位性差异，其两说无误。《水经注疏》说，守敬按：《环宇记》引《汉中记》，兴道有七女池，昔有人无男，养七女，父亡，女负土各为一冢，不知定葬可冢？其冢罗列如七星，各高七丈，取土处，今成一池，号为七女池。
《水经注》说，（婿）水北有七女池，池东有明月池，状如偃月，皆相通注，谓之张良渠，盖良所开也。《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汉书·张良传》，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是良尝此，张良渠之名亦有所自。西汉置褒中县，属汉中郡，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西北褒城镇东。前206年，刘邦受封于项羽为汉王去封国，张良送其到褒中。回韩国之前，张良劝言刘邦烧毁栈道，“示天下无远心，以固项王意”。张良之谋成就汉王霸业，故《人物志·流业》说，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之于张良来说，所谓的“道化”应当是其被奉为术家之要，明辨事物之诡变方能使其“策谋奇妙”。《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张良精于《易》而通道化，那是否就疏于诗书呢？非也。《读通鉴论·宋武帝》说，良虽多智，而心固无私；通虽诡合，而缘饰儒术。王夫之用词自有其意，可张良若不通儒，又何以“缘饰”哉？至于张良究竟属于哪一家，后世争论颇多，或儒或兵或黄老或兵或纵横，不一而足。有人说，兵家除了知兵，还要掌兵，像白起、李牧、王翦之徒，而张良是谋士，充其量就是个军师或参谋，算不上兵家。此论乍一看没有问题，何况，《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只是细究之则不然，兵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亦指研究军事的学派，属于百家之一。如此以来，自当提张良“圯上受书”一节。
《史记·留侯世家》说：“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司马迁所述乃张良之奇遇，去下邳闲步在桥上，遇到一个老丈，得到《太公兵法》。下邳别称邳国、下邳郡、下邳国，战国时齐威王封邹忌为下邳成侯后始称，秦置县，属东海郡，治所在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三里。《史记·留侯世家》又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司马迁所述乃老丈之言，日后张良“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后世借“黄石”指授书的黄石公或其授书之事，如此如此的确神异！《六韬》、《太公六韬》是《太公兵法》的别称，相传是姜太公作的兵书。古来不凡之人大多有神异之说，无需竭力辨其真伪而空耗精力。只是《史记·留侯世家》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太史公之言依然不需多辨，只是张良通晓兵法不虚。暗度陈仓乃韩信之谋，可张良劝说汉王烧毁栈道是不可缺少的铺垫。古来对军事家或用兵者也称之为兵家，项羽杀死韩王成，致使刘邦“复以良为成信侯”，故明代李贽说，项羽此举为汉驱一好军师。彭城一战，刘邦大获全胜，却得意忘形，致使其兵败逃至下邑。张良让刘邦策反黥布和彭越，再靠“可属大事”的韩信，“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故《史记·留侯世家》说，上（汉高祖）曰：‘夫运筹筴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只是《史记·留侯世家》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司马迁说张良认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为帝王统师”，封邑万户，位居列侯，之于一个百姓来说足矣，所以才丢掉人间事，“乃学辟谷，道引轻身”。至于张良是不是真的遇到了传说中的神仙赤松子，其不食五谷以求长生，乃至轻身成仙不得而知。只是“谓使身体轻健而能轻举”乃道教之说，张良隐居之后崇信黄老之学，专心修道养精，静居行气，以求于自然中自然又不失老庄学术之精髓，如此这般，张良为儒为兵为道似乎都无懈可击了吧？倘若多角度考量一人多举也顺理成章，只是行文至此又当问，儒、兵二道各守其辙互不相容乎？非也。
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学说与诸子百家学说并列，缘于其影响力不亚于儒、法、道，故《韩非子》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只是兵家不是一个绝对孤立的学派，孙武致力于兵家学说，却兼通儒法；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可其在军事和战略上的表现也尤为突出。孙武讲求五德，仁爱是其兵法之要，所以《孙子兵法·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征伐分义与不义，或说战争的目的分高下，故《孙子兵法·火攻篇》说，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武主张国君不可因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因气愤而出阵求战，对国家有利才用兵，倘若对国家不利就停止战争。“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是《孙子兵法·火攻篇》的战争原则，也是其与儒家思想借鉴或融合的表现，否则就是不义之战。《汉书·董仲舒传》也说，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史记》说，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迁所言之《司马穰苴兵法》即《司马法》，约成书于战国初，是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司马法》与《孙子兵法》一样讲求仁、义、智、勇、信。《司马法·仁本》说：“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身，信见信。”司马穰苴又称田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战争的目的是安宁国家、守土卫国，也可以“以战止战”。吴起弃儒学兵，却未必绝对弃儒，《史记·吴起传》说：“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张良于力士合力以铁椎狙击始皇帝，一如《孙子兵法·火攻篇》所说，暴内陵外则坛之。佐策入关、斗智鸿门、下邑奇谋，张良意在诛项羽兴汉室，一如《孙子兵法·火攻篇》所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行文至此当尽言，评说一人，倘若一言定之往往会有失偏颇矣。
《水经注》说，婿水东回南转，又迳其城东，而南入汉水，谓之三水口也。郦氏言之“城”乃大成固，其在《水经注》中言及汉水东迳时又说：“州治大成固，移县北，故曰小成固。”成固即城固县是也。
《水经注》说，（沔水）又从（襄阳）县东屈西南，淯水从北来注之。淯水一作育水，即今河南白河。《汉书·地理志说，育水出西北，南入汉。”淯水源出今河南嵩县西南，南流经南召、南阳和新野等地，至湖北襄樊东北入汉水。《水经注》又说，襄阳城东有东白沙，白沙北有三洲，东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水经注疏》说：赵云按：《通典》临汉有宛水，故有宛口之名。西魏置安养县，为河南郡治，隋属襄阳郡。唐天宝元年，即742年 改安养县置临汉县，属襄阳郡，治所即今湖北襄樊市，即樊城，贞元二十一年，即805年 改置邓城县。
《水经注》说：“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士元居汉之阴，在南白沙，世故谓是地为白沙曲矣。”鱼梁洲又名渔梁洲，在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城南岘首山东北侧。庞德公乃荆州襄阳人，东汉末年名士，隐居之后采药而终。明代陈继儒作《狂夫之言》说：“黄石公降一子房而隐谷城，庞德公降一孔明而隐鹿门，老子降一仲尼而隐流沙，盖名遂则身退矣！是射骂禽王之法也。故曰二公者，老子之徒也。”黄石公是东海曲阳，即今江苏沭阳县人，别称圯上老人、下邳神人，入道教神谱，早年为避战乱隐居于下邳，三次试探张良，授《太公兵法》。汉高帝八年，即前199年，黄石公去世，有《素书》、《黄石公三略》流传。《襄阳耆旧记》说：“《先贤传》云：‘乡里旧语，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德公之题也’。”《襄阳记》又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司马德操接待前去拜访的刘备，说诸葛亮、庞士元为伏龙、凤雏，学说的大致是庞德公的话，可见其评说之语影响深也广，才有了传于后世的《出师表》。只是庞德公最终被范晔列为逸民，《后汉书》说：“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
《水经注》说，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字，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岂待还桂柁于千里，贡深心于永思哉。司马徽是颍川阳翟，即今河南省禹州人，东汉末年隐士，精通道学、奇门、兵法、经学。司马德操学识渊博，却喜欢纵情于舟水，可以向刘备举荐诸葛孔明、庞统，自己却作山野闲散之人。《世说新语·言语》说：“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世说新语》所述乃司马德与庞统的“桑下之论”，道许由、巢父之慨以述其向道之心迹。庞统见到正在采桑叶的司马德操，说大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岂能“执丝妇之事”？司马德操坦言，拥有华屋、肥马、侍女算不上与众不同，就是有吕不韦之爵位、齐景公之富有也不值得尊敬。司马德操之论可与庞德公之言相映照，《襄阳耆旧记》说：“鸿鹄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亀鼉穴於深泉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趋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但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荆州牧刘表数次请庞德公入世，可其追求“独遗之以安”，鸿鹄、亀鼉都有自己的安身之处，所以天下“非所保也”。只是司马德操不像庞德公“托言采药，因不知所在”，可其受到曹操器重之时因病离世。纵观庞德公、司马德操之思之行，可从老子之说中探其缘，“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此之谓也。
《水经注》说，（白）水北有白水陂，其阳有汉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谓白水乡也。《水经注疏》说，守敬按：白水源出枣阳县东六十里大阜山。隋时改广昌县置枣阳县，治今湖北省枣阳，元时属南阳府。《水经注疏》又说：“光武宅，枕白水陂，所谓龙飞白水也。《元老派志》，汉世祖宅在枣阳县东南三十里，宅南三里有白水。唐枣阳，即今县治。”《水经注》又说，光武之征秦丰，幸旧邑，置酒极懽。《后汉书·光武帝纪》也说，冬十月壬申，幸舂陵，祠园庙，因置酒旧宅，大会故人父老。舂陵即今湖北省枣阳县吴店镇，东汉时改为章陵。《资治通鉴》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至于风化，犹风教、风气，《诗·豳风·七月序》说，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论汉光武之功，当还缘于其不遗弃周公之礼，亦崇圣人之道，所以《廿二史劄记》说：“是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水经注》引《东观汉记》的话说，明帝幸南阳，祀旧宅，召校官子弟作雅乐，奏《鹿鸣》，上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宾客，又于此宅矣。《艺文类聚·帝王部二》说，肃矣孝明，杖法任刑，勤综万机，察下以情，未弘道治，用致太平，专信俗儒，非礼之经。傅玄之言稍有刻薄，还是梁启超之说客观，其在《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中说：“汉尚气节，光武、明、章，奖厉名节，为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复苏之良果。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水经注》说，白水又西合浕水。
《水经注》说，沔水又东迳林嶂故城北，晋建兴二年，太尉陶侃为荆州，镇此也。“林嶂”还有“临漳”一说，可《水经注疏》引《晋书》、《元和志》、《环宇记》、《舆地纪胜》等史料证明“林嶂”应当是郦氏之原笔。至于林嶂城，在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东北、汉水南岸。依据《晋书·孝愍帝纪》记载，西晋建兴二年，即314年，杜弢帅王真袭荆州刺史陶侃于林鄣。陶侃本为鄱阳郡枭阳县，即今江西省都昌县人，后徙居庐江郡寻阳县，即今江西省九江，字士行，东晋名将。《晋书·列传》说，《易》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晋书·陶侃传》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晋书》所述是陶侃斥责“以谈戏废事”的诸参佐之言，闻其言，见其行，知其思，尤此当时，旁观者亦当思也。
《水经注》说，（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