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园营气象，建安尚梗概；逮火逝因矩，格物见独秀；子哀遇容叟，郕野有共鸣；汤汤复潺潺，淙淙又泱泱；白驹留隙伴日影，万水横流倒乱峰。
《水经注》说，睢水又东径睢阳县故城南。睢水系汴水支流，战国时魏所开的鸿沟支派之一。睢水自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分古鸿沟东流，经今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濉溪等，至江苏省宿迁南注入古泗水。《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汉县为梁国治，后汉、魏、晋因，后魏为梁郡治。杨氏所说的“汉县”就是睢阳县，秦置，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属砀郡。如今，睢阳县一般指商丘县，与商丘市合并。
《水经注》说，周武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睢阳县故城）为宋都也。西汉初期，睢阳县属梁国，汉文帝时期为梁国国都，周武王封纣王之兄微子启立宋之后为宋国国都。至于梁国，《水经注》说，汉高祖尝以沛公为砀郡长，天下既定，五年为梁国。作为西汉封国，皇子刘恢、吕后之弟吕产、文帝四子刘武、刘揖、先后受封于梁国。梁国是名士聚集之所，司马相如、贾谊、枚乘、邹阳等曾是梁孝王的门客，梁园文学盛行，又被称为汉赋之源。
《水经注》说，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为梁王，太后之爱子，景帝宠弟也。前168年，即汉文帝十二年，梁怀王刘揖去世无嗣，刘武继嗣梁王，是为梁孝王，谥号孝。《史记·梁孝王世家》则说，文帝四男，武是次子，与景帝同母，窦太后少子也。梁孝王受宠爱，性行不羁，近侍护卫、穿戴装饰如同天子，藏珍积宝堪比京师。梁孝王还喜欢招收天下豪杰，四方贤士也纷至沓来，司马相如甚至弃官都投奔其门下。
《水经注》说，今也歌堂沦宇，律管埋音，孤基块立，无复曩日之望矣。郦道元说的是菟园，也叫梁园、睢园，乃梁孝王建造的东苑。梁孝王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修筑架空通道，从宫殿连接到平台长达三十多里，《史记·梁孝王世家》又说，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西京杂记》也说，菟园中有落猿岩、栖龙岫、雁池、鹤洲、凫岛，诸宫观相连，奇果佳树，瑰禽异兽，靡不毕备。《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菟园在宋州宋城县东南十里。秦时始置宋城县，唐为宋州治，隋改睢阳县置，故治在今河南省商丘睢阳区西南，西周初因宋国封地而得宋城之名。《水经注》又说，平台盛宾，邹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屡陈，是用追芳昔娱，神游千古，故亦一时之盛事。梁孝王与邹枚和司马相如之流畅游菟园，吟诗作赋、以诗为歌：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可谓是盛况空前。只是郦氏涉足之时歌堂不再，管弦绝声，荒凉之景难复昔日之辉煌。《史记·梁孝王世家》说，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於天子，然亦僭矣。司马迁评说梁孝王还算委婉，而班固著《汉书》就很直接了，怙亲亡厌，牛祸告罚，卒用忧死，悲夫。只是《史记索隐》评价梁孝王说得更直接，“祸成骄子，致此猖狂。”其实，司马贞所说的“祸”不过是梁孝王欲得王位不成遂生歹念，倒没有弑王篡位，可预谋杀反对其继位的重臣也罪不可赦。汉景帝念手足之情，梁孝王无生命之忧，只是兄弟之间疏远了，这就是班固所言“怙亲亡厌”之后果。细究起来，梁孝王之祸也的确缘于其依仗母后的宠爱，以亲贵自恃而不知足。《史记·梁孝王世家》说，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前元七年，即前150年，太子刘荣被废，窦太后想立梁孝王为后继。汉景帝当下答应母后立梁孝王，可其随后召集通经术的大臣们商议，袁盎等人以为，昔日宋宣公立弟不立子，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史记索隐》也说，殷人尚质，亲亲，谓亲其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谓尊祖之正体，故立其子，尊其祖也。窦太后也没固执己见，可梁孝王一直耿耿于怀。《史记·梁孝王世家》说，北猎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古人认为牛背上长脚象征着灾祸，梁孝王果然害病死了，所以班固说“牛祸告罚”，可怪牛不过是象征，“卒用忧死”才是真相。其实，司马贞言梁孝王之忧说得最明白，殷商之后有《周礼》，春秋之后有儒学，倘若刘武能如愿以偿，也许就没有汉武帝独尊儒术一说。
《水经注》说，梁王与邹枚、司马相如之徒，极游于其上，故齐随郡王《山居序》所谓西园多士。菟园美景、梁园乐盛，各路文人雅士聚集一堂，路乔如作《鹤赋》、公孙诡作《文鹿赋》、邹阳作《酒赋》、韩安国作《几赋》，枚乘作《柳赋》和《梁王菟园赋》，可其《七发》最为著名。如此庞大的创作队伍必然有佳作流传后世，也有了梁园文学。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中说，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蔚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文心雕龙·程器》说，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黄香是江夏安陆，也就是今湖北云梦人，东汉官员，入二十四孝之列，有“扇枕温衾”的故事流传。徐干是“建安七子”之一，曹丕任五官中郎将的时候是文学掾。刘勰是南朝梁时期的大臣，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昭明太子萧统去世之后，执意出家，圆寂于定林寺。《文心雕龙·程器》说司马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冯衍之不修廉隅。只是刘勰又说屈原、邹阳、枚乘、黄香等人忠孝之品行尤为可赞，意在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毛病，也是其崇尚儒学的一种折射。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讲授儒家经典，《诗经》是五经之一，其影响对儒生们也不可小觑。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是一门学问，且验证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说，朱买臣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就得到了提拔。汉赋和楚辞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新文体确立之后，也和楚辞一样成为士人贵族的诵读物。诵读辞赋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杨雄少而好学，《汉书》说其“顾尝好辞赋”，且常诵读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赋。关键是两汉时期选拔人才除了注重学问品行，还以文才录士，这就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实用性。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如此以来，梁园文学在当时的影响自然更不可小觑。
邹阳是临淄，即今山东淄博人，汉文帝时是吴王刘濞的门客。吴王阴谋叛乱，邹阳上书谏止失败与枚乘、严忌等离吴去梁，成为梁孝王的门客。梁孝王欲成为汉景帝之后继不成，谋杀袁盎等大臣，邹阳又劝阻，却被下狱论死。《上梁王书》说，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邹阳作《上梁王书》先申明“忠无不报，信不见疑”，避开正面指斥，广征史实，论述“谗毁”之祸，以示忠信之意，感动了梁孝王才被释放。《上梁王书》通篇文采飞扬，情意恳恳，又铺张扬厉，意多慷慨，有足悲者，后被收入《古文观止》。《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说，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
枚乘是西汉时期辞赋家，与邹阳、司马相如、贾谊同负盛名。枚乘两次劝谏刘濞而闻名于世，颇受汉景帝器重，可其不喜欢官场，称病辞职与梁孝王交游，也是梁园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七发》说：“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文心雕龙》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艺概·赋概》则说，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枚之秀韵不及宋，而雄节殆过之。班固著《汉书》也说，邹阳、枚乘游于危国，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有论者说，梁客皆善于创作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公孙诡多奇邪之计，时号“公孙将军”；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辩入理，其他诸人也各有所长。只是梁园文学不过是西汉文学的一部分，却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学与经学的关系。
西汉初期，尊黄老之术，却不绝对排斥儒学。汉高祖过鲁曾以太牢祀孔庙，文、景二帝设今文经学博士，先后立《诗》、《书》、《春秋》为三经。窦太后酷爱黄老之学，曾经惩罚大儒辕固“入圈击彘”，可《汉书·儒林外传》说，后上以固廉直，拜为清河太傅。自汉初到汉景帝末、汉武帝初，以道、法为主，又融汇了儒、墨、名等诸家学说，也是西汉经学的开端。西汉前期的文学包括楚歌、散文和辞赋，抒情与实用交错、政治与教化联手，反映了当时黄老之学与儒家经学交融的思想局面。陆贾继承荀子的礼乐思想，提倡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明大义，反对君主沉溺于璧玉珠玑、雕琢刻画。贾谊同样视儒家六经为礼制政教的纲领，正如《新书·傅职》所言，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陆贾和贾谊的创作思想是一种折射，也是儒学成为独尊的前兆。至于睢水，南宋范成大有诗云：一战填河拥汉屯，拔山意气已鲸吞。直南即是阴陵路，兵果难将胜负论。睢水之战也称彭城之战，项羽获胜，却没彻底击垮刘邦。汉王西逃占据荥阳成皋之地利，依靠关中汉中之资源，最终拖垮项羽赢得了天下。高祖立汉，远离睢水，定都咸阳，尊黄老之术，可其后世不是顺其意而治万年。只是河道曲折，乱流纵横，骇浪惊涛时常激荡于水流之中，倒是也有风平浪静之时，却难弃两岸山峰交错之景，华夏之川浩浩汤汤，气象万变，岂能一言尽之乎？
《水经注》说，（睢阳）城北五六里，便得汉大尉桥玄墓，冢东有庙，即曹氏盂德亲酹处。桥玄又作乔玄，字公祖，梁国睢阳县，即今河南商丘睢阳人，东汉名臣。《水经注疏》说，守敬按：《环宇记》，墓前碑云，汉故太尉桥公之碑，至皇朝乾德三年，敕改为汉太尉桥公庙，盖改作之。至于曹孟德，《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此据《玄传》，考《魏志·武帝纪》，建安七年，遣使以太牢祀乔玄，则非亲酹，且祀文云，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则是遣使无疑；《宋书·礼志》四亦云，建安中，遣使祀桥玄以太牢。其实，曹操亲自把酒祭奠乔玄也好，还是派使者以牛、羊、豕三牲祭祀也罢，都表达了曹氏对其无限敬慕之情。《水经注》说，虽临时戏言，非至亲笃好，胡肯为此辞哉？凄怆致祭，以申宿怀。郦氏作《水经注》引用曹孟德为祭奠桥玄撰写的祀文，说其曾在桥玄手下当官，彼此感情融洽，且互为知己。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将要大乱，能定国安邦的人也许就是曹孟德。桥玄还和曹孟德玩笑，说其日后死了，要不以“斗酒只鸡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听起来是玩笑，曹操却记在了心中，诚心祭祀桥玄，且祭云：操以顽质，见纳君子，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如此以来，曹操与桥玄的君子之交、知己之情可见一斑。
到底是一代枭雄，后世对曹操评价甚多。《三国志·吴书》记载周公瑾评价曹操说，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后汉书·党锢列传》则借李瓒之口说，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事实上，曹操还算不上一代帝王，可其能与刘备、孙权三分天下也足见其有帝王之气。世人评说所把持的角度不同，结论也自然不一，《文心雕龙时序》就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其实，刘勰著《文心雕龙·时序》不只是赞赏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之文采出众，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蔡琰也是建安文学的骨干，且结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南朝梁钟仲伟著《诗品》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清代冯定远著《钝吟杂录·正俗》也说，魏祖慷慨悲凉，自是此公文体如斯，非乐府应尔，文、明二祖，仰而不迨，大略古直。魏祖自然是曹操，至于“文、明二祖”无疑是魏文帝和魏明帝，即曹丕和曹睿。曹操有慷慨悲凉之句，自然与其古拙质直之性有关，《资治通鉴》说，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司马光说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恰与其古直之性相映。《魏书》又说：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如此以来，曹魏大臣、史学家王沈著《魏书》所言就不虚，三曹、七子之建安风骨也成为河洛大地的文学奇葩！
建安文学具有鲜明的个性，高扬政治抱负、哀叹人生短暂，浓郁的悲剧色彩也与曹公之“悲凉之句”合拍。有论者说，东汉倾颓，传统的儒学已失去了统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学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很多作家都具有反传统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为明显。只是东汉末年儒学依然是当时的主流文化，加上政府崇尚儒家思想、提倡官办和私学教育，决定了儒学在建安文学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作为建安文学的骨干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且参与政事而推行儒学，《三国志·魏书》说，曹操“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孔融当北海国相时，到任之后就建学校；史籍上没有记载陈琳习儒学，却能从其文中印证深受儒学熏陶之深；至于王粲学过理学，应玚之父应劭也博学多识，精于儒家经典。《三国志注》说，应玚之祖应奉著“《后序》十余篇，为世儒者”。有论者又说，仅以今文经学的式微而不审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普及，就断定儒学在汉末主导地位的丧失是不科学的，这关系到汉末尤其是对建安时期的文学、艺术和思想把握。“壮盛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出自《秋胡行二首》，曹操自吟人生苦短，昔日的年华和聪慧也不再，却鼓励自己珍惜时光勇往直前。《济川赋》说，思魏都以偃息，讬华屋而遨游。酌玄清于金罍，腾羽觞以献酬。曹丕作《济川赋》面对鲁淮之间的济水，看大波起伏澎湃，自然豪情万丈，华丽的车盖可使其遨游，加上甘甜的美酒，腾羽而觞其心志何等壮观！“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出自曹植的《白马篇》，清代何焯著《义门读书记》说，此即所谓“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者也。《浮淮赋》说，运慈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芥蒂。济元勋于一举，垂休绩于来裔。王粲作《浮淮赋》记述了建安二十二年，也就是207年，曹操伐吴国，身为幕僚不能操戈拼杀于战场，可其刚健、慷慨之句亦名垂千古！建安诗赋气势如此壮观，所以有论者说，建安七子展示的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生态度，以及其作品中流出的真挚情志、鲜明的个性和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坠青云之志的气度与儒学思想息息相关。
《水经注》说，睢水又东南流，历于竹圃。《水经注疏》说，《九域志》，菟园有修竹园。《环宇记》，修竹园在宋城县东南十里，在今商丘县东南。《水经注》又说，水次绿竹萌渚，菁菁实望，世人言粱王竹园也。菟园早在北魏时期就“无复曩日之望”，位于归德府，即今河南商丘东南的竹圃也不再有昔日的“绿竹萌渚”，那桥玄墓呢？《水经注》又说，以桥公尝牧凉州，感三纲之义，慕将顺之节，以为公之勋美，宜宣旧邦、乃树碑颂，以昭令德。桥玄墓前列有数碑，其中勒石“三纲之义、将顺之节”最为突出。曹操撰祀文“以申宿怀”，不可能只为表达“士死知己”之情吧？只是观睢水长流之状，俯首、举目看乱峰之态，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却又惧心怀杞人之忧！
《水经注》说，睢水又东径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国府园中，犹有伯姬黄堂基。至于相县，《水经注疏》说：“守敬按：为沛郡治。后汉为沛国治，魏属谯郡，晋复为沛国治，宋、齐和后魏属沛郡。《地形志》，相县有相城，在今宿州西北九十里。”至于宋共公是宋文公之子，宋国第二十五任君主。至于伯姬，乃春秋时期鲁宣公之女，鳍成公的妹妹，嫁与宋共公，又称共姬。
《水经注》说，宋国国府园中尚留着伯姬黄堂的遗址，所谓“黄堂”即伯姬焚死处。《吴郡志·官宇》说：“黄堂，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后太守居之，以数失火，涂以雌黄，遂名黄堂，即今太守正厅是也。今天下郡治，皆名黄堂，昉此。”春申君即黄歇，战国四公子之一，楚国大臣，曾任楚相。《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说，幽王徵春申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为假君治吴。宋共公卒于前576年，黄歇生于前314年，前286年，齐、楚、魏三国分宋。如此以来，黄堂之名在后，《水经注疏》也提出了质疑，此处不提。
《穀梁传·襄公·三十年》也说，遂逮于火而死。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前543年，五月甲午，宋宫失火，伯姬被烧死。伯姬甘愿被烧死的理由很简单，“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古时，负责辅导、保育贵族子女的老年妇人称为傅母。《汉书·张敞传》说，礼，君母出门则乘輜軿，下堂则从傅母。《三礼图》也说，古者傅母，选无夫与子而老贱晓习妇道者，使之应对也。如此以来，伯姬就是为恪守妇道而殉身，所以《列女传》说，伯姬心专，守礼一意，宫夜失火，保傅不备，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贤之。《左传·襄公三十年》则说：“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魏晋经学家杜预注：“待人而行。”《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中》也说，义，读为仪。仪，度也。言妇当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不妇”谓之不合为妇之道，即违背妇德，左丘明给出的理由也说得过去，伯姬奉行的乃是未婚女而不是妇人的规则。如此以来，左丘明之见就与《穀梁传》所言相悖，也反刘向颂伯姬之褒词。
《论语·公冶长》说，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就是仲尼，至于左丘明，乃鲁国史官，姓左丘，名明；一说姓左，名丘明。左丘明认为巧言令色者、足恭者都是可耻的人，圣人觉得左氏或左丘氏之言甚好才“亦耻之”。西晋夏侯湛说，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圣人奉左丘明为君子，《论语·雍也》说，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朴与文采相得益彰才称得上君子，左丘明之文不粗野也不浮夸就是君子。左丘明和孔仲尼具有相同的生活和文化背景，深受周礼的影响，其天道观、政治观和人生观具有相似的主张。孔仲尼著《春秋》、丘明著《左传》，都以不同的史实阐述儒家思想，也道出“世乱谗胜”的君子之忧，夏侯湛所说的“达圣”和“致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礼记·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所言牵扯到一个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那就是格物致知。之所以称之为迷，缘于古来就对“格物致知”理解多分歧或多释义。东汉大儒、经学大师郑玄最早为“格物致知”作出了注解，“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有论者说，“格物致知”包含“实事求是”精神，其内涵却远比“实事求是”丰富。暂且不对“格物致知”中“实事求是”的内涵予以求证，郑氏之言所包含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说是对左氏或左丘氏之言的诠释。规矩是可以遵守的，只是“宋共姬“以贞为行者也”，缘于其不“知于恶深”，自然不分“善物”和“恶物”。至于《烈女传》对伯姬的评述，只能说好儒的刘向太专注于经学，而一味地强调遵礼守矩，忽视了“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的道理。
《孟子·公孙丑上》说，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韩非子·五蠹》说，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战国策·魏策三》说，今母贤不过尧舜，母大不过天地，是以名母也。《吕氏春秋·阕子》说，缘子之言，则室不败也。木益枯则劲，涂益干则轻，以益劲任益轻则不败。寓言中有拔苗助长的，有守株待兔的，有宋人名母的，还有不听劝阻非得用湿木头盖房倒塌的，说的都是宋国人，有人称之为迂腐之人。究其根源，宋人除了是殷商遗民，一直保留着殷代的政治传统和生活习俗外，其迂腐还与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再是宋国受制于殷周，却与其以主客相称，如此尴尬的境地，致使其一方面顺服，另一方面又不肯失去殷商遗民的尊严，如此以来才有因循守旧的性格心理。有论者说，宋国的自然环境及经济发展程度对宋民迂腐心理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势下，人们向往稳定、宽缓的生活环境，尚文习礼、重厚忠朴，不喜欢战争，缺乏冒险精神。只是宋人迂腐不是愚蠢和笨拙，而是因为不及时变通才显得不合时宜。这样的论述客观也公正，可正是宋人“不合时宜”的性格才成为诸多寓言描写的对象。拔苗助长、守株待兔是具有虚构成分的寓言故事，却没脱离“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规律，何况，现实中的宋国也不乏愚人。抱有陈腐之见、贻误战机而一败涂地的宋襄公，眈于享乐不乘胜追击的宋王偃，最典型的是羊斟惭羹，为了一杯羊羹致使宋国输掉一场战争。只是宋襄公、宋王偃和羊斟愚得不如伯姬“光彩”，以生命为代价践行“守礼一意”而成为“春秋一贤”。
伯姬是鲁宣公的女儿，鲁国是礼仪之邦，《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就是春秋时“礼崩乐坏”，鲁国人依然秉承周公之礼。按照古代女子婚配年龄考量，伯姬嫁到宋国时不会太大，却也不会很小，至少知礼仪、识大体，再加上受到宋国因循守旧思想的影响，“傅母不在，宵不下堂”之礼愈加不可逾越。只是伯姬之为太过了，也难怪“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卒于前479年，鲁宣公自其出生之后还要在位四十年；有人考证左丘明卒于鲁元公时期，也就是前509年到495年之间。如此以来，鲁宣公时期，儒学已经诞生了。孔子曾涉足政坛不得已才周游列国，左丘明家世代左史又参政议政，且编纂史书，终因一部《左传》成为影响后世的大儒。行文至此不禁感叹伯姬之死，儒家除了提倡“格物致知”，还有“叩其两端而竭焉”的中庸之道，所以斗胆篡改《论语·公冶长》之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余愈耻之。”再想早年对儒学所识之皮毛又不觉汗颜，却不能不窃取陶潜的诗序之句抒发胸臆：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只是孔子祖籍栗邑，即今河南夏邑；老子出生在陈国苦县曲仁里，即今河南周口鹿邑；庄子是宋国蒙邑，即今河南商丘人，与墨子、惠施是同乡，再是禽滑釐、倪说、宋钘等，儒、道、墨、名家集齐聚宋国，岂能说宋人迂腐哉？宋人之愚又成就宋人之智，睢水两岸也多乱峰，与水交融，其态可书可叹，且可感怀，却又有不尽之憾！
《水经注》说，汶水又南，右合北汶水。水出分水溪，源与中川分水，东南流，径泰山东，右合天门下溪水。《水经注》又说，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过其县南。西汉置莱芜县，属泰山郡，治所在今山东淄博南博山城东城子村，西晋废。至于原山，又名马耳山，在今山东莱芜市东北七十里，《明史·地理志》说，（莱芜县）东北有原山，其山阳汶水别源出焉。《水经注疏》对郦氏所言“西南过其县南”有异议，此处不提。北汶水即今山东泰安西大汶河支流泮河，古代折东至牟汶口南入汶，今改道南流入汶。《水经注疏》说，会贞按：中川水见《齐水》篇二，云，出山茬县之分水领溪，一源两发，谓分为中川水、北汶水也，故北叙北汶水出分水溪，谓源与中川分水。《水经注》说，其水自溪而东，浚波庄壑，东南流，径龟阴之田。郦氏所言之“其水”即下溪水，《水经注疏》说，会贞按：所云注壑，盖即注北汶之变文。至于龟阴之田，即山东龟山北面的土地，鲁定公十年，即前500年，孔子迫使齐景公归还了侵夺的三邑，后作典，或以“龟阴田”比喻归还的失地或失物。《水经注》又说，龟山在博县北十五里，昔夫子伤政道之陵迟，望山而怀操，故《琴操》有《龟山操》焉。西汉改博阳县置博县，属泰山郡，治所在今山东泰安东南三十里旧县，北魏改博平县。至于龟山，《水经注疏》说郦氏所述与《春秋左传杜注》相同，可《金史·地理志》、《地形志》、《元和志》等史籍有异议，杨氏言“失考甚矣”。至于陵迟，《诗·王风·大车序》中说，《大车》，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孔颖达疏：陵迟，犹陂阤，言礼义废坏之意也。郦氏说“夫子伤政道”即礼义败坏、衰败。至于“望山而怀操”，《水经注疏》说：“守敬按：《琴操》云，《龟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龟山，作此曲，喻季氏若龟山之蔽鲁。”
“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出自圣人孔丘之口，以龟山比喻专权的季桓子，欲做不能，欲罢也不能，其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季桓子即季孙斯，姬姓，季氏，名斯，春秋时鲁国卿大夫，三桓之一季孙氏宗主兼鲁国执政，谥桓。“堕三都”致使孔仲尼官场受挫，鲁国之三桓即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三族之家臣势力渐强，超越礼制筑城，且以下犯上、干预国政或以其控制之邑为据点发动叛乱。前498年，孔子为鲁国大司寇兼摄相事，为了加强君权，防止家臣据三桓之私邑反叛建议鲁定公拆毁其私邑。只是孔子的谏言触动三桓的利益，“堕三都”也半途而废。
《论语·微子篇》说，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所谓“行”就是圣人离开鲁国，也是“夫子伤政道”之后果。孔子当了大司寇以礼治理国家，生意人公平交易，百姓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史记》还说其“男女行者别于涂”，可见“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成了鲁国人的生存规则。只是齐国害怕了，《史记》说，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如此以来，也有了“齐人归女乐”一节，“归”是“馈”，就是白送，有美酒，有美乐，还有美女，季桓子和鲁定公自然不干政事。《东周列国志》就说，定公与季斯新得女乐，各自受用，日则歌舞，夜则枕席，一连三日，不去视朝听政。”孔子劝阻不了，倒是想把龟山搬走，可手中连一把斧子都没有，无奈就唱歌，觉得无法驱逐心中的忧愁还唱：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鲁定公和季桓子得到美貌的女乐赶走了大臣和亲信，可其接近那些妇人，国家肯定会败亡，只是圣人还是觉得系女人之过错，“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史记》说，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黎鉏也叫犂弥，春秋时期齐国的客卿。孔子当大司寇将鲁国治理得那么好，日后一定会称霸，齐国人就想送一些土地。只是黎鉏觉得不好就想出一个好法子，不只是送给鲁定公女乐，还有骏马，可谓是一箭双雕。黎鉏那么做可不是没缘由，孔子曾跟着鲁定公在夹谷会见齐国君主，其对齐景公说圣人懂礼而无谋，却是误判，最终归还了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听说孔子离开了鲁国，鲁定公倒心生悔意，且知道缘于自己接受女乐和骏马的缘故，却没去阻拦一心要恢复周礼的孔子。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说，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齐景公是齐灵公之子、齐庄公之弟，姜姓，吕氏，名杵臼。齐景公秉正邪二气，忠奸并用，治理齐国壮怀激烈，却又穷奢极欲。齐景公幼年登基，平复动乱，力图复霸，只是齐晋火并后功败垂成，暮年征伐，可谓壮志未酬。《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说，景公老，恶言嗣事，又爱荼母，欲立之，惮发之口，乃谓诸大夫曰：“为乐耳，国何患无君乎?”嫡子死了，齐景公要立宠妾芮姬的儿子荼为太子，只是荼年幼，母亲卑贱，品行又很不好。大臣们劝齐景公还是传长立贤，可其固执己见，最终为田氏代齐埋下伏笔。司马迁作《史记》向来冷静，却也常禁不住地大发感慨，“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太史公之言隐含着对齐景公的惋惜之情，且说“太公之圣”奠定国基、“桓公之盛”，缘于其以善政号令天下，“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齐国究竟有没有大国风度或气象？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晋阻三河 ，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襃大封，皆威而服焉。太史公曾细致地描述过齐国：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齐国山河之壮美、广袤，足见其“洋洋哉”；百姓胸襟开阔、聪明、不露才智亦可见其“大国之风”，这就是气象！
《后汉书·东夷列传》说，《礼制·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柢也者，本之所以建生也”出自《韩非子·解老》，也就是直根的意思。《老子》说，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柢生万物”蕴含着“道”之精髓，所以“言仁而好生”，所以多君子，所以有“不死之国”。“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出自《论语·子罕》，孔子“欲居九夷”，有人说，东夷鄙陋，不可，圣人就以此言答对，说起东夷文化又言“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述了圣人之言，王权衰落，礼制破坏，庠序废坠，职官四处流散，其“学在四夷”就是海纳百川。
《论语·述而》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舜作《韶乐》以明帝德，夏、商、周三代帝王都将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姜太公以首功封营丘，《韶乐》传入齐国，吸收东夷文化，贴近其传统乐舞，优美至极，孔子才发由衷地感慨：“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乐》之所以在齐国连圣人都没想到竟然如此美妙，应该与姜太公提倡的“因俗简礼”有关。齐国地处蛮夷，姜太公“尊贤上功”，与周公反提倡的“亲亲上恩”恰好相悖，此谓之简礼。“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出自《周书》，此谓之因地制宜，也该是因俗制宜，所以“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司马迁记述了周公之言，意在表明齐鲁相邻，其治国方略却不同，如此以来，姜太公“因俗简礼”也得到默许。圣人也不反对姜太公不循周礼，《孔丛子》说，子曰：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周书》又说，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轻重鱼盐之利、相地而衰征、竭泽而渔，管仲治齐亦可谓功不可没。“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出自《论语·宪问篇》，孔子大赞管仲尊王攘夷，一匡天下，否则，人们还是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的野人，这就关系到了礼。《史记正义》则说，夷吾成霸，平仲称贤。粟乃实廪，豆不掩肩，转祸为福，危言获全，孔赖左衽，史忻执鞭。成礼而去，人望存焉。至于成礼，《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於淫，仁也。”仁与义乃儒学思想之要义，左丘明宣扬的恰好是孔子之说。
《论语·宪问篇》说，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之言是儒家一贯的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管仲辅佐齐桓公不靠武力会盟诸侯、不用兵车达到强国的目的就是仁道。只是《论语·八佾》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认为管仲有豪宅有藏金府库不节俭不说，国君大门口设立照壁，管仲也在大门口设立照壁，这就是僭越。《魏书·清河王怿传》说，谅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别，宜杜渐防萌，无相僭越。管仲反其道而行之，自然不被圣人看重。只是瑕不掩瑜，管仲终归是一代良相，《史记·管仲列传》说，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恒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司马迁否认了孔子的观点，且言难道是因为周到衰微，其不勉励齐桓公不修王道只称霸吗？其实，“恒公既贤”也就不失王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出自《管子·牧民》，所以《史记·管仲列传》又说，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此以来，齐国也称得上礼仪之邦，只是《战国策·周文君免士工师藉》说，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故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管仲为桓公掩饰过错不是国家之福而是祸，那“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就不是平白无故。如此以来，“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又怎能不教孔子喟叹：“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孔子出生后，管仲早就去世近百年，可其到了齐国颇受齐景公赞赏。《论语》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大讲君臣、父子之纲，齐景公觉得要是失去纲常，就是有粮食也吃不到。只是《史记·孔子世家》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齐景公打算“以尼溪田封孔子”，却遭到晏婴的反对，儒家能言善辩，不能用法来规范；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甚至倾家荡产，此礼俗不可取；到处游说求职，不能掌管国事。《史记·孔子世家》又说，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司马迁记述的依然是晏婴之言，言下之意，礼乐残缺好长时间了，可孔子刻意讲究仪容服饰，繁琐地规定应对进退间的礼节规矩，连续几代都不能穷尽其中的学问，一辈子也不可能学明白。齐景公再见到孔子就不问礼了，圣人只好返回鲁国。“吾老矣，弗能用也”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圣人离齐，齐景公也无奈。只是齐国之伤，之于孔子来说还不是毁灭性打击，《孔子世家》说，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膰”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熟肉，孔子得不到一口肉就去周游列国是不是气量小了点？非也。《穀梁传·定公十四年》说，脤者何也，俎实也，祭肉也。“脤”是祭社稷用的生肉，“俎实”是俎上所盛祭献的食物，得到者不只是能获取祖宗的护佑，还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礼之延续。孔子要是真为了一口肉就失望而去，显然有愧于“圣人”之称，何况，其适卫、适陈、过蒲、至楚、反于蔡都是为了一生坚守的“斯文”。《论语》说，子畏于匡，曰：“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被困匡地振振有词，固执地认为，礼乐文化，也就是其所言之“斯文”，要是能传承下去就不会受到伤害，且对自己之所为问心无愧。“从祭肉不及，戴冕奔诸侯。当时不之知，为肉诚可羞”出自苏洵的《又答陈公美三首》，可其随后又说：“君子意有在，众人但愆尤。置之待后世，皎皎无足忧。”
只是孔子周游列国后，没能使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武王灭商，封姜太公于齐，齐国灭亡之前存续八百余年。后世君主承太公之遗志，致使齐国成为诸侯国中的佼佼者。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文化之繁荣，尤其是士人大量涌入，各种思想汇聚于齐国。至战国时期，稷下学宫建立之后，容纳了道、儒、法、名、阴阳等诸家，春秋之后的“百家争鸣”又一次达到高潮。《中论·亡国》说，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只是到了齐威王、宣王时期，随着齐国国势愈加强盛，稷下学宫才得至鼎盛阶段。孟轲、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邹衍、荀况等诸家汇聚一堂，因政治、地域、思维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稷下学宫的影响更加速了战国时期多元化文化格局的形成。只是《水经注》说，（下溪水）又合环水，水出泰山南溪，南流，历中下两庙间。《从征记》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庙，墙闭严整，庙中柏树夹两阶，大二十余围，盖汉武所植也。环水即现在的山东泰安东梳洗河，《方舆纪要》说，出岳南黄岘岭，合诸水为中溪，东南流，会于泮水。至于三庙，《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汉志》，博县有泰山庙，《续汉志》同；《风俗通》十，岱宗庙在博县西北三十里；《元和志》，岳庙在乾封县西北三十里，泰山之南，乃下庙也。《史记·封禅书第六》说，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禅书第六》记述的是元封元年，汉武帝登泰山封禅，让侍中儒生们戴着皮帽，将笏版插入腰带中举行射牛礼仪。行文至此不觉又起诗兴：汶水东去波浪起，嵯峨交错出峭壑。日映旧水千层浪，月照万翠秀独峰。
《水经注》说，汶水又南，左会淄水，水出泰山梁父县东，西南流，径菟裘城北。《史记·封禅书》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七十二家。西汉元封元年汉武帝登封泰山，礼祠梁父，后置梁父县，故城在今古城村。至于菟裘城，属于春秋鲁地，在今山东新泰市西楼德镇，《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说，菟裘，鲁邑，在泰山梁父县南。至于淄水，又名柴汶，即今山东新泰市西北之小汶河，西流至泰安市南大汶口入汶河。《水经注疏》则说：“守敬按：《左传·昭二十六年》杜（预）注，淄水出泰山梁父县西，北入汶；《隋志》，嬴县有淄水；《齐乘》，泰山南亦有淄水；《一统志》，淄水俗名浊河泉，出泰安府治东南泉河集，於平地石缝中涌出，今以出新泰县西北之羊流河当之。”至于羊流河又名杨柳河，在今山东新泰市西北六十里，清光绪《山东通志》说，源出新甫山，径羊流镇西会苏庄河入小汶。年代久远，古来水之多变自然亦有多说，也就有了杨氏对于淄水之释。
《水经注》又说，昔孔子行于郕之野，遇荣启期于是，衣鹿裘，被发琴歌三乐之欢，夫子善其能宽矣。至于郕也多解，只是《左传·庄公八年》说，（前686年）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 鲁文公十二年，即前615年，郕国国君去世，太子奔鲁，鲁国助其即位，郕国再度成为鲁国附庸。《说文》云：郕，鲁孟氏邑是也。春秋后期，郕君沦为鲁大夫，之后郕成为孟孙氏采邑。如此以来，鲁国和齐国围攻的就是郕国。前408年，齐国再度攻陷郕，郕君失国。前408年是鲁穆公在位时期，此时孔子早去世七十一年，那圣人遇荣启期于郕之野当在春秋时鲁孟氏邑。
《史记·周本记》说，成王即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荣伯系周武王时的姬姓贵族，其封邑约在现今的陕西户县西，这大概就是荣国了。荣伯之上是容公，《国语·晋语》说，（周文公）诹於蔡、原，而访於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孙吴韦昭注：周，周文公；邵，邵康公；毕，毕公；荣，荣公。荣伯活动于周成王和周康王时期，《史记集解》引马融的话说，荣伯，周同姓，畿内诸侯，为卿大夫也。之后，还有荣夷公、荣兑、荣叔。《春秋·庄公元年》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王姬归于齐。周庄王四年，即前693年，鲁国君主姬允去世，姬同继位，周庄王命荣叔赴鲁国追赐姬允谥号“桓公”。荣叔奉王命见鲁桓公，有功于社稷，受封为上谷大夫始迁于鲁，居郕邑，是为鲁宗之始。
西晋陆云作《荣启期赞》说：“值衰世之季末，当王道颓凌，遂隐居穷处，遗物求己。搠怀玄妙之门，求意希微之域。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而歌。”荣启期是春秋时隐士，字昌伯，卒于周敬王20年，即前500年。陆云作《荣启期赞》又说，芒芒至道，天启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论语·微子》说，逸民：伯夷 、叔齐 、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何晏集解：逸民者，节行超逸也。孔子生活在鲁襄公至鲁哀公时期，圣人离开鲁国与诸徒奔诸侯，缘于“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鲁定公与其“日则歌舞，夜则枕席”也是大过，这大概就是陆云所说的“王道颓凌”吧？《列子·天瑞》也记载了“荣启期答孔子问”，其二乐是“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圣人大言：“善乎！”
《咏贫士·荣叟老带索》说，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年迈的荣启期遁志山林，依然以绳索为衣带，且欣欣然弹奏琴瑟。陶渊明作《荣叟老带索》感慨，衣襟破烂捉襟见肘，藜叶菜汤常乏米粒，哪里是不愿穿暖和的轻裘？苟且获得非我所望。子贡复姓端木，名赐，所以陶渊明又说，子贡啊子贡，徒然能言善辩，只是其不能了解我的真心，那何谓“真心”呢？陶渊明作《凄厉岁云暮》说，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出自《荣叟老带索》，重华是虞舜之名，圣人治世，天下太平，所以《庄子·秋水》说，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如此以来，应该如何安慰陶氏呢？幸赖古时多圣贤！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与荣叟共鸣，避世而苛求贤良之情溢于言表！
陶渊明作诗不言荣叟之乐，将其所思所想也隐匿于诗句之中，其田园诗被唐人奉为“诗之根本准则”，《咏贫士·荣叟老带索》自然是上品。只是之于拙文来说，还是道得明白点好，《高士咏·荣启期》就说，三乐通至道，一言醉孔丘。吴筠是华州华阴，即今陕西华阴县人，唐代著名道士，性高鲠，少举儒子业，科考落第后隐居河南镇平县倚帝山，也就是今镇平北顶五朵山。吴筠作《高士咏·荣启期》所言之“一言”是一句话，也可以是一番话。《周易·系辞上》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列子·天瑞》也说，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女诫·夫妇》说，夫有再娶之义，妇夫二适之父，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系辞》一般是指《易传·系辞传》或《周易·系辞》，其中引用了不少孔子的论述，应当经过仲尼以后儒家的整理，却申明了圣人之道。综合诸多先哲之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前提应该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只是有论者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女人”应该是“汝”，孔子说的是有的学生和小人一样难以教养。如此说来，孔子倡导的“男尊女卑”与“天尊地卑”相对，尊是敬重，低俯是卑，也就是往下看，抛开引申义就是上下关系，转换成男女即内外之意，再说到男女的刚柔之别，自然与儒家提倡的“刚柔相济”之思想融合。遗憾的是，圣人之道被董仲舒演化成了“三纲五常”，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被“封建化”，至朱熹上升到理学就变成“天理使之如此”了。其实，孔子之说也好，董、宋之说也罢，之于后世的影响都十分巨大，评说起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是“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出自《尚书·牧誓》，此书相传是孔子编著，也有人怀疑是后人追记之作，可至少能作为荣启期二乐的“理论依据”。如此以来，孔子将女子与小人放在一起也就不是没有道理了吧？好在面对龟山吟唱“手无斧柯”的时候，孔子无奈，可其不孤独，遇到以“吾既得为男矣”为乐的荣启期也有了知己，此谓之大幸也！
《水经注》说，汶水又南径矩平县故城东，而西南流，城东有鲁道。鉅平县又名巨平县，古县名，西汉置，治今山东泰安南，属泰山郡。东汉时改鉅平县为鉅平侯国，三国魏复改为县，仍属泰山郡，北齐废其入博县。至于鲁道，《诗·齐风·南山》说，鲁道有荡，齐子由归。孔颖达疏：“言鲁之道路有荡然而平易，齐子文姜从此道而归于鲁。”高亨注：“鲁道，往鲁国去的大道。”《史记·鲁周公世家论》则说，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司马迁所言之“鲁道”就是治国之道，衰微自然不“荡”了 。至于文姜，乃鲁桓公夫人，春秋时齐国人，齐僖公之女。《列女传》说，文姜淫乱，配鲁桓公，与俱归齐，齐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干拉胸，维女为乱，卒成祸凶。鲁桓公执政时期，孔子尚未出世，只是至鲁定公时“鲁道之衰”甚矣，遂去周游，此亦谓之大不幸也！
《水经注》说，汶水又西合为一水，西南入茂都淀。淀，陂水之异名也。淀水西南出，谓之巨野沟。《水经注》说，（汶水）又西南径致密城南。《郡国志》说，须昌县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制养生送死之节，长幼男女之礼，路不拾遗，器不雕伪矣。秦置须昌县，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州城镇西，属薛郡。至于致密城又名殷密城，系上古城池之一，北宋晚期毁于地震和黄河泛滥。《读史方舆纪要》说，（前501年）夫子为中都宰，入为司寇，以冉伯牛摄宰事。只是《水经注》又说，巨野沟又西南入桓公河，北水西出淀，谓之巨良水，西南径致密城北，西南流注洪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