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别人不一样，这真是泛泛之谈，人和人之间当然不一样，可要真说不一样，除非你相貌出众、才华横溢、绝顶聪慧，不然，再不同，也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

我说的不同在于我有一本国家认可的中级精神病残疾证，说得太拗口了一些，就是俗称的有证的疯子。你经常可以遇到疯子，但细究起来，疯子毕竟是少数。对，我说的和别人不一样，更精确地说，只是和普通人不一样而已。

问题的焦点在于，作为一个疯子，我和普通的疯子有着许多本质上的不同，我大致可以认同普通人的行为准则，并且一直努力着迎合普世价值观，尽力地做像一个普通人的样子。

可惜，聪明的普通人总是一眼就看穿我的把戏，我再用力向普通人看齐、做出我认为的普通人的行为标准，也阻挡不了他们对我表演的嗤之与鼻，轻蔑的眼神里充斥着不以为然的怜悯。

我一直不服气，我的这张残疾证得来的有点牵强，住我隔壁的村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并非凭空捏造，毕竟，在太多的场合，我暴露了一个疯子所俱足的表象。比如，我会在头上播上一簇油菜花，然后光着脚在无边的油菜地里狂奔，沾染上一身的金黄，比如在早点铺抢两只煎团，转身就跑。

煎团……那是很久以前的美食了，我可以确定，我最后一次“抢劫”煎团也已是二十年开外。如今很少见到这种早点，人口流动大了，早餐点换了花样，煎饼果子烧饼这些以往在可庄很少见的东西成了主角。二十年前，可庄的早点摊上有煎团油条油面饼五行糕梅花糕……它们一大半渐渐式微。

那时的食材还是比较“干枯”，油炸的更能吸引人的食欲，包括这煎团，用糯米轧粉，和水捏成团，塞进肉糜，放油锅里煎成金黄。煎团的壳子香脆，馅鲜美，太让人馋涎。当然，还有其它油炸品，每一样都有着非凡的吸引力。

我根本用不着冒非常大的风险以非常规手段将煎团据为己有，父亲有零花钱给我，偶尔爷爷也会偷偷塞几毛钱给我，我完全可以凭此光明正大地享用煎团的美味，如果，父亲能有多余的时间对我表示些许温存的话。

可惜，母亲失踪没多久，憨厚讷言的父亲经由朋友介绍，出奇不意地和一个年轻的寡妇打的火热。

那个女人在可庄街上卖豆腐，颇有些姿色，但毕竟粗糙着，身上永远有股隐约的豆腐味。她对我还算和气，或者说是客气，没有温度的那种，这些都不重要，让我受不了的是晚上他们弄出的动静。

我家的条件不是一般的差，一共四间房，爷爷住西间，旁边是厨房，再旁边是堂屋，我和父亲同住东间，两张床再怎么摆也靠得很近，再小的动静也会把我从梦中惊醒。

那时我还在读小学，聪明伶俐，一点也不傻，被惊醒过来时，我就会想起妈妈来。

妈妈是个勤劳的农村妇女，除了庄稼种的总比别人家好，还会种许多蔬菜瓜果，把篱笆插得整整齐齐，养上一大群鸡鸭，在院子里欢蹦乱跳，还有一只黄色的大肥猫，特别懒，一大半时间在打瞌睡。

妈妈总带我到田地里玩耍，和我斗“官司草”（车前草）、挑荠菜和马兰头，找蝉壳，还会用镊子从枣树上夹下许多“红筋刺毛”（一种毛毛虫，通体碧绿，有几条纵贯红色细线），放在铁盆里用火烤。它们在盆中痛苦地扭曲着身子，嘴巴里吐出绿色的汁液来，我知道这虫子的厉害，看得汗毛都竖起来了。妈妈说，这些虫子躲在叶子底下偷偷蛰人，让人痒的难受不已，它们是坏蛋。

妈妈还会骑马，她老家有一匹金色的马，很大很大，油菜花开的时候它就会到我家来。妈妈经常会骑着它在菜地里飞奔，妈妈说，那马尾巴飞扬起来，真好看。但是我年级太小，一直看不到那匹金色的马，妈妈说，等你长大了，就能看到了。

妈妈经常会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比如去早点摊上抢两个煎团，凭那个烫了头发的特胖阿姨穷凶极恶地呵斥怒骂也不松手，围观的人陪着一起声付几句，然后各自啧啧着打圆场，对脸涨得通红的胖阿姨说，算了，她就是个疯子。

妈妈不是疯子，逃离那些气势汹汹汹的人群，她把煎团塞到我手里，说，小青，赶紧吃，趁热，香着呢！我噘着嘴巴不乐意，说妈妈没付钱，这煎团不能吃，还是还给人家吧！

妈妈把我搂怀里，说，傻妞，妈妈逗他们玩呢，你吃完了我就去给钱。

妈妈经常一个人逗他们玩，然后满脸通红地递给我煎团吃，她一高兴就乐呵呵笑不停，她的眼睛很小，一笑就眯成了一条缝。

偶尔她也会带上我，那些大人好像不喜欢和妈妈玩。见到我妈来，胖阿姨脸都绿了，连生意都不做了，站到那扇陈旧的木门前挡住妈妈，不让她进。但妈妈总是有办法突袭成功，哪怕挨上人家一扫把。

他们非说妈妈是疯子，又远远躲着她，很怕她的样子。

学校里的同学也说我妈妈是疯子，还说我是小疯子。我才不是疯子呢，我成绩总是考第一名，他们一定是妒忌我才这样说我坏话的，就像那些红筋刺毛，在人身上留个大包，让人又痒又痛地难受。

那年油菜花又开了，稚嫩地黄，肆无忌惮缀满了田野，映得人心痒痒。妈妈神秘地对我说，小青，今年金马没到家里来，妈妈要回你外婆家，把马骑过来，到时带上你一起骑马，你在家等着，可别告诉爸爸和爷爷。

妈妈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了，直到油菜结出绿色的窄长豆荚也没回来，爸爸和爷爷急了，求来大伯父，一起去找妈妈。

只有大伯父知道我妈妈老家在哪里，那也是我经年之后才知道的，在妈妈还不是我妈妈那会，是我大伯父带她到的可庄。

那时祖家还没有我，只有我爷爷奶奶加爸爸和姑姑四口人，祖家角来了个跑码头的，做弹棉花的生意，我爷爷是老实人，从局促的房子里腾出点地方让他安身，这一住就好多年，热络到几乎是一家人了。

时间一久，免不了说起我姑姑来。据说我二姑人长得漂亮，可惜脑子有问题，按可庄的说法叫菜花痴，三十多岁了还没嫁出去。

突然有一天，手艺人不告而别，同时失踪的还有我姑姑。

姑姑并不是爷爷的亲女儿，爷爷家里很穷，父母双亡，是正宗的老光棍。许是他生性善良，老天终于不忍心他孤独终老，给他安排了一段姻缘。

那年初冬，杨家桥边上的巨大泡桐上还留有几张枯萎许久的宽大树叶，和裂开的灰黑果实一般寂廖。爷爷一个人在家煮晚饭，不经意间从厨房后门望见杨家桥上站着位年轻的女子。

那女子穿着红色的棉袄，挎着个蓝条士布包袱，面朝河水许久没有动弹。

祖家角地处偏僻，人丁也少，很少见到陌生人，虽然那女子背对着爷爷，他也能确认不是村里人，心里奇怪，便多看了几眼。

然而就在爷爷转身舀水的一怱儿功夫，他听到了沉闷的水声，急转头，发现桥上的女子不见了。

杨家桥是我来经常梦见的桥，梦中我会看见奶奶站在厨房后门呆呆地望的那座桥，在梦中，奶奶不说话。

爷爷丢掉水勺，飞奔过去跳下河，慌乱地救起了奶奶。初冬的河水太冷，奶奶生了场病，高烧不退，在爷爷悉心照料下，许久才康复。

爷爷是个老实人，不问奶奶投河的缘由。奶奶也不说自己从哪来叫什么往哪去，也不提走的事，成天里发着呆。

这是个奇怪的组合，打开僵局的是我姑姑，刚开春，姑姑出生了。

姑姑和我爷爷没丁点儿关系，可爷爷这喜欢，明明白白地洋溢在脸上，终于奶奶也受到了感染，告诉爷爷自己叫小云。爷爷和奶奶商量小姑的名字，奶奶说，就叫小秀吧！

祖家的人名太过随便，我爸叫小狗，后来登记时把狗字换成了苟，我叫小青，就连我母亲也很随缘，叫小妹，不是一个小字不进一家门啊！

爷爷把小秀视为己出，因了小秀精神上的疾病，更添了几分爱护，甚至胜过了对后出生的父亲的宠溺。

小秀的失踪，无疑在我爷爷心头剜去了一块肉，他没出过门，对找人的事没一丁点头绪。我父亲继承了爷爷的老实巴交，一样地只在可庄四五里地面里转过。

就算出过门又怎样？那个弹棉花的手艺人留下的线索极其有限，只知道他姓张，好像听他说起过老家是苏北海门人。

就想到了大伯父。

我有许多空降的亲戚，这和我奶奶嫁给爷爷之前的颠沛流离有关，并且和失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像我姑姑如何变成我二姑、我伯父怎样变成我二伯一样，我可以学说书先生，暂且不表。只说我大伯父听闻后，带上我父亲一起乘轮船到了苏北，踏上了漫漫寻亲路。

海门是个县，茫茫人海，凭姓张的弹棉花汉子和痴呆的小秀这点线索找人，谈何容易？只是漫无目的地瞎逛而已，十来天过去还是一无所获。

大伯父也泄了气，说还是回吧！我父亲没什么主见，当然只有答应的份。临走前夜，听到附近有锣鼓之声，很是热闹，原来隔壁的小学操场上有马戏表演，还是不要门票的。

土场上，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穿着黄色练功服在骑马，那马浅栗色，瘦得只剩皮包骨了。小女孩手中拿着几个小铁环，半边身子挂在马鞍上，往场地中心的木桩扔铁环，堪堪套中，那铁环在木桩上呛啷啷转圈，引来一片叫好声。身边有个高瘦女子穿着薄棉袄兴奋地手舞足蹈忘了形，倒像骑马的是她一般，也真巧，一脚重重踩中我父亲足背，父亲吃痛，哎呀喊出声来。

父亲有点着恼，大伯父却打起圆场来，熟络地问那女子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有没有男朋友？并使劲踩我父亲的脚。终于我父亲开了窍，仔细打量起那女人，圆脸，眼睛小了点，但笑起来很可爱。

她说她叫小妹，她说她不知道几岁了，她说她没有家……

后来，兄弟俩把小妹带到了可庄，登记户口时加了个袁姓，因为看马戏的那地名叫袁灶。

小秀走失，祖家却因祸得福，解决了我父亲的婚姻大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