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始终是权利与权力的对话，那么是否真正能实现“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是需要讨论的话题，我曾经从传媒政治学的角度写过一篇这样的论文，而胡泳老师的著作则是从“公私”的角度更深刻的讨论了这个话题。
第一章“公私之辨”，原始区分认为公与私是一个等级秩序分明、相互对立，公优于私。而在之后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这种秩序遭到了质疑，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密尔：密尔无疑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主张意识的自由、个体性的自由、以及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而这一切都基于“只要不伤害他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密尔主张公私领域必须区分，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密尔认为社会与个人各有定位，各得其所，让社会的归社会，个人的归个人。但是他忽视了人的相互依存，社会是构成个人不可或缺的条件。
阿伦特：阿伦特是古典共和主义的代表。他认为人是政治性的动物，而公共领域是属于政治的，所以不能把公共领域与个人自由对立起来。政治是人类自由至高无上的场所，这是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政治是人类行动以及人类多样性的最高体现，这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观。因此，阿伦特捍卫的自由是政治共同体的自由，当私人领域的扩张侵吞了公共领域，主张保护公共领域抵御私人领域。
市民社会：众多学者认为，社会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产行为、交换行为和消费行为的总和，它有着自己的内在动力和自主性规律，于是提出了“市民社会”的概念。黑格尔所认为的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地带。在家庭之中，人并非真正成为人。一旦走出家庭，置身于市民社会，纯粹是作为个人行事，因而市民社会就是成为出于共同需要而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社会。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黑格尔的概念，并把市民社会所结合的关系几乎约为经济领域的关系。其观点忽视了家庭、自愿组织、专业集团、传播媒介等其他社会形式也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因素，把国家看成社会冲突的舞台，忽视了国家机构改变其内外情境的能力，主张国家消亡，而不是对国家的民主改造。
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称为“私人走到一起形成公众，准备驱使公共权威在公共舆论面前使自身合法化的论坛。”公众舆论作为这一领域的终极权威，被看成思考的个人通过持续不断的公开讨论所总结的普遍理性。在公与私边界模糊的时代，哈贝马斯试图寻找民主的公共话语形式，寄希望于“系统”与“生活世界”，并把关注点从公共领域的制度性建设转移到言语中普遍存在的有效性要求上。哈贝马斯对于“理想的语言情境”的追求，看似是康德式的追求。
第二章提出了共有媒体的概念。作者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称为“共有媒体”，包括：电子邮件列表、讨论组、聊天、博客、播客、维基系统、社会性软件与虚拟社区、协同出版、XML联合、对等传播、视频分享、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随着共有媒体的出现，大众媒体开始逐渐呈现着“解大众化”的趋势，向“乱众媒体”转变。因此大众媒体背景下的“新闻组织、新闻记者、新闻产品和受众”面对新技术都被迫做出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反应。所以，从网络的角度来看，将会出现两个互联网，这是一种寡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奇妙混合。一方面，大媒介在网上占据数个要地，集结大量受众，大型跨平台新闻组织使用先进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随需订制的新闻，可能比今天做的更好。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开放的互联网，积极的公民、草根组织和博客利用他们自己的阵地发起监督既有体制的运动。而互联网将为两者同时提供空间。
第三章讨论网络上的个人空间与语言表达。以共有媒体为介质的存在，人们在现实与虚拟之间存在多重认同，甚至是真实自我的迷失。人们在浩若烟海的信息中，相互交流、相互沟通，既熟悉又陌生。互联网时代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人们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取看客们的注意力，甚至是披露自身的隐私，从而延伸出个人对自我的崇拜与自恋文化。互联网中的隐私也涉及到公共领域的公私之分，隐私的界线逐渐模糊化，没有了隐私也就没有了道德规范的底线，众多的网民生活在暗影之中。
第四章剖析了网上的公共讨论。共有媒体塑造舆论，而这些舆论代表了谁？作者通过统计学的分析方式，为我们勾勒了中国网络社区用户的基本特征。男性，30岁以下，有5年以上网龄，教育程度和收入均较一般互联网用户为高，主要是普通职员、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较一般用户更多使用互联网，通过网络社区寻求生活乐趣和更好地开展工作；他们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积极投入到网络讨论和自我表达之中。
在网络社区讨论，存在两大阵营，一个是发言区、一个是潜水区。发言者的统计肖像是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未婚男性。经过统计分析，网络讨论的内容并非公众舆论的映像，网络讨论者也不能够代替一般公众。同时，网络讨论也会因为匿名、网络责任感、平等性、男性主导的文化形态、以及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因素而影响。
第五章作者通过描述共有媒体公共空间的私人化与私人空间的公共化这两个平行发展的特征，使网络环境公私混杂，并且这种公私之分将会成为一个动态的、辩证的妥协过程，被人们自身的期待和体验以及他们与之交往的人和期待和体验所限定。同时，作者指出，为什么在共有媒体的运行下公共空间私人化与私人空间公共化的原因所在，因为在共有媒体中，受众即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受众参与新闻制作的过程中，成为了其中的生产方与消费方，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对立。
在这种情景下所构成的公共领域呈现出一幅大小有异、互叠互联复杂镶嵌图。互联网在这种系统中，呈碎片化的趋势。正如书中所说“互联网，让无声的中国有声，千言万语，再汇不成一句话”。因此，作者提出了实现公共领域理想的几点方式，即营造社区归属感、灵活决定匿名政策、保持平等、鼓励慎议、培养良好的公共话语等。
第六章主要分析了互联网对于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的促进作用，以及建立过程中面临的障碍。指出了与那些相对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国家相比，互联网在中国的政治功能存在较大的不同，它不可能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但它可以增进建立在公共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资本，导致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和壮大。
最后，作者强调，中国公共领域的真正实现，取决于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和壮大，以及政府对民主政治的切实追求。但是我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网络中的公共领域和政治慎议是否可能，二是网络民主是否能改变中国，也就是围观的力量性和暴力性什么时候能够平衡用，当我们用权力审视权利的时候，我一定要问，非理性的网络民意是否良性作用于政治现代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