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芸芸众生仍然只在关心自己周围的事物并为此争论不休时，他却站在理论的高度，俯瞰一切，冷眼观世界。

当人们整天地抱怨网络上虚假信息太多、网络上的讨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美好的时候，他却一针见血的指出“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幼稚和偏激的言论，批判情绪还没能上升为系统化的思考，网民也没有养成通过理性讨论进行判断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当我们还在为自己在网络上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又发表了一条众人点赞的状态而洋洋自得、欣喜不已的时候，他却在10年之前就预言了《网络为王》，并且成为最早一批研究并推动数字化改变中国的人。

胡泳，中国最早的对数字技术的研究者以及推动者之一。从1995年开始“痴迷于一切和网络有关的东西”，逢人必谈“数字化”，因此人称“数字胡”。曾出版《网络为王》、《数字化生存》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一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加修订而来，到此书付梓之日，距离他最先开始接触网络已经有十几年之久，而在这十几年中，中国的网络、数字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要表达的那样，最开始认为数字化一起都是好的，数字化会带来中国的巨大变革。而今，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的确日新月异，但数字化和互联网并没有像最初想的那样十全十美，许许多多的问题也在不断地被发现。从现实生活到虚拟空间，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进步是巨大的，但问题仍然存在。互联网真的能够改变中国吗？这是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节提出的问题。或许我们都需要冷眼静心地观察和考量一下围绕着我们生活的互联网。

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可以被视作一本对互联网上新兴媒体以及新的媒介技术的普及和介绍。例如，文中有博客、博客、维基系统、P2P、社会性软件等一系列互联网中新媒体的介绍。这对于身在互联网中，麻木、被动地使用互联网的部分人来说，无疑可以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互联网的发展变化，摆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引导他们从专业的视角来看待互联网技术。但对于专业的研究者而言，就绝不仅仅限于对新技术的围观。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共有媒体”，他用来统称以上所说的新媒体和媒介技术。他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称为‘共有媒体’”[1]。而全书的其中一个重点便是“共有媒体”对公私领域的界定和重构。在此之前，作者详细地评述了“公私之辨”的一系列概念和研究，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理论和哲学基础，也是全书的另一个重点。

一、“公私之辨”

从古代社会与自由主义的不同视野，到阿伦特古典共和主义视角下公共空间中的人类活动；从黑格尔到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再到哈贝马斯的理想情境；以及密尔、博比奥、罗尔斯、马克思等人，作者对他们的观点信手拈来，并且对这些人的理论和言谈随时运用到后几章对“共有媒体”和互联网在中国的研究中。每个理论家对“公”与“私”都有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主张，但作者指出本书旨在使用公民共和主义框架，“来分析在新的共有媒体中，传统的公私两分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如何在社会变化和政治辩驳的双重压力下被重构”[2]。那么传统的“公私两分”是怎样的一种情状？在最开始的研究中，公域和私域有严格的区分，有学者把私域等同于家庭生活，而公域即是城邦。这种二元的分割法在之后的研究中被众多学者质疑，认为公域应该是独立于家庭、国家的第三空间，即市民社会。

对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辨别，在笔者看来，作者认为“公”与“私”的界限历来存在着模糊和争议，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虚拟空间，始终没有做到严格的“公私分明”。但其实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者都必须存在，两者互为条件。如果没有私人领域，个人的隐私和秘密公之于众，暴露在大众的目光之下，接受众人的审视和考察，那么个人将失去安全感，找不到庇护之所。如此，公共领域的基础不稳定、构架不坚固，极易崩塌和毁坏。而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全是个人隐私，那么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联系和关心，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和孤立的，社会也难以维持和继续下去。

至始至终，学者们的研究对“公私之分”都莫衷一是，但要肯定的一点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当私人组织越来越多地获取了公共权力、同时国家侵入了私人领域时而开始的”[3]。而“共有媒体”的出现，开始对公域和私域之间的制衡产生新的张力。

二、“共有媒体”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依附互联网产生的一系列媒介技术如雨后春笋，但“共有媒体”的蓬勃发展，确切的说是在Web2.0时代来临之后。Web2.0时代最重要的是用户与媒介之间的交互和参与，即人机互动。用户不再是单纯地接收信息、被动地使用互联网，而变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生产互联网上的内容，从消费者到生产者进行转化。当用户可以自己在互联网上生产内容之后，网络上的林林总总开始不受传统压力的束缚，从“过滤-发布”变成了“发布-过滤”。这也体现了即时性是互联网上的媒体优于传统媒体的一大特点。

当人们可以在互联上通过“共有媒体”自由发言的时候，在异于现实社会的电控空间（cyberspace，本意指一种能够与人的神经系统相连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产生的虚拟空间）里，公共领域初现雏形。“共有媒体”从本质上来说是公共的，用户共享、资源公开。但这些“共有媒体”里又允许一个个单独的私人空间存在。例如，用户在某个托管博客网站上注册了一个用户名、开辟了一个博客空间，那么这个空间是属于他自己的，是私人领域。但这个空间又是对外开放的（在用户不设密的情况下），因为它被放置在一个公共平台上。既然这样，如果用户在公共平台上的个人博客空间里发表私人的事物或者是对政治、社会的讨论，那么这些事物是隐私还是公开的？“共有媒体”存在的这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使得公共空间私人化以及私人空间公共化的矛盾难以调和。由此催生出了一些颠覆传统价值观的事件或者“明星”，如木子美、流氓燕等人，以在博客上发布自己裸照为荣。然而，一部分网民却随之狂欢，认为个人表达竟然能够如此自由、不受束缚，俨然成了企图颠覆历史和传统的“革命斗士”。但这与网络文化建设，网络和谐氛围以及年轻一代网民的价值观形成有何益处？作者认为“必须维护公开和隐匿两者间的藩篱，否则，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必然遭受扭曲与摧残。”[4]

“共有媒体”上的讨论能否真正地形成公共领域呢？作者对网络使用者进行了统计学肖像的描绘，发现，中国网络社区用户的基本特征包括如下几项：男性、30岁以下、有5年以上网龄、教育和收入均较一般互联网用户为高，主要是普通职员、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从这个统计学肖像可以看出，网上讨论和发声仅能代表一部分的公众，并且“沉默的螺旋”现象仍然使用与网络用户。所以，“共有媒体”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塑造的确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私有领域的消解也在相伴发生。公私边界日益模糊，对隐私权的保护也成为用户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作者认为要通过“共有媒体”建立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也不是没有可能，需要解决的如下问题：营造社区归属感、灵活决定匿名政策、保持平等、鼓励慎议和培养良好的公共话语。

三、互联网改变中国？

作者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辨别到“共有媒体”对公共领域的重建，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前面所有的分析是互联网发展趋势和问题的审视，而作者最后的落脚点仍然停在了中国。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结构复杂，没有民主基础，人民在威权主义的制度下对政治和社会似乎呈现出一种鸦雀无声的状态。中国的公众不是没有言论，而是没有机会有也不敢有。如前所说，互联网十几年飞速发展，那么互联网在中国以及中国公共领域的构建上也能起到相似的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现实社会中的言论如被大坝拦在上游的河水，波澜不惊、风平浪静；一旦大坝开闸放水，有了互联网、“共有媒体”这些出口之后，这些水分子便喷涌而出，势头惊人。正如作者所言：“与那些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国家相比，在对政治自由有严重限制的国家中，互联网的政治作用存在较大的不同。”[5]直观看来，在这些国家，互联网的政治作用更大。互联网的匿名性、即时性、“发布-过滤”等特征让广大的中国公众重拾了信心，认为互联网是对自由天性的解放，人人都有话语权。不得不承认，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网络反腐、政府信息透明化等事件表明了舆论和公众的力量。虽然“共有媒体”给了中国公众这样一个出口，但来自现实的压力仍然强大。所以中国真正公共领域的构建也是任重而道远。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一书出版于2008年，距离作者1995年首次接触互联网已经13年，而距离当今又远了5年。但是，我们今天再来看这本书，仍然有常读常新之感，即使是几年前作者的观点，现今仍然适用。当我们跳离现实生活从理论的角度来审视如今的新媒体：微博、人人网、开心网甚至Facebook、Twitter时，仍然发现作者的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只是作者已经把当初对数字化、互联网满腔的热血慢慢沉淀，开始冷静的考量巨变中的网络与现实社会。

[1]胡泳：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2]胡泳：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3]胡泳：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4]胡泳：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5]胡泳：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