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到一所中学当老师。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我却感到暗无天日，一切只因为遇到了那样一个校长。

我去报到那天，办公室的同事正在议论他，说这个人非常厉害，让人闻而生畏。很快，我便亲眼见识了他的威严。那应该是开学初的全校职工大会，他站在主席台前，以目光扫视全场，一股不寒而栗的气息传遍每一个角落。几个主任讲话时都要看着他的脸色，老师们则只在他笑的时候，才能跟着笑一下。主任讲完之后，他做总结发言，从教导处到总务处，神情冷峻地历数种种问题，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丝毫没有结束的意思。偶尔有人在下面有点小动作，他便直呼其名，加以指责，所有人噤若寒蝉，煎熬地等着他把话说完才能散场回家。

几乎没有人敢忤逆他的权威，一个年轻老师不知深浅地顶撞了他，结果受到指名批判。后来学校连续几天召开聘任大会，当时的说法是聘任制改革。大家都很紧张，生怕自己落聘。最后的结果是，全体教师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在原来的位置，只有那位顶撞他的老师变成了“待聘人员”，整整一年没发工资，还不许他不上班。那位老师被整得垂头丧气，郁郁寡欢，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直待校长彻底消气了，才让他重新上岗。

他很善于以改革的名义达到某种目的。比如根据工作业绩把教师分为三六九等，再把效益工资收归“国有”，按三六九等重新分配，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样学校没多拿一分钱，便达到了所谓奖勤罚懒的目的，俗称“打破大锅饭”，雅称“优化分配方案”。让人想不到的是，改革方案中有一条关于补课费发放的新规定，引发了一场校园风波。

原来我们学校每周末给学生补课，学费之外另收补课费。教师每补一节课给四块钱，半天四节课可以挣十六块钱。教务处主任拿着小金库的钥匙，每到月底便发给每人一个小信封，那是让人很感温暖的一笔收入。改革之后，补课费换算成工分，不发现钱，年底统一结算。谁都知道，这是以改革的名义剥夺我们的合法收入，将它稀释乃至消灭于无形之中，否则他何苦要发明那么一套复杂的计分系统。

按理说这样的制度很难得到教师们的认可，但他善于以民主的名义达成自己的目的。方案表决时，他在台上宣读完毕，然后眼盯着大家，说：“同意的举手。”自己先举起手来，然后开始扫视台下。没有人敢不举手，低着头把手举起来。他知道有人不情愿，没关系，他只关心结果，点数完毕，便宣布：“好了，全票通过。”

新规定说到做到，周末的补课一切照旧，只是月底的信封不见了。几个星期下来，不满的情绪开始在底下发酵：“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补呢。”“补也没用，见不着钱。”……这样的声音由窃窃私语慢慢汇成了洪大的主旋律，终于在一个周五放学前的最后一刻，不知由谁发起，罢课运动如地火般地燃烧起来。一个串联的老师找到我：“明天有你补课吧？大家说好了，都不来，你还来吗？”我抬起眼四下看了看，斜对座的中年女老师淡淡地说：“我也不来了。”我意识到自己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一场群众运动之中，意识到我们在创造历史，当然我也意识到我将会面临一种可怕的命运，然而我却别无选择。说实话，我从小怕官，自己根本没有勇气与校长对抗。但现在我感到另一种力量的鼓动与胁迫，如果我拒绝，同样会成为众矢之的，更何况我也对校长的新规定充满反感。所以我始于怯怯而终于坚定对串联者表态：“那我也不来。”为了斩断自己的藕断丝连，我干脆在放学之后立即离开了学校。

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睡着，我感受着一种预期性的恐惧。我眼盯着黑暗的虚空预想此事的后果，想着应该如何面对校长的质问，设计了各种说辞，又一一被自己否定。

第二天上午学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后来才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大清早，红鼻头的教务主任一如既往地到各班去查岗，上课铃打了好长时间了，每个班里学生都乱成一团，只有一个教室里有老师上课。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想找谁都找不到，用他自己的话说：“可了不得了”，于是他赶紧打电话向校长报告情况。校长是打车来到教室现场的，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周一的上班日到了。所有人都知道，该过堂了。原来大家的想法是，天塌下来大家一起顶着，然而校长懂得各个击破的道理，把缺课的老师逐个叫去问话。每个人从校长室回来都沉着脸不说话，别人也不好问什么。只有斜对座的中年女老师表情轻松，因为她自己没来，找别人代课了，就是唯一没有罢课的那个班级。这种安排不能不说非常精巧，既没有得罪校长，也没有得罪群众。瞬间我有一种被人耍了的感觉，慢慢地对她升起了鄙视。

终于，轮到我去过堂了，一个老师从校长室回来：“张生，让你上去呢。”我算知道什么叫硬着头皮了。心悬在半空，扑通扑通的，却又总落不下来。我推开校长室的门，校长正坐在办公桌后打电话，旁边站着两个主任。校长看见我，狠狠地瞪了一眼，眼光就像两把刀，直抹过来，我的勇气瞬间便痿缩了，我知道任何撒谎都没有意义。电话那头似乎是教育局的人，校长的语气颇为和气，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他一放下电话，便直接盯着我：“说！怎么回事。”两个主任也把眼光聚在我身上。关键时刻，我知道我首先要自保。我说我是一个年轻教师，别人都说要罢课，我也不敢违拗大家的意愿，只能是跟着。我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自然也明白。“谁组织的？”校长问。我意识到这是逼我出卖同志，我感到一种出卖良心的逼迫。按说我根本不知道谁是组织者，但如果说我不知道他们肯定认为我态度不老实，如果一定要出卖一个人该选谁呢？“说吧，哪说哪了。”教导主任说。我沉吟了一下，说出了那个斜对座的中年女老师的名字。校长说：“好，你先下去，叫她上来。你给我写个检查！”

调查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揭发和举报在四下漫延。每个人都被别人举报，每个人都举报别人，最后连校长和主任也都糊涂了，弄不清到底谁是组织者。不过，原来作为统一战线的罢课联盟彻底瓦解了，两位女教师在办公室里指桑骂槐地对骂起来，所有人都清楚是怎么回事。

终于，算总账的时候到了，周三下午是例行的政治学习，校长在会上暴跳如雷，甚至几次粗口：“还反了你们！你们想怎么着？有本事你们把我告到教育局去，对我有意见你们可以让我走人！我们学校离了谁都一样转！”谁都知道，这话的本来意思是“对我有意见的话，我可以让你们走人”。直到他把火撒完了，临到最后，才故意缓和了一下语气：“我们大家也不要把这事看得太重，哪个学校没出过点事情？咱们也别当回事似的往外说。真正传出去的话，对谁也不好，再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我们总结他的意思，在内部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整，对外面却要尽量减小影响。

然后就是写检查了。我知道白纸黑字落下去，这就是我一生的污点，但又不能不写，那么如何措辞就让人煞费苦心。以最曲折的笔法表现最直率的真诚，一边表现一边遮蔽，凡门都是墙，我也真是绝了。出卖了那个女同事，尽管我觉得是她咎由自取，依然感到于心不安。我不能再出卖他人了，所以检查中只用代词“那些人”，而绝不出现具体的名字，至于“那些人”是哪些人，让他们自己想去。我尽量把自己说成是被动的胁从者，并对影响无辜的学生而感到愧悔万分，保证以后一定远离是非之地，清清白白地做人，让校长放心。最后签上名字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盖棺论定般的屈辱，终身耻之。太史公说：“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一生中有这么一笔，便如曾经刺配的囚徒，尽倾三江五湖之水，也洗不去那屈辱的污痕。无论以后如何月白风清，岁月静好，亦不过是强颜耳。

后来校长也明白了，罢课活动实在是激于民愤的群体性事件，根本找不出一个真正的组织者，所以最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鲁迅说，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吧。是的，忘却的救主自然地降临了，没有人再提那件事。但宇宙间任何一事的影响都是永不消失的，经过这次风波，教师们都变聪明了，对群体抗争彻底丧失了信心，还是老老实实地当个顺民吧。好多人心里计算着时间，毕竟自己年轻，总能熬得过他，能熬到他退休离开这所学校的那一天。

但我不想这么熬下去。一九九九年秋天，经过几年的卧薪尝胆、忍辱含愤的挣扎，我离开了那个学校，来到了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原来只要见到校长便发怵，从离开学校的那天起，我却再也不怵他了（而别的老师还要等到他退休之后），甚至他来到北京，我还要请他吃饭，把饺子送到火车上，不是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校长，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与我人格平等的曾经的同事，我甚至开始有点欣赏他那种血气淋漓的真性情了。慢慢地我想明白了，让我们发怵的不是校长这个人，而是他手中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被体制异化的悲剧人格，在那个环境里，他的绝对的独裁导致了绝对的孤独，尽管他偶尔也会做出点亲民的举动，拍拍下属的背什么的，但每一个被拍的人都感觉如芒刺在背，他也应该能感受到那种表面的亲近与热情背后的距离与冰冷，这在他失去权力之后当感受更深。

多年之后，我成了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偶尔有人会对我说：“国家民主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过自己的日子就行了。”我总是告诉他，民主与否绝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问题，体制是有机的，它会全息地渗透到每一个器官组织之中。在集权体制之下，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小王国，每一个小王国都有一个土皇帝。在这种体制之下，得罪了土皇帝，你就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政治不是居庙堂之高的宫廷大戏，它实在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我之所以旧事重提，也是因为它是中国历代民变的一个校园版本，所以我更倾向于对它进行政治学意义的思考。只是我不知道如何给它命名，于是从别人那里借来了“风波”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