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到民族学，师姐为我推荐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于是对费老做了简单的了解。1910年费孝通先生诞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这就为他以后的求学之路提供了强力支撑。如果说弃医从文是顺应时势发展，那么坚定走学术道路，志在富民则是他毕生的选择。初识他是在民族学、人类学的入门课中，便知他著作等身，名扬四海，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是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田野调查不惜舍身逆境，20多年间就七下甘肃定西、30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足迹遍及祖国；同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为社会学说几句话”、“再为社会学说几句话”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演绎了中国知识分子“文能书四海，武能戍家国”的崇高理想追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费孝通先生也为今日中国社会学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勾画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的蓝图，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为解决社会问题、医治社会疾病出谋划策。费老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在他的身上，饱含着爱国主义的情怀。他的《乡土中国》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他的《江村经济》让世界从不同角度定义中国的生产方式。他“行行重行行”，怀着一颗“志在富民”的仁心，总结出了包括“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在内的多个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包括浦东、黄河上游、南方丝绸之路在内的多个区域经济的布局和发展。在中国的江南，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之一，这是费孝通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份巨大财富。原北大校长周其凤评价说:他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他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思考、他的“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世界设想，都将指引着我们坚实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此之外，他还是法制建设的推动者，更是怀有“天下大同”家国情怀的热血青年。  20世纪30 40年代 由于兼任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两校的教授以及当时政治局势的紧张，费孝通先生不便直接参与实地调查，所以更多时间从事讲课和写作。当时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使他个人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而他又在 1940 年成了一个孩子的父亲。租赁住在呈贡的农村，楼底下就是猪圈，生活十分艰苦。因之，他不能不在固定的薪金之外，另谋收入。《乡土中国》正是写于这一时期，具体写作时时间为1946年。

      20世纪30 40年代 由于兼任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两校的教授以及当时政治局势其生存的压力之大，我们无法想象。除了衣食之忧，还有人身的安全，那个时代真是一个“天下之大，却难以安下一张书桌”的时代！费孝通先生的住处就曾遭受过日军空袭，就是在那风雨飘摇的时代，费老仍然弦歌不辍，最后在西南山村猪圈的棚楼顶上，于如豆的油灯下，写就了不朽的学术名著《乡土中国》。《乡土中国》连载于当时发行量极大、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世纪评论》杂志。张冠生编著的《费孝通传》称：1947年《乡土中国》结集出版，初版发行3000册，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此后半年里，加印的《乡土中国》平均每月发行2000册；费孝通为此“收到了从高中生到工厂主等广大群众的来信”，美国的《时代》周刊更是称费孝通是“社会学教授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时至今日，《乡土中国》的学术地位依然没有遭到动摇，其学术价值也广为一代代的社会学家高度肯定。北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先生于他近年写的《评说费孝通学术与人生》一文中这样评价费孝通及其《乡土中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高校社会学研究生入门考卷中最常见的名词解释是‘差序格局’，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学教授和学者们认为，《乡土中国》中的这一术语是中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乡土中国》这本书共十四章，探讨了差序格局、男女有别、家族、血缘和地缘等，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至于写《乡土中国》的动机，费老在这本书的开篇如是说:“我当时在大学时讲课，不喜欢用现成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正是费老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才造就了今天民族学人类学领悟这一学术著作！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成为费孝通研述一生的大课题。费孝通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27次回访家乡江村。他研究中国的穷人主要是农民，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路。他关心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关心农产品流通和农民增收问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借“乡村社会学”之名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决心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同时也是对故乡的情怀。张嘉佳说“在大多数人心中，自己的故乡后来会成为一个点，如同恒古不变的孤岛”费老并没有让自己的家园成为孤单，反而在学成归来后努力工作，于每一次田野调查中让它焕发生机，熠熠生辉。

        这本书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乡土本色”，乡土本色是全书的开篇，也是全书的基础。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基层”，“社会”，“乡土”。费老从“土”字入手，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直指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内核，将中国社会的基层定义为“乡土性”。这种“乡土性”包含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而在这片远东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二是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三是“聚村而居，终老一乡”，感觉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以至于学者们可以通过当地的墓碑来重构每家的家谱。用的来看，这一章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人在土地不适宜的地方依旧会尝试种植”，靠地而生似乎成了中国乡下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习惯，无法改变的；费老在书中也提到过他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曾说过: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我们的民族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首先呢他肯定了我们的泥土文化有过光荣的历史，我们封建社会的科技创新文化进步，直至今天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他又说“因为骨子里植根于泥土，因此很难飞向天空。”华夏文明起源于泥土不假，但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摆脱我们的“泥土性”，开放思想，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其次现在我总算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在离开祖国，远赴他乡时装一捧故乡的泥土在身边，因为这泥土不仅养育了我们，还是我们对故乡的一个念头。二是“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这也是造成中国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的一大重要传统，但这种不流动性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来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某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这种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仅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且对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乡下的社区可以是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也可以是拥有几千户的大村落，无论社区或村落大小，同一个村落或社区里的人们是互相熟知，互相了解的，但不同村落或社区的人们就不好说了但这种不流动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曾经，在经历过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难之后，人们依旧会选择在废墟上重建家园，从不曾想过要背井离乡，移居他乡。 而在当代中国则有了一个新的有意思的现象:大批的农村人争先恐后移居城市，只留下妇女、老人、幼童等留守乡村。从此城市中多了一类人，他们叫农民工，也让农村中多了一类人，他们叫空巢老人。这就说明即使中国社会世代定居是常态，可是却不是不存在流动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耕地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越来越少，与此同时生长在土地上的人却在不停地繁衍生息，这就完成了同等多的土地上人口增多，达到饱和后剩下的人口肯定是要另辟他路的。我觉得这和“乡土本色”并不冲突。以前，乡下人黏在土里，是为生计忙碌，现在，乡下人埋在钢筋混凝土中，还是为生计。这里他们的乡土本色体现在他们于劳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的质朴，尽管在现代社会这种生活状态会有点迫于生计的无奈意味，但这种质朴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刻在在骨子里的良好品质，我们不应该随便遗弃，更不能因工作环境的艰苦而对在在城市中漂泊的农民工兄弟有太多不友好的态度。

      对于《乡土中国》这本书，我其实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读到它。它的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对于乡土社会的总括和介绍、探讨人与人的关系、揭示维护社会关系的原理、谈论社会的变迁。可以说是从根源上面详细点出了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土气。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大概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相关内容吧，主要是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礼治秩序，乡土中国礼治秩序的核心概念是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人治，是礼治，原因在于安土重迁产生的是对传统经验的尊重。近年来，中国一直把“法治社会”当做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之一。关于什么是法治社会、中国现在是什么社会的讨论络绎不绝。在读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尤其是对《礼治秩序》的讨论后，我感受颇深。我认为当代中国是集法治和礼治为一体的人治社会。尽管社会中通常会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的现象，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是很清楚的。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上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即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因此，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还有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除此之外我还想说，中国现代社会是从乡土社会发展而来的，所以现代社会会有更多的礼治，而缺少法治。从礼治到法治的转变，是一种文化的转变，是人们行为方式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当权者需要转变，广大社会人民也需要转变。当权者应该提高法律意识，不断地摈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必要的人情礼节。广大社会人民也应该走出传统文化中礼的藩篱，敢于冲破礼治观念的束缚，使个人行为方式法制化。因此，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读这本书，去了解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 这本书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学、人类学都意义重大，马林诺斯基教授就曾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计划性的领导管理向市场化的法制管理的转型期，已然与封建时代的乡土社会相去甚远，但是今天社会上出现的很多问题，权利腐败、人情关系、固步自封的心态，都带有一些乡土社会的残留。同时，在急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也丢失了很多优秀的传统，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乡土中国》，仍能次引起人们的思索，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非凡！

      读完这本书，我总算能明白为什么之前有一位老师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也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中国愿选择庭下和解而不是选择法律来维权，更能明白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社会为什么会有世世代代的放羊娃和庄稼汉……这些都源于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虽说这种乡土本色难以在短时间内褪去，但我更希望我们可以持之以恒的推动“文字下乡”，让更多的农村孩子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也要坚持做好“双减”工作，减轻城市孩子的负担，让他们解放天性，也可以毫无顾忌的开心玩耍。通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提高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素养，这将会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