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去看了期待已久的电影《路边野餐》，这部低成本的独立电影只上映十天，因为排片太少，我在炎热的夏日里往返四十公里才看到了这部影片。
四十座的影厅，观众大多集中在后三排。第一排只有一个人，第二排有我和一个陌生人。
电影是造梦的艺术。灯灭了，时间停驻，梦境开启。
山与雾之间的贵州凯里，充满氤氲气息，天气阴阴沉沉，灯光昏暗闪烁，小男孩卫卫被爸爸锁在家里，留下一盆面条。我想起我干燥炽热的西北小镇，阳光明明晃晃，尘埃无声弥漫，爸妈还没下班，我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写好作业。
陈升是小卫卫的大伯，他会开锁，解救了卫卫，带他去吃粉，带他去游乐园，带他去找爸爸，他的爸爸不情愿地从牌局中抽身。我想起十二岁的某天和同学去公园玩蹦床，天快黑还没回家，妈妈找不到我，骑车在小镇上穿梭，终于看见我时她跳下车，说你这孩子跑到哪里去了这么晚不回家。
陈升爬上山去，去祭拜母亲的坟头，却发现墓碑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他沉默地疼痛，耳边传来丧乐声、哭喊声。我想起姥爷葬礼之后的夜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酒，舅舅们讲起姥爷以前的事，淡淡的，平静的。
小卫卫对钟表有些执念，他在胳膊上画手表，在墙上画钟，愿意离开爸爸离开凯里跟着钟表匠去镇远。我想起我的小时候，也常常和小伙伴互相在手腕上画手表，似乎有个手表就能掌控时间，似乎戴上手表就能快些长大。
陈升踏上了寻找小卫卫的旅途，他踏上一列绿皮火车，穿行在雾气朦胧的天地间、狭窄无光的隧道里，火车摇摇晃晃，如梦似幻；我想起十九岁时第一次独自远行，坐四十个小时的硬座一路南下，看着车窗外的景色由广阔的戈壁变为密集的农田，由光秃的山头渐变得葱葱郁郁，有种别样的感觉从心底里升起，让我铭记至今。
陈升途径一个如梦的地方，荡麦，在这里他似乎进入了时间的怪圈、恍惚的梦境，在这里他遇见另一个卫卫，又似乎遇见死去的妻子。42分钟的长镜头就从这里出发，一路尾随陈升，陈升坐在卫卫的摩托车后座，沿着盘山公路打转，沿着村庄小路前行。卫卫带陈升去见自己心爱的姑娘洋洋，洋洋马上要离开荡麦去凯里当导游，见到从凯里来的陈升，不禁有几分欢喜，帮他缝补扣子。理发店的女人过来烧开水，陈升只看了一眼就着急慌忙地跟了出去。他进了理发店，镜头却没有去。
洋洋要去看流行音乐演出，镜头便跟着她走。小镇的朦胧雾气中，她穿了一条明黄色的裙子，点亮了整个画面，有种艳丽的美。她坐上了开往对岸的船，整个世界是静的。她在船上背诵关于凯里的导游词，卫卫的声音在画外、在岸上，也一句句地背出来。洋洋下船买了一个风车，卫卫抢过来弄坏了，又亲手做一个风车送给她。
洋洋绕了一圈，喊理发店女人去看演出。陈升在理发店里洗头，他讲起他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在舞厅认识，他们住在瀑布边的房子里，不讲话，只跳舞，因为讲话也听不见。他为给妻子治病才替江湖老大去解决仇人，入狱九年，出狱才知妻子已经病逝。他讲着讲着就哽咽了，理发店女人和他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
荡麦的每个人都去看了流行音乐演出。陈升跑到话筒前，唱了一首从前没能唱给妻子的《小茉莉》。
洋洋给卫卫的摩托车系了一根红绳，卫卫骑上摩托车去送陈升，陈升给了理发店女人一盒磁带，名字叫做《告别》。
洋洋说除非时光倒流，才不去凯里。卫卫说要在火车上画满逆行的钟表。陈升到了镇远，见到了钟表匠，远远望了一眼小卫卫。他按照老医生的嘱托，找到老医生的爱人家里，却发现那位故人已经仙去，芦笙响起。
陈升坐上了火车返回凯里，与逆行的火车钟表相遇。
而时间不可逆，重逢亦难得。人们总是相聚又分离，忙着告别，甚至不说再见。期待完满，又无法摆脱遗憾。
染着黔东南的潮湿，陈升用一口贵州方言读诗，晦涩的、动人的、平淡的、惊艳的，就像他走过的盘山路、逢着的人，来来去去，兜兜转转，一场大梦而已。
看电影的时候我似乎什么都没想，又似乎想到了很多很多。久远的、突发的，淡去的、细腻的，敞亮的、难言的，经历是不尽相同的，感觉却是互通的。
电影是假的，情感却是真的。它触动我，也许也能触动你。
那么有关电影的其他还重要吗？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