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1岁时，鲁迅被送入三味书屋学习，师从寿镜吾先生。

据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描述，寿镜吾先生高而瘦，须发花白，戴大眼镜，所办的书塾三味书屋以严厉著称，其本人又以方正、质朴、博学闻名，所以鲁迅对寿镜吾先生极为恭敬。

不过寿镜吾先生虽然严厉，但对就读的小孩子们并不苛刻，更不暴虐。学生入学行礼，他和蔼地答礼；同学们到园子里人太多，他会生气大叫，但并不怎么责罚，“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少年鲁迅向他询问“怪哉”虫，虽然被拒绝，但敢于向他问这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一可见日常寿镜吾先生对学生并不冷漠，二可知寿镜吾先生对学生仍然是以学业为重心的。他对鲁迅的学业也颇为伤心，根据鲁迅的学业进度，给他“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位因材施教的好老师。

但寿镜吾先生对鲁迅影响最深刻的或许不是寿镜吾先生所教授的学业，——虽然鲁迅的确是一名旧学底子深厚的学着，而是他的人格。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动情地写到先生念书的场景：

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55过去，拗过去。

先生所读的是清末刘翰所写的《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据欧阳修《新五代史·唐庄宗本纪》，李克用破孟方立，还军上党，在三垂冈置酒宴会，伶人演奏《百年歌》，唱到描写衰老的诗句，四座凄怆。后李存勖继承父志，戴孝出征，在三垂冈大胜，称霸中原。刘翰《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便是一首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感古伤今之作，整篇赋虽然不免伤感，却也是豪气激荡的。寿镜吾大声朗读，沉醉其中，难道不是因为他“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吗？师者，传道。寿镜吾先生便是以身传道的典范，这种壮烈的精神，对正处于青春期的鲁迅来说，是一种异于腐旧社会的光亮。此后的鲁迅，也正是以这样一种壮烈的精神存在着。

藤野先生是鲁迅在仙台留学时的老师。他不修边幅，在学生中间留下“穿衣服太模胡”的名声，在火车上还被疑心为扒手。但他却是一名治学极为严谨认真的老师，他指出鲁迅解剖图的错误，又专门询问鲁迅中国女人裹脚是怎样的裹法，足骨如何畸形，希望看一看以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热心，他担心鲁迅无法跟上学习，要求一星期检查一次鲁迅的学习笔记，并帮鲁迅订正错误、补充遗漏。他又相当敏感细心，解剖实习时担心鲁迅因为敬重鬼而不肯解剖尸体。在鲁迅遭遇污蔑与陷害时，他又和鲁迅的几个同学一起站出来主持公道。

想必他对鲁迅是相当器重的，以至于当鲁迅告诉他将不学医学的时候，他竟然有些悲哀凄然。他嘱托鲁迅多联系，实际上是希望鲁迅能够继续学习。但鲁迅却从此时其打定了弃医从文的主意。但回顾往事，鲁迅写道：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在一个远走日本的游子正是彷徨无路的时候，正是藤野先生帮助了鲁迅，使他感受到温暖，并且受到鼓励，在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上走下去。鲁迅的治学、研究也相当严谨，或许正是受了藤野先生的影响。他的公正、热情、无私、对科学的热忱，自然也使为中国之旧而痛心疾首的鲁迅钦佩。

范爱农是《朝花夕拾》中特殊的存在，他是鲁迅的朋友，鲁迅对他寄寓了相当的同情。

二人在东京相识，范爱农等人给鲁迅等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迂腐、守旧，往东京竟然带着绣花鞋，火车站一个座位也要分出尊卑来……鲁迅的不以为然与鄙夷被范爱农看在眼里，怀恨在心。范爱农的老师徐锡麟被杀，就是否发电痛斥一事，范爱农竟然处处与鲁迅作对。鲁迅便觉着范爱农冷漠、可恶。

革命的前一年，即公元1910年，鲁迅在家乡做教员，范爱农因参加革命被排斥迫害，只得躲在乡下，二人经过最初的“不打不相识”，又“故乡于故知”，竟因为同样的彷徨迷茫无出路而结交为友，“互相的嘲笑和悲哀”。嘲笑的自然是彼此的落魄，悲哀的也自然是此时的落魄，毕竟二人都是少年壮志拿云的有志之士。落魄之际，二人也只能借酒浇愁，互相说些愚不可及的疯话了。

虽然生活困顿无出路，但范爱农始终关心着革命。武昌起义爆发，绍兴光复，范爱农兴奋地进城找鲁迅，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紧接着，鲁迅被任命为师范学校的校长，范爱农为学监。生活的新希望使范爱农兴奋不已，他不关注自己的衣食住行（“还是那件旧袍子”），也少有功夫谈闲天，“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心中畅快的范爱农也不大喝酒了，作为一名有理想的革命斗士，在能够施展自己所能的时候，他一腔热血地投入其中。

然而革命的果实还是被旧势力窃取，所谓的军政府实际上并不欢迎真正的革命者，于是，鲁迅出走，前往南京，范爱农也被“设法去掉”，一切貌是新的，“内骨子是依旧的”，甚至连新貌也不屑于伪装了。

失意之后的范爱农又爱上了酒——借酒浇愁。然而胸中牢骚太多，年轻人不愿意多听，大家也都讨厌他，走投无路的范爱农就此“沉沦”下去。直至莫名其妙地离世。

整体而言，范爱农是一个很不得志的革命青年。鲁迅也许是想要借此表达他对所谓革命的不以为然，但我认为不止于此。《朝花夕拾》一书重提旧事，或是记叙，或是议论，所记所谈无不是对鲁迅影响重大之人、之事。范爱农作为唯一一个被鲁迅书写的同龄人，其实还寄托着鲁迅对自己可能的另一种命运的观照，而不仅仅是对真正革命党人以及对革命的同情。

文中虽然并未明写范爱农的出身，但是以他能成为徐锡麟的学生，且能到东京留学等细节来看，范爱农应当也是出身于封建小地主家庭。只不过从东京留学开始，鲁迅对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以及当下的种种选择更多一份思考，所以能多次改变方向，寻得出路。而范爱农则不然，他既对旧文化有所反抗，但又对身上浓厚的旧文化习焉不察。他有对时事、时局的洞见，却似乎对自身并不能保持省察，另寻出路。在鲁迅去南京之前，两人几乎保持着相同的人生轨迹，几乎同时留学，同是革命党人，同是忧虑国事，差不多同时返乡，又同是在家乡谋得教职，差不多同时被军政府重用。但两人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如果鲁迅也不能对自身的保持省察，那他难免会如范爱农一般，落入另一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