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中国在梁庄》之后不久，就借来了它的后续——《出梁庄记》。前者讲述饱受冲击的乡村现状，作者梁鸿回到梁庄，落笔写下现在乡村的点点滴滴；而后者，作者用了接近两年的时间，走到了祖国的主要城市，去寻找这一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将他们的生活状态书写下来。书中讲了许多的故事：校油泵的、骑三轮儿的、卖菜的、做小生意的、被骗传销的、大学毕业在大城市苦苦打拼的，还有一些已然衣食无忧的。他们都面临着这样的疑问：作为一个离乡的新移民，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位置？而城市，又应该怎样拥抱“新移民”？
从精神文明角度而言，虽然他们的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但在心理层面往往仍处于迷茫：较老一辈的梁庄人仍然依恋故乡，认为出来打工的目的还是为了能够在梁庄里舒适地生活；更年轻一辈的更多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不愿意回去，却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还有的新移民不能享受农村户口的待遇，也没有办法在城市中安心生活。他们背离了乡村，但仍然没有进入城市的主要视野，以致于面对城市时，他们往往带着一种对抗性的心态，淡漠、自卑又无所适从，就像下面这段话说的一样：
他为他的职业和劳动而羞耻。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他拒绝这样的放松、自轻自贱，因为它意味着他所坚守的某一个地方必须被摧毁，它也意味着他们的现在就必须是他的将来。他不愿意重复他们的录取。农民、三轮车夫这些称号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是羞耻的标志。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被追赶、打倒、驱逐，他愤恨他也要成为这样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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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像他的父辈一样，拼命抱着那即将被交警拖走的三轮车，不顾一切地哭、骂、哀求，或者向周围的人群如同祥林嫂般倾诉。那时，他的人生一课基本完成。他克服了他的羞耻，而成为羞耻本身。他靠这羞耻存活。
而从城市物质的角度而言，《出梁庄记》这一书名就模仿于“出埃及记”，勤劳的乡人去更大的天地来寻找“奶与蜜流淌之地”，来寻找更多的经济收入。但在这一追求的过程中，他们却承受了许多生理上的痛苦。而这些痛苦，很多来自于城市尚不健全的管理制度和保护制度。例如最触目惊心的小柱的故事。小柱在电镀厂打工，日常工作就是与氰化物打交道，而且还缺少必要的防护设备，就像作者自己体验的这样：“站到这个地方，你会明白，空气污浊不只是指沙尘暴、垃圾厂、工业废水的感觉呵呵味道，它还会有这样沉重的质感。鼻腔里、口腔里塞满湿的各种金属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你很难想象。”这样艰难的劳动环境，给小柱带来的是难以忍受的病痛和死亡，但这样沉重的死亡甚至都不能够获得一点点补偿，这些由于制度不健全所造成的伤害，最终却只能变成单个家庭的悲痛，没有办法在公共层面引起任何反响，也就更别提什么改进措施了。这无疑就是一种最悲怆的结局了，没有提高生活水平，落下一身病痛，最后仍然是城市的外来者：
是的，这才是深圳。当我们说“春天的故事”“南方的神话”，当我们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时，我们指的是这个深南大道、滨河大道和北环大道的深圳，指的是那富士康加工厂和无数个企业累积出来GDP的深圳。它不包含那拥挤在沙河街上和居住在富士康那带铁丝网宿舍里面的打工者，不包含梁磊那个出租屋和他所必须面临的焦虑。
最后，在看这本书中的一个个故事时，我时常会想起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城市还没有界限分明地区分阶层，但潜藏的区别仍然能够感受的到。例如穿着工装在地铁上不敢坐下的建筑工人；例如时常见到但不会深入交谈的快递小哥；例如留着非主流发型的理发店里的小哥们。城市广场里人头攒动，但彼此之间谁又了解谁的故事呢？《出梁庄记》讲述了少有人讲述的这一面，提出了许多严肃的问题，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有多漫长的一条路要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