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ne Arbus的双胞胎作品，为什么会唤起一种本能的恐惧？我们在库布里克的《闪灵》(The Shining, 1980)中也获得过类似的困惑。
Noel Carroll(1990)在The Philosophy of Horror, or Paradoxes of the Heart一书中，简单地定义了恐惧的本质是一种「不纯净」(impure)的特性，诸如各种怪兽、柯南伯格的身体恐惧，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说体现的就是一种未成为一个完美的形态的东西，它们介乎期间，或者模糊原本属性。
当然，这种理论无法在此概述我们所谓的「双生恐惧」。不过，我在此的解题思路却要回到Carroll的初衷。显然，impure这个概念更有一种推广的意义。它是柏拉图主义的一种延展，认为万物都有其「理念」或者说类似的本质的东西，人们只要怀有这种念想，则在任何认知中都会排斥某种居间性(betweeness)或者说暧昧地「正在成为或者原理某个理念」的东西。身体恐惧是一种身体异化，它就是对人体理型的一种逃离。卡夫卡的甲虫也具有同样的「恐惧」意义。
双生恐惧则是围绕另一种根本性信念而来。它是一个存在主义问题的反例：会不会有一个和我一样的人存在？双生带来的就是自我同一性的责问，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和自己同样的灵魂的人存在吗？虽然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各伦理学》中给出了一个友爱的终极定义，即拥有同一个灵魂。但事实上，双生的问题摆出来后，我们发现，事情并不美妙，它意味着某种特殊性的丧失，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断裂。
这也引发了一连串的科幻讨论，一个复制人要么在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2010)），要么在考虑刺杀本体来获得同一性。和解和共存在本体论上说是不可能的。基斯诺夫斯基的《两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éronique, 1991)只能通过一个自然死亡，然后转移灵魂的方式获得一种本体论上的疏解：同一性的获得正是表达之前的灵魂残缺。
最后，我们回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同一性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吗？为什么它会转变成一种伦理的问题，一种生存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 2005)中，哲学家帕菲特就是巧妙地瓦解了我们的玄思，让本体论的思想实验还原成了一个伦理问题。他直接引用了《星际迷航》(Star Treck)系列中的例子：一个装置通过复制一个人的所有信息（包括物质、记忆）然后销毁一侧的人来实现瞬移。
这个设定我们认为是一个纯然的科学问题，帕菲特巧妙地拆解了这个实验中的一个元素，变成了一个伦理问题。如果销毁失败了会怎么办，并且被销毁的「原来的」人甚至还因此变得残缺了。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同一性问题了。我们甚至开始思考，之前的瞬移在道德层面上，是不是成立的。当然，帕菲特让这个实验更为可怕的进行，复制人直接对「本」体说：「没事，你还是自杀吧。我可以替代你照顾家庭，你的妻儿。反正你现在有残缺的，从物质心灵层面，我们也是完全一样的。」此刻，我们再现了「双生恐惧」。这的确是确认了「同一性」的焦虑才是「双生恐惧」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