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去参加表弟农村老家的温居宴时,有幸参观了几个外地人在村里开办的吃住玩一条龙的民宿。
专门用来住宿的宅子,仿造了七八十年代的装修风格:报纸糊墙,火炕的两侧挂着年画,靠北墙写字台的上方,挂着老式钟表和相框,钟表和相框的中间,挂了一个老式算盘。
这个红彤彤黑黝黝、泛着旧时光的木框算盘,迅速把我的记忆拉回到小时候,当年那些学算盘玩算盘的情景宛若眼前。
我出生在七十年代,虽然我们小时候,算盘并不会这样堂而皇之地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但只要有学生,家里的某个角落,不管是在墙上还是门后,肯定都有算盘的一席之地。
我卧房进门北侧的墙上,在齐肩高的位置,并排砸了几个钉子,依次挂着我的书包、红领巾和算盘。父亲在算盘顶部的两端,栓了一根细绳,方便悬挂,也方便我背在肩上带着上学。
我记不清学算盘是在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只记得那时的我,对珠算兴趣满满,而因着兴趣这好老师,我的珠算水平在我们那二三百户的村子里几乎家喻户晓。
我们的小学老师都会用算盘,当然不排除是为了教学而不得不现学现卖。老师在黑板上挂着一个特制的用来教学的算盘,串着珠子的每根柱上,都有毛毛,形成阻力,防止拨上去的珠子下滑。
老师在讲台拨珠演示时,我们都会高声喊着珠算口诀:
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二下五去三,二去八进一,三下五去二,三去七进一,四下五去一,四去六进一……
我们把珠算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并在自己带的算盘上反复练习,等练习熟练,便开始计算简单的加减算式。我记得那时经常训练从一加到一百,得数是五零五零,中间任何一步出了差错,得数便成为另一个不可知的数字。
那时的我,几乎把每一个拨珠动作熟稔于心,并形成了肌肉记忆,在跟小伙伴比拼速度时,甚至都经常忘了已经加到了哪个数,只是顺着惯性不停地快速地活动手指,珠子听话地上上下下飞速移动。我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并没露出破绽,反倒在老师同学眼里成了“身怀绝技”的人。
彼时,我的父亲是村里的会计,那时不管是每月还是年终结账,全靠一张算盘来统计数字。父亲的珠算水平在村里首屈一指,可能耳濡目染,我才对珠算有了如此浓厚的兴趣。
记得每年年底那几天,村里的两个统计员晚上会聚集在我家。炕中间摆上炕桌,桌上摆着村里的账目和两个算盘,桌两侧各坐一个统计员,父亲坐在桌头的主位,大声唱念着需要累加或减去的数字,那俩人凝神静气、很有节奏地噼里啪啦拨着珠子。如果最后两人的得数相同,父亲便记在账上,如果得数不同,其中一人便会问一句隔壁的我,看我是否跟他们的得数相同。
那时的我,在夜深人静本该睡觉的时间,却在隔壁偷偷摸摸当兼职会计。每当我算出来的数字跟两个统计员的得数相同时,便开心一笑,如果不同,就会像不小心做错了题一样懊恼难过。
我沉浸在玩算盘的乐趣中,天真的以为自己的行为神不知鬼不觉,后来才知道,父亲从一开始就发现了我在同步计算,但他不吱声,既不鼓励我,也不催我睡觉,任由我“不务正业”。但偶尔那两人算错而唯有我的得数正确时,父亲在笑着训斥他俩还不如一个小孩的话语里,总是掩饰不住他的自豪。
就这样,在两个统计员的传播下,我的珠算能力在村里家喻户晓,而父亲暗戳戳的自豪,便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使我学习珠算的热情日益高涨。
我趁热打铁,又自学了简单的珠算乘除法,可惜到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当然,除了因年纪的增长让记忆越发模糊外,跟越来越便捷的计算工具的出现也不无关系。
如今,进入电子计算机时代,我们手持一部手机,便可解决大部分的计算需求,算盘似乎越来越被人们遗忘,但它的出现,却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它使用便捷,广泛出现在商店等需要计算的场所,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的便利不容置疑。
2013年,被学者李约瑟称为“世界第五大发明”的算盘,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奠定了其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我也为曾热爱并使用过老祖宗的这一发明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