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去参加表弟农村老家的温居宴时，有幸参观了几个外地人在村里开办的吃住玩一条龙的民宿。
专门用来住宿的宅子，仿造了七八十年代的装修风格：报纸糊墙，火炕的两侧挂着年画，靠北墙写字台的上方，挂着老式钟表和相框，钟表和相框的中间，挂了一个老式算盘。
这个红彤彤黑黝黝、泛着旧时光的木框算盘，迅速把我的记忆拉回到小时候，当年那些学算盘玩算盘的情景宛若眼前。
我出生在七十年代，虽然我们小时候，算盘并不会这样堂而皇之地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但只要有学生，家里的某个角落，不管是在墙上还是门后，肯定都有算盘的一席之地。
我卧房进门北侧的墙上，在齐肩高的位置，并排砸了几个钉子，依次挂着我的书包、红领巾和算盘。父亲在算盘顶部的两端，栓了一根细绳，方便悬挂，也方便我背在肩上带着上学。
我记不清学算盘是在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只记得那时的我，对珠算兴趣满满，而因着兴趣这好老师，我的珠算水平在我们那二三百户的村子里几乎家喻户晓。
我们的小学老师都会用算盘，当然不排除是为了教学而不得不现学现卖。老师在黑板上挂着一个特制的用来教学的算盘，串着珠子的每根柱上，都有毛毛，形成阻力，防止拨上去的珠子下滑。
老师在讲台拨珠演示时，我们都会高声喊着珠算口诀：
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二下五去三，二去八进一，三下五去二，三去七进一，四下五去一，四去六进一……
我们把珠算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并在自己带的算盘上反复练习，等练习熟练，便开始计算简单的加减算式。我记得那时经常训练从一加到一百，得数是五零五零，中间任何一步出了差错，得数便成为另一个不可知的数字。
那时的我，几乎把每一个拨珠动作熟稔于心，并形成了肌肉记忆，在跟小伙伴比拼速度时，甚至都经常忘了已经加到了哪个数，只是顺着惯性不停地快速地活动手指，珠子听话地上上下下飞速移动。我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并没露出破绽，反倒在老师同学眼里成了“身怀绝技”的人。
彼时，我的父亲是村里的会计，那时不管是每月还是年终结账，全靠一张算盘来统计数字。父亲的珠算水平在村里首屈一指，可能耳濡目染，我才对珠算有了如此浓厚的兴趣。
记得每年年底那几天，村里的两个统计员晚上会聚集在我家。炕中间摆上炕桌，桌上摆着村里的账目和两个算盘，桌两侧各坐一个统计员，父亲坐在桌头的主位，大声唱念着需要累加或减去的数字，那俩人凝神静气、很有节奏地噼里啪啦拨着珠子。如果最后两人的得数相同，父亲便记在账上，如果得数不同，其中一人便会问一句隔壁的我，看我是否跟他们的得数相同。
那时的我，在夜深人静本该睡觉的时间，却在隔壁偷偷摸摸当兼职会计。每当我算出来的数字跟两个统计员的得数相同时，便开心一笑，如果不同，就会像不小心做错了题一样懊恼难过。
我沉浸在玩算盘的乐趣中，天真的以为自己的行为神不知鬼不觉，后来才知道，父亲从一开始就发现了我在同步计算，但他不吱声，既不鼓励我，也不催我睡觉，任由我“不务正业”。但偶尔那两人算错而唯有我的得数正确时，父亲在笑着训斥他俩还不如一个小孩的话语里，总是掩饰不住他的自豪。
就这样，在两个统计员的传播下，我的珠算能力在村里家喻户晓，而父亲暗戳戳的自豪，便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使我学习珠算的热情日益高涨。
我趁热打铁，又自学了简单的珠算乘除法，可惜到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当然，除了因年纪的增长让记忆越发模糊外，跟越来越便捷的计算工具的出现也不无关系。
如今，进入电子计算机时代，我们手持一部手机，便可解决大部分的计算需求，算盘似乎越来越被人们遗忘，但它的出现，却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它使用便捷，广泛出现在商店等需要计算的场所，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的便利不容置疑。
2013年，被学者李约瑟称为“世界第五大发明”的算盘，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奠定了其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我也为曾热爱并使用过老祖宗的这一发明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