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住的老屋有三排房子，两个院子，我在里面生活到上高中。后来，老屋拆了，换地儿盖了新屋。住新屋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住校了，再后来，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安了家，再后来，家人也搬了出来，新屋就空了。
印象中，提到家，最先想到的还是那座老屋，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在里面。
南屋
第一排，临大街，我们叫它南屋，面南背北，三间房，东边半间是小小的卧室，另外两间半是个杂货铺。
我记事的时候，爷爷已经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而他之前在青岛怎样干的风生水起，又怎样响应号召回到农村，这些都是从大人那里听来的故事了。印象里的爷爷不苟言笑，退休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规律的作息，读书看报，把杂货铺打理的井井有条，帐目一丝不乱。这三间房，是他的起居室，也是工作间，也是小时候我们最喜欢钻进钻出的地方，前门，柜台门，后门，过道，前院，层层叠叠的，有过山洞的感觉，更不用说货架上还有花花绿绿的糖果，有着花仙子、花卉图案的手帕……逢集，门前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杂货铺也就更热闹一些，邻村的熟人会趁赶集的空儿进来坐一坐，聊两句家常，我们小孩儿更是人来疯，跑来跑去，跟过节一样。爷爷有时也在门外放张钢丝床，摆放些货物，仿佛这样，杂货铺就和大街上的热闹融到一起了。中午了，集市的人渐渐走散了，这时奶奶会笑咪咪地推门走进来，手里是红通通的“粒高”（糖葫芦）和香甜的糯米红枣粽子，象每次集市的一个圆满的句点，一买就是十几年。
也不只是甜蜜的回忆。在那间小小的卧室里，我曾不小心被电击到，弹开，一身的冷汗;也是在南屋的门前，看到对面的老奶奶躺在白布单下被抬出胡同，而娘，走过来捂住了我的眼。生与死，在这里开始了最初的启蒙。
南屋，是留下爷爷印迹最多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沉默地经营着他的老年生活，读报，剪报，进货，售货，日复一日，打发着时光，也用零星的收入补贴着家用。现在想去，还能看到窗下爷爷的那张写字台，老花镜在一叠报纸上，静静地反射着三十几年前的阳光，一丛水仙，清清白白的开着，就象爷爷这一生。
穿过南屋的后门，左侧是接续上的偏房，右侧是茅房，中间是过道。
偏房黑漆漆的，放些杂物，记得有只大缸，常年腌着糖蒜，爷爷从报纸上学到后，就成了我们家的保留项目。
钻出狭窄的过道，眼前豁然开朗，那是前院。当然，也可以打开南屋西侧的大铁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记得南屋后墙和茅房之间的夹缝里，有棵很特别的树，楸树，在村子里很少见，家里人都不知道它的来历，猜测大概是风刮来的种子。我出生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因为在夹缝里，站在前院看，只能看见不大的树冠，有着秀气的心形的叶片，还会开出一簇簇淡红色的花来，远远地看着，觉得神秘而美丽。
之所以记得它，是因为隐约地听大人说，它的木质特别好（相比家里那棵梧桐树来说），等长够了会用它给我打套嫁妆（家具）。之后就留了心，觉得它跟自己有了特殊的关系，没事儿总会巴巴地多看两眼，并心急地想，长那么慢，什么时候才能长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