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无疑是对当代国人而言最重要的节日，因此废话不多说，开篇先祝愿各位读者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万事顺意，大吉大利！
说到春节，似乎理所当然的就意味着过年，日子嘛就在正月初一。不过咱们要是扯个淡——比如说让我们穿越回几百乃至上千年的古代，这个答案弄不好就会搞得古人们一头雾水，或者认为我们的脑子进了水。
话说在托名大禹所作的《盘古王表》（成表时间大约在两晋到唐宋之间）中，就有“天皇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的记载，说明远在三皇五帝时代我们的先人就有了年岁的概念。至于过年这一习俗的起源，说法就多种多样了。
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过年的习俗源于腊祭，即一种起源于渔猎时代的祭祀活动：
“虞不腊矣，腊，岁终祭众神之名……蔡邕《独断》云：‘腊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非迎气，故但送不迎。’”（《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僖公五年》）
不过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腊祭很快就变了味道。毕竟对于古人来说啥事都没有修理地球重要，所以一切都得围绕自家的那几亩地转，过年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才有“五谷皆熟为有年也”（《春秋榖梁传·桓公三年》）的说法。
虽然过年的习俗有了，但叫法却不一样：“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尔雅·释天第八·岁名》）。不仅如此，连哪天过年在先秦三代都无法达成统一意见——夏朝使用夏历，以春季一月为正月（后世称“夏正”），当然是在一月一日过年；商代使用殷历，以冬季十二月一日为岁首；周代则使用周历，又把正月挪到了冬季的十一月。
英明神武的始皇帝陛下扫平六国后，自然要把啥玩意都“统一一下哈”，于是又把过年的时间改成了十月初一。西汉立国后，虽然整天以臭骂“暴秦”为乐，但也觉得把在哪天过年这种事情也归结为“暴政”似乎说不过去，所以大家继续在十月初一过年。直到那个在霸道程度上可与秦皇并驾齐驱的汉武上台，才终止了这一局面——刘彻下令司马迁等人创制《太初历》，又把正月初一恢复到夏历的一月一日。
所以说我们能在今天过年，还要拜汉武帝刘彻所赐。
不过总有些人喜欢瞎折腾，比如那个崇古崇到了恨不得恢复井田制的王莽。但是这货的历史课大概是体育老师教的，居然认为夏历不如殷历古老，于是又把过年的时间改成了十二月一日。当然老王瞎折腾了十来年就被干掉了，大家继续恢复按《太初历》过年。不过在200多年后的三国时期，魏明帝曹叡不知咋想的也使用了一段时间殷历；唐朝时武则天一度以周代唐——既然国号都变成周了，那么自然要使用周历，所以大家只好又改回到十一月过年了。但从武周倒台起，除了后来唐肃宗李亨随他祖奶奶搞了一段时间周历外，过年的时间就再也没变过，始终在每年的一月一日过年。
但是过年归过年，在我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过年可从来不等同于春节。
在古代，春节不过年，元旦才过。
过年，除了“年节”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称谓，不过还是“元旦”使用得最普遍、时间也最长久。
没错——就是如今被放在公历1月1日，还只放3天假，除了商家炒作外大家普遍没啥感觉的那个“元旦”。
但此元旦绝非彼元旦。
在古代，虽然哪个月的初一才算是正经的正月初一经常被搞得乱七八糟，但毫无例外的均以正月初一为年、月、日之始，故也称“三元日”。“元”谓始、“旦”谓日，所以元旦即“初始之日”的意思，大家理所当然的选择在这一天过年：
“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梦梁录·卷一·正月》南宋·吴自牧）
是不是跟我们如今过年的景象很相似？
“元旦”一词应该早已有之，但我找到最早的记载是南北朝时期南梁著名史学家、《晋书》和《宋书》的作者沈约写下的一首诗：
“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
趋拜齐衮玉，钟石变箫韶。
日升等皇运，洪基邈日遥。”（《梁三朝雅乐歌十九首·其八》）
不过过年的其他称谓就好找得多了——在《史记》中，称新年为“上日”；在东汉崔瑗的《三子钗铭》中，又将其称为“元正”；在东晋诗人庾阐的《扬州赋》中又有了个新称谓“元辰”；北齐时皇帝跟大臣们开联欢会，有人作了首《皇夏》辞，又将元旦叫作“元春”；唐德宗李适则在诗作中为其创造了个新称呼叫“元朔”。
当然，元旦被大家所熟悉的另一个称谓就是“元日”了，毕竟王安石的那首同名诗实在太出名了：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除此之外，在古时元旦还有三朝、正日、新正、新元等称谓，不过却从来没有过“春节”这种叫法。
不过这么说好像也不怎么严谨，毕竟前文提到过“天皇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而干支历中的第一个月份是寅月，第一个节气是立春。所以在三皇五帝时期人们应该是在立春的那天过年。
作为传统的农业社会，古人是非常重视立春这个节气的。所以在魏晋之前，人们通常也有在立春当日举行祭祀等活动的习俗，也有将立春称为“春节”的习惯。比如东汉名士杨震就曾在劝谏汉安帝刘祜的奏章中，以春节指代立春：
“又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燋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列传第四十四》）
春节等同于过年，是到了民国才有的事情，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使用自己的历法，在每年的正月初一过年的历史持续了数千年之久。不过随着十九世纪中期西方人用坚船利炮将倒霉的清政府轰了个七荤八素，一切曾被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都开始变得摇摇欲坠——在那个以救亡图存为最大政治正确的年代，连被供奉了两千多年的孔夫子都成天被拉出来吊打、批斗，连我们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都成天被人嚷嚷着要废掉、以拉丁文字代替，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动摇的呢？
于是，过年这一风俗也被人拿来当成“改良”的目标，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而这要涉及到一个概念，那就是改正朔。
所谓正朔，正即正月，朔即初一，也就是正月初一过年那天。在秦汉之前每逢改朝换代，新王朝都要重定正朔，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将过年的时间改来改去。不过在汉武帝刘彻改用夏正以后，大家普遍觉得他整得挺好，所以除了极个别喜欢瞎折腾的主儿以外，一般都只改年号而不改正朔了。
不过到了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先生却觉得这个正朔非改不可，甚至大有一副如果不改就不就任大总统的架势。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从海外赶回上海。在与各独立省代表会晤时，他就明确提出以公元纪年的1月1日为元旦的建议。
事实上孙中山的建议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此时从西方传来的公元纪年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像上海等地的报纸都在传统纪年外特别标注公元纪年；其次是清政府虽然还没垮台，但其所使用的宣统年号早就不被革命派所承认。为了表明革命立场，他们通常使用明朝的纪年或是黄帝纪年以否定清朝的正统性。不过关于明亡的时间大家的认识都不统一，相应的纪年也经常被搞得乱七八糟，而黄帝纪年又被一些人认为与清政府的那些玩意没啥区别，统统都是封建糟粕。
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马君武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传统历法已经使用了几千年，贸然改变会让百姓难以接受，甚至可能导致抵触情绪。因此即便要改正朔也得慢慢来，不能搞得这么仓促。
不过孙中山坚持己见，非改不可：
“先生谓：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后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须办到。”（《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最后双方争执的结果是多数服从少数——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次日他就颁布命令，宣布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这也就意味着从1913年1月1日开始，元旦将首次与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年节无缘，而且还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一个“洋节”。
你改你的正朔，我过我的年——这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春节。
既然改了正朔，自然要大力提倡和推行。但1913年1月1日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元旦过得并不热闹，只有政府部门才会按照上头的命令庆祝一下，比如张灯结彩一下，互相道贺一下，有的地方还搞了元旦庆典。不过“官老爷”们这样的举动在普通百姓眼里却只剩下了怪异和脱裤子放那啥的感觉，所以到了腊月，大家依然按照往年的习惯准备过传统的新年，而且过得比政府规定的那个元旦热闹百倍、千倍不止。
对此，时人还编出了个段子，称新历元旦为“民国之新年”，旧历元旦为“国民之新年”。
当时有个思想进步的诗人何芳洲响应政府号召，要过新历元旦。不过对这个洋溢着进步气息的新节日该怎么过他却是一头雾水（政府又没指导过），索性就将过旧历年的习俗统统搬到新历元旦来，比如祭祖、吃年夜饭等等。他还准备了一堆好吃的等着别人来拜年，结果等了一天连个鬼影子都没等来。一个月后看到家人们又开始热热闹闹的准备过旧历年了，何芳洲表示反对，认为年夜饭已经吃过了，结果家人答道：那只是陪你吃着玩的……
家人陪着何芳洲多吃一顿“年夜饭”是小事，但全社会把政府制定的节日当成了“陪你过着玩”就不是件小事了，起码看着有些打脸啊。于是就闹出了一些不愉快，比如在1913年的旧历年，最革命的广东率先向这些“旧俗”宣战，警察厅长陈景华下令“严禁商民庆贺旧年”，结果除了导致“民多怨之”，剩下的只有然并卵。
此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让下属想办法。于是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呈上了一份报告，给出了办法：
“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
老袁觉得这个办法好是好，但这位朱总长却不太懂政治。为啥？因为在民国初年南北对峙的局面下，双方能够达成的不多的政治共识之一就是五族共和。像朱总长这样仅将汉族传统节日规定为全国性节日，在政治上是不怎么正确的，很容易遭受到反对派的攻击。
所以老袁本着谨慎且实用的原则，仅批准了以旧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放假，在1914年开始实施。从此以后，正月初一这个夏历岁首的节日名称，就正式由元旦变成了春节，并一直延续至今。
余韵未决——关于元旦与春节之争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建立。
对于袁世凯为旧历新年“正名”这一举措，民间还是持普遍欢迎态度的。
在革命的广东，被压抑了两年的传统节庆活动在1914年的首个春节开始复现。当时就有报纸称“家家爆竹，户户桃符，大小商场，一律休业数天，熙来攘往，遇人即相互庆祝，皆说吉祥佳话。”
不过老百姓欢迎的东西，搞政治的就不一定了。当时在全国南北对峙、对抗的局面已经出现，凡是南方倡导的，北方都要本能的反对一下。反过来北方搞出来的政策，南方就算不能明着反抗（毕竟老袁还代表着中央嘛），怎么着也得暗地里捣乱一下。
比如时任广东教育司长李翰棻就下令春节期间学校一律不得放假，大年初一也得正常上课，结果搞得无论师生都满腹怨气。最后不得不在春节当天由省民政长李开侁传达大总统令，又在正月初二补假一天。
随着南北对抗日趋激烈，春节这个由袁世凯搞出来的节日在倒袁人士的眼中也变得越来越反动，所以纷纷拒绝过春节。在1924年的时候，孙中山甚至提出废除春节，结果遭到了北方的一致反对，最后不了了之。
1930年，国民政府又开始闹幺蛾子。他们认为在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先过元旦新年，再过旧历春节十分荒唐，于是颁布行政令宣布废除旧历并禁过春节。不过国民政府嘛，也就是在江浙沪等地区还算有点权威，全国大部分地方对其不是阳奉阴违就是不理不睬，动不动就正面对抗，将其指令当做废纸一张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国民政府的这纸“乱命”非但没有动摇春节的地位分毫，反倒在全国掀起了新的一股反对国民政府的浪潮。
于是大家继续过春节，南京政府吆喝了半天没人理，也就偃旗息鼓了。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采用公元纪年法，将公历1月1日称为元旦，夏历正月初一仍称春节（1970年以后将夏历改称农历）。
从1913年至今，现代意义的春节其实只有百余年的历史。当然，春节只是个称谓罢了，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几千年来过年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