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朝，名臣辈出，星光璀璨，司马光算是其中之一。他 20 岁考中进士，步人仕途，从政 48 年，官至宰相。司马光是儒学教化下的道德楷模，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堪称典范，受到当世及后人的景仰。有人说,司马光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编著《资治通鉴》和反对王安石变法。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史书典范，是历朝历代帝王治国的一面镜子，司马光为编写此书耗费了毕生心血。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博通古今，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同时他对时局又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和王安石都是道德君子、文人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彼此相知又很深，那么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公元 1067 年，建国百余年的北宋王朝官僚机构膨胀，军队开支过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日益困窘。宋神宗即位后，决心革除弊政，消除危机。他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进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出于对北宋王朝命运的深刻忧虑。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后，立了三条规矩，被称为“祖宗之法”：一是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而加刑;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是不加农田之赋。这是赵宋王朝的治国理念和方略。当司马光发现变法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便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列举实施新法的种种弊端，劝诫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
司马光认为变法的主要弊端，一是“侵官”。从制度上说，新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机构，负责草拟新法，架空了盐铁、户部、度支原“三司”机构，既不能调动原“三司”的积极性，又使得机构更加臃肿，相互扯皮。二是“生事”。王安石频频颁布新法，全国统一实施，而各地情况不一样，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可能最终导致王朝离心、天下混乱。原有制度对各路官员监控严密，高度尊重官员自主开展政务，符合因地制宜，有利于官员责任心的加强，适合调动积极性。三是“征利”。“不加农田之赋”使得国家结构改变，不仅对文官系统采取国家“养官”的俸禄政策,而且对地主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必定触犯文官系统、地主阶层、商人阶层的利益，动摇北宋王朝的根基。四是“拒谏”。“祖宗之法”第二条是“不得杀法”争论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对于维护王朝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行非常有益。尤其是御史台和谏院的设置，让谏官们履行监察的职责，对于王朝政治系统廉政和高效功不可没。王安石将反对变法的官员尤其是台院谏官进行斥责，并建议宋神宗或给予惩处，或贬官外放，是对言路的阻塞，后果极其严重。五是“致怨”。司马光担心王安石变法会导致朝野上下人心不安，使得北宋王朝陷人动荡不安的危险境地。
针对司马光的担忧，王安石写了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来回复。从名实相副的角度，对所谓“五种弊端”作了辩解。
司马光对新法的态度，起初是走一步看一步。“变”不是不可以，但得稳中求变，“变”要有度。到后来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他坚决地站到了反对派一边。司马光强调治国安邦应以礼治、仁政、信义为本，治理天下，就像修一所大房子，哪里坏了修哪里，切不可轻易推倒重建。如果万不得已非要重建，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好的工匠，二是有好的建筑材料，这两个条件不具备，建起的房子就很危险，只会给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所忧虑的，“天下因为变法而不安定”。
司马光与王安石身后的荣辱遭际，在这里不再赘述。但他们的磊落襟怀、凛然风范，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情怀，都光耀千古。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承认，“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夫士者，当美国家，利百姓，功施当时，恩及后世。”司马光《士则》里的这句话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