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百姓爱幺儿”很好理解，普通百姓都对最小的那个孩子更偏心。

“皇帝‘爱’长子”则不一定。所谓的“爱”更多的是政权稳固，皇位是嫡长子继承的，长子关乎着江山，作为皇帝，不能不爱。但从情感上，皇帝也有着普通人一样的偏向，往往更倾向于小儿子，而恰恰因为偏爱，导致历史上的诸多悲剧。

《左传》第一篇就写到郑伯和弟弟段的斗争，这场斗争就和母亲姜氏的偏心有关。因为郑伯出生的时候“寤生”，引发母亲难产，所以母亲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孩子。相反，则更偏向小儿子共叔段，甚至鼓动着郑武公废长立幼，随后又充当内应，帮助幼子造大儿子的反。

正是这样的偏心，让郑伯发出了“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毒誓。

后来，共叔段兵败逃亡卫国，遇到了另一个被宠坏的幼子——州吁，二人一拍即合，发动对郑国的进攻，最后被郑伯机智化解。

州吁，史书记载为“嬖人之子也”，说明其出身低微，无法与共叔段相比。但是偏偏得到了卫庄公的喜爱，甚至是纵容。这位仁兄是个好战分子，而他爹的态度却是“公弗禁”。

郑国武姜的娇惯，给了共叔段不该有的幻想；

卫国庄公的骄纵，也滋长了州吁的野心；

不过，与共叔段的败北不同的是，州吁最终造反成功。

公元前719年二月，州吁聚集卫国流民弑杀卫桓公，自立为君，史称卫前废公。

可怜的卫桓公没有郑伯那样的谋略，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遭到弟弟弑杀的国君。

只不过，州吁的君主梦也没有做多久。

同年九月，当时州吁在陈国的濮地，大臣石碏派右宰丑在向州吁进献食物时，趁机将他杀死，州吁的结局实在是“罪有应得”。

由此，我们看出，所谓的“皇帝爱长子”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皇帝需要遵循制度，为了江山社稷，他得压抑自己的个人喜好。但纵观历史长河，真正理性的君王实在太少，更多的是私人情感压倒了理智。

石碏劝卫庄公的话既有家庭教育的意义，也有传统的礼教的内涵。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他首先提出，真正的爱子应该用正确的礼义教给孩子。这里的“礼义”应该就是儒家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矩，不要让他走上邪路，也就是犯上作乱的路子。石碏作为旁观者，预见到了这样的后果，所以才劝谏卫庄公。

同时，他指出，走上邪路的第一步就是骄奢淫逸，一个人一旦开始被宠爱、被骄惯，那就很难降低自己的身份，屈居人下而毫无怨言。“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这句话可以说看透了人性的本质。

他后面所说的“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正是从儒家的君臣之义方面来说的。所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不可乱了纲常。一旦以下犯上，后果不堪设想。可惜，他的诤言没有被卫庄公采纳，只能告老还乡，离开是非之地，后面卫国的发展果然如石碏所言。

古人编史，当是以史为鉴。但是正如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

尽管有前车之鉴，但是后代“废长立幼”或者“亲幼疏长”的故事却在不断上演：

秦始皇贬斥太子扶苏而册立胡亥，秦二世而亡；

汉武帝废除长子刘盆而选择年幼的刘恒，引发家族矛盾；

隋文帝废太子杨坚而立隋炀帝杨广，隋二世而亡……

为什么明明有嫡长子，皇帝还是会宠幸幼子呢？原因很多：

第一：爱屋及乌，子凭母贵。因为宠幸女子，所以想让她的儿子成为继承者。

第二：制度约束，情法冲突。大概从殷商以后，“兄终弟及”的继承习惯结束，渐渐就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君主在选择继承者方面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礼法制度的限制。一旦君主想任性为之，那么势必会遭到朝廷大臣的反对。

另一方面，制度上规定的那个继承者，不一定就是君主喜欢的那个，而且往往是君主不喜欢的。这样，君主的私人情感和礼法就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对于太子来说，也非常尴尬。

一方面，他需要学习君王之道，成为有道明君，但是，他的快速成长对于皇帝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如果太优秀了，会有“盖主”之嫌；

另一方面，他如果太窝囊也不行，只会吃喝玩乐，就算名正言顺，但是也难当大任。

同时，太子还要防备父亲寿命很久，如果有一位像康熙皇帝那样的父亲，那么太子的岁月会非常漫长，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能有任何逾矩的表现，实属不易。

总之，

自古皇家无亲情，唯有至上权与利。

欲使江山固金汤，情爱面前应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