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在2016年8月29日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读经少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影响很大，对读经教育污名化也很严重。
但是，这篇文章提到的读经少年郑惟生发表声明：“不同意此文章的表述，部分内容不属实，存在有意‘断章取义’，只截取负面信息，借此博人眼球，肆意炒作的问题，并且文章中对传统文化教育所持基本否定的观点，亦是我所坚决反对的。”
其实，即使在这篇文章中，这个被描述为梦碎的少年，其思考问题的高度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心智和对人生的认知能力，已经超越了一般在“体制内”读书的同龄人，已经反映出读经对他的积极影响。
更本质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就一般读书还是作为教育资源，《新京报》这篇反对读经的文章，能否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a，不读经典，读什么？
b，不读本民族经典，读什么？
c，世界上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拒绝读本民族或本国的文化经典？
所以，我的意见是：就青少年读经而言，王财贵有问题，但那是方法问题；而《新京报》这篇文章反映出的，则是方向问题。
方法问题可以讨论，也可以改进。但方向出了问题，那就需要改弦易辙了。
王财贵的方法问题，主要在于，从教育的角度言，在现代社会和国家里，一种教育模式，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脱离国家义务教育体系。这不仅事关孩子的未来人生选择，还事关国家义务教育法；
3、不可无其他学科的学习。现代人面对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有现代世界的知识体系、技术体系、职业体系，脱离了这样的体系，一个人无法适应和融入现代社会。
3、不可脱离家庭环境。家庭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不可忽缺，已经是一个教育的基本常识。
4、不可没有与同时代人相同相似的人生经历。相同相似的学习经历，使得他们将来有相同的人生经历和共同的话语对象话语方式；甚至，话语本身也需要相同：相同的教育会给大家相同的话语体系，只有理解并熟练使用这样的体系，对话才是通畅而融洽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说某人局局于自辩如同“祥林嫂”时，共同读过鲁迅的人会心领神会。而一个自绝于一般人读书经历的人，则可能一头雾水。话语体系把他隔绝了。
还有，王财贵提倡无须理解的诵读。其实，就读经本身而言，不加讲解的机械记诵，没有进入学习者的情感和认知，对一个人精神的塑造也将受到极大的局限。而且，即使从记忆的角度上讲，机械的记忆也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的记忆。
但是，问题是，作为一个教育专家，王财贵先生对以上五个问题他难道没有意识和警惕？
我觉得不大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他很无奈：现行教育体系拒绝经典学习，也拒绝他的建议和示范，无法实现教育的最核心的最原始的功能。于是，他只能另立一套孤悬的体系，自己去做。在废除读经几十年以后，要找出一个能教小学生疏通经典的中小学教师，也很不容易，于是，他只能要求不求甚解的“诵读”。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去思考：我们如何改进我们的教育，使之能够承担和实现教育的核心功能，而不是谴责王财贵，对先行者求全责备，对不堪的现状则委曲求全。
（本文作者为鲍鹏山，前四篇可以在我的以往发文中查看）
